写作是天赋加感动

2022-11-14  本文已影响0人  冯俊龙

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是得到无数人认可并推崇的。正如作家陈克华说:“世界上有华人华语的地方,就有人谈论张爱玲。”

“出名要趁早”,这句话是张爱玲说的。她自己出身名门,出名确实早。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校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23岁陆续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震动上海文坛。但张爱玲的出名不是因为她出身名门,而是因为天赋,以及她对生命的感动。

1944年3月,24岁的张爱玲写《谈女人》,博古通今,贯通中外,把女人的心思描写得入木三分,并且十分老道地总结:“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的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这位年轻的女性,甚至生涩得不谙世事,但又似乎饱经风霜,看穿了世态炎凉,把女人对婚姻、对生活、对情感、对自身的缺点、对男人的态度,甚至男人与她们的相处,都描绘得一清二楚。在这样的年纪能有这样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有感触的描写,不仅是有普通人不具备的天赋,还有来自于对生命的感动。

张爱玲的贵族气息,与优渥的家境,并没有让她童年一直快乐。父母的不睦,特别是母亲飞扬的个性,让4岁的她就和母亲分开。前朝遗少的父亲,依靠祖上丰厚的遗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后来还在后母的撺掇下,对张爱玲施以拳脚,差点让她死掉。父母离异之后,母亲再次出国,张爱玲和她姑姑一起生活。姑姑是爱她的,但直到78岁才结婚的姑姑,虽然也曾留过洋,但其性格或者生活习性不可能没有一丝异于常人。在压抑、憋屈、难受的生活中,敏感、聪慧、沉默的张爱玲对世界的观察也就越来越细致。对生命的感动,必定就会愈来愈泛滥。在她年轻的笔下,便会出现对女性心理的极度揣摩。

更早些时候写就的《更衣记》,把中国服饰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在颜色的描写上,张爱玲用的形容词堪比画家手中的笔,色调鲜明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张爱玲的散文其实就是带着感情的说明文,生动有趣又让人一目了然。她27岁(1947年)写的《华丽缘》,又把中国地方戏描摹得惟妙惟肖,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头头是道。无论是中国服饰的繁复,还是中国戏曲的绵长,都在张爱玲的笔下如清泉细流,汩汩直进读者心中。这样的传统精粹,浸润的不仅是读者的视觉,还有灵魂上的共振。

难得的是,张爱玲在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之时,不经意间就迸发出来的金句让人在兴致勃勃中不由深思:“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晒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都东西若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但忧愁是忘记得了的吗?不能!不但不能,还会源源而生。那怎么办?张爱玲自然有办法,那就是通过穿衣服来“破解”。

张爱玲一生都在穿衣服上用足功夫。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人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好用衣服来弥补。”这可以看成是她的自我解嘲,但更是她对生活心生感动,以至时时都要盛装自己,以感谢生命之不易。但同时,张爱玲又看得很开,知道“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这样的“假想”,是热爱生活但又不得不屈服生活的精辟见解。接下来,她又对女人的“不争”引用了西方作家的话做了更加独到的挖掘:“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女人的衣柜里永远都少一件衣服”的遗憾,原来是对丈夫“漫不经心”的疏忽!

也许,父母的婚姻让张爱玲极早地领略到家庭的温暖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特别是妻子对丈夫于家庭的稳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此时的张爱玲又矛盾起来:“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是在那一撒手罢?”这也许也就是她对爱情、婚姻的渴望、执着,到最后的伤痛、决绝、清醒?

《华丽缘》是借写看戏,把戏中一对男女的爱情啊故事穿插在现实之中。戏里戏外都是戏,人前人后皆非人。如果单是看见一出戏中男女在恋爱,以为作者写的就是中国戏曲的来龙去脉,顺带把摆场、戏服、做功、念唱、人物形态、剧情白描逐一展现在读者面前,那就是并没有把“作者”这特别的观众想要表达的特殊“剧场”理解透彻:其实,在舞台上的这个爱情故事,就是活生生地展示在现实之中!

20多岁的张爱玲,不但出名早,而且过早地对生活有了深刻理解。在《华丽缘》的结尾,她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是几何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的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其时,正是她经历了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接近尾声之时。戏与人生相互纠缠,在早熟、通透、坚硬的张爱玲心中,已经清晰。看似戏台上的悲喜,其实是人生的琐碎。

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是在她30岁以前。以写实的方式写小说,把有关自身的事情揉和进文章,是很多创作者所热衷。毕竟任何人对熟悉的事更驾轻就熟。因为张爱玲透露了有关家事的“秘密”,张爱玲的舅舅十分生气:“她常来问我,我什么都告她,她却在文章里骂我们……”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曾孙李家皓曾经说:“张爱玲写小说是为了出风头,她没东西写了,就写自家人,什么丑写什么。她写别人是病态,她自己本身就是病态。”这样的指责不管有无道理,但对于一位将自己所见所闻所知的事作为写作材料,最后变成文字留下来的作家,其作品得到读者认可,这就是肯定。

正如19岁的张爱玲在她的《天才梦》里写的那样:“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纵使天才,亦有缺点;即使天才,亦要有对生命的感动,这样的“天才”所创作的作品,才会一直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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