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毕竟是书生

大凡读书人分两种，一种是读书为我所用，一种是读书为书所用。前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将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局面；后者尽信书籍，奉行教条主义，一切以书本知识为依归，往好的方面说，是读书读到书眼里，往坏的方面说，就纯粹是个书呆子。

从篡汉后王莽的托古改制，进行经济改革的那些措施来看，王莽显然属于后者。如果王莽没有在公元9年1月15日篡朝夺位，倒可以讲这种书呆子的习气理解为某种可爱的性情，但是他偏偏做了“逆臣贼子”，而且还成功了，如此一来，他就不可爱了。可是一个书呆子如何又能故装好人，韬光养晦而不露痕迹？

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射声校尉，在任上，王莽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39岁时，王莽辞去大司马之职，隐居乡野，此间儿子杀人，王莽逼其自杀，博得好名。王莽以自己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又阴险毒辣的官场制胜手段最终赢得了一小撮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戴，然而书呆子会有如此精明狡诈吗？可能的解释，是“王莽可能精神失常”，更进一步说，应该有些人格分裂。做个假好人对王莽来说或许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施政于天下，解决刻下最要紧的问题，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王莽就像幼稚园的小朋友。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如同一出没有结尾的电视剧，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 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土地，或成为“犀利哥”一样的乞丐流民，或沦为高收入者的私奴。如此一来，国家实际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而这些人，正是“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国家没有可征之兵，政府没有可征之税，前者威胁国家安全，后者影响财政收入，另则，富权阶层声色犬马，“骄而为邪”，贫困百姓因穷生奸。富人穷人都不做良民，社会治安急转直下，百姓没有安全感。

治标先治本，王莽认识到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土地兼并，但他施行的办法却让人跌破眼镜。他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将土地收回国有重新分配。这看起来不错，听到后也令人动心，但王莽的土地国有却以井田制的方式推出。他所接受的教育让他知道，三代是制度最为完美，百姓最为富足，人心最为纯美的时代，武王、周公是人人追膜的圣人明主，既然自己做了皇帝，要开创新时代新事业，超过始皇、高祖，汉武，就必须学以三代而不改。

放到特殊时期，王莽的这一理论颇有右倾的色彩。井田制下，土地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一对夫妇授田100亩，缴税额为10税1。商周施行井田制，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实际上到春秋末期，这一制度已名存实亡。

王莽的理想貌似伟大，想要再创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的世界，但他却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这就好像硬要穿着长袍马褂在车水马龙的现代社会溜达。

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将王莽对土地制度的改革视为一项农业政策，将五均、六筦视作商业政策，也就是国家垄断经济。

王莽极为信奉《论语》中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而这一改制政策，他是根据思想顾问刘歆所引《周礼》、《乐语》为依据而提出来的。

“五均”、“六筦”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对名山大泽所出之物进行收税，垄断货币材料的采掘、冶炼和铸造，禁止一切私人铸币行为，并对各大城市的物价进行政府干预，并直接进行赊贷活动。也就是说，通过这一政策，王莽的王朝政府成了全国最有权势的商人。

王莽将自己所领导的经济改革看成一项伟大的成就，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说：“今开赊贷，张五均， 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看上去是为了百姓福祉，实际上是往自己的腰包塞钞票。

比如他实行10税1的田赋后，政府的田赋收入一下子增加了2倍。王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赚了一笔，但这并没有维系太长时间，实际上，除了首都及附近几座城市外，王莽的新政始终没有更大范围的施行。这也跟王莽的书呆子脾气有关。他满以为自己在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王莽以为只要命令一下就往事大吉，对地方官员接到领袖命令后，是否能遵照执行从不关心，他的政策只是大而化之，在颁布之前不下基层，不做民意调查，故而他的改革多有华而不实的地方。这也是他“尽信中国古典”的缘故。

读书人喜欢大而化之，习惯于不求甚解，也就不专注于细节，“带有盲人摸象的成分。”个人化情绪尤为明显。货币改制便是如此。

王莽的货币改制总共进行了5次。第1次始于公元7年，在西汉通行的五铢钱之外，政府又铸造了3种新币，一是大钱，二是契刀，三是金错刀。大钱每枚重十二铢，其重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当五铢钱50枚使用；契刀与金错刀更是离谱，前者当五铢钱500枚使用; 后者当五铢钱5000枚使用。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东观汉记》《史记》《汉书》《后汉书》《汉记》《后汉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钱穆《秦汉史》，吕思勉《秦汉史》《剑桥秦汉史》《上下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