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曾经的浙江大学“保姆”
竺可桢是中国近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气象界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自1936年4月25日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来，历时13年之久，是浙江大学诸多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人气最旺的一位，也是对浙江大学贡献最大的一位校长，在学校师生和校友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崇高形象，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
竺可桢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校长任期内创造了一个神话，使浙江大学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性大学，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浙江大学至今仍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甚至被英国著名的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原名竺兆熊，浙江上虞人。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上虞东关镇一个米商之家，父亲竺嘉祥经营着一个只有两间屋的米行，母亲顾金娘性情贤惠，操持八口之家，竺可桢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尽管从小身体孱弱，却聪慧过人。
竺可桢5岁进私塾读书，深得私塾先生的喜爱，认为这小子聪明伶俐，竺可桢之名就是私塾先生所起，认为这小子将来一定是栋梁之才，竺父闻之，竟用自己米行三分之一的收入，为竺可桢聘请当地著名的私塾先生章景臣进行家教，以期望自己的小儿子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1899年，东关镇上的毓菁小学堂建成开学，这是在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下，当地开明士绅捐资兴学创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堂，第一届招收了100余名学生，9岁的竺可桢以优异成绩考入毓菁小学堂。
1905年，竺可桢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毓菁小学堂毕业，百余名学生能够拿到高小毕业文凭的还不足10人，可见这所学校教学的严格，竺可桢在这所新式学堂打下了良好的教育基础。
1905年秋天，15岁的竺可桢在自己私塾老师章景臣的资助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考入了浙江商人叶澄衷捐资创办的澄衷学堂，这所新式学堂是上海最负盛名的由中国人创办的民办学校，李四光、胡适、竺可桢、丰子恺、夏衍等一大批著名人士都曾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书，竺可桢还与比自己小一岁的胡适是同班同学，竺可桢因品学兼优，为人热情正直，还被同学推举为班长，只是由于过度用功，此时的竺可桢身体健康状况极差，以致胡适担心他的寿命，甚至两人还打了赌，竺可桢深受刺激，此后开始注意锻炼身体，增强自己的体魄。
1908年春，澄衷学堂因学潮、罢课等原因一度停办，胡适去了中国公学读书，而竺可桢则于当年暑假之后转入复旦公学继续求学，复旦公学是马相伯于1905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官助的高等学校，极其重视外语教学。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这是中国早期的理工学堂之一，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
1910年8月，竺可桢和胡适分别从唐山和上海赴北京参加了第二期留美“庚子赔款”公费生的选拔考试。1908年，美国国会批准通过了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法案，将中国的留学潮从日本引向美国。当时有400多人参加考试，只录取了70人，竺可桢位列第28名，胡适位列第55名，竺可桢去了伊利伊诺大学农学院，胡适则去了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二人报着实业救国的理想都选择了农学，但后来却都转换了专业方向。
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生合影
竺可桢从伊利伊诺大学毕业之后，于1913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气象学，并以《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的论文，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
1914年夏，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与同学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人在康奈尔大学发起成立了科学社并创办月刊《科学》杂志，向中国国内介绍和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不久，这些人和科学社、《科学》月刊也一并转到哈佛大学，正在哈佛大学的竺可桢立即参与科学社的活动，积极为《科学》月刊撰写文章。1915年10月，科学社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社”，竺可桢不但是第一批成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竺可桢就被美国地理学会接纳为会员。
1918年秋，竺可桢怀着一腔报国为民的激情，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地理学和气象学教授，之所以选择应聘到武昌高师，是因为武昌高师的工资较其它高校高一些，竺可桢在留美期间，其父、其兄相继过世，照顾一家老小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但武昌高师的学生大多都是湖北、湖南人，学生几乎听不懂竺可桢的绍兴话，课下交流也比较困难，而学生只能通过教授的讲义来搞懂学习内容，竺可桢不得不花精力去刻印讲义，当时武昌高师教员中，以留日学者居多，而竺可桢是留美的，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主张，得不到同仁的理解和支持，这让竺可桢感到十分的孤独和苦闷。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南京高师，郭秉文191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一年前刚刚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南京高师云集了一大批留美学者，而南京高师的学生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身处这样的教学环境之中，竺可桢如鱼得水，他被聘为文史地部教授，主讲气象学和地理学。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创办了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地学系并出任系主任。竺可桢认为，甲午战争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执政者缺乏地理知识所致。而当时的中国，只有上海、香港等地建有二、三处外国人建立的测候所，而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大小的美国，却建立了200多个测候所，中国亟待建立权威的气象观测站，竺可桢决心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为此创办了地学系，以培养中国人自己的气象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一时期，竺可桢发表了有关东南亚台风、天气型、历史上气候变迁和阐述发展科学地理学等一系列专著。因与学校领导层发生矛盾，竺可桢曾离开东南大学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一年的编辑，还在南开大学任教一年。
1927年，东南大学被国民政府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成为中国大学当中院系设置最全、办学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其风头盖过了久负盛名的北京大学。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竺可桢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并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首任所长，同时辞去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职务，也正是在这一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了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气象台。
从1928年到1936年，竺可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气象研究所的行政和业务工作上，创建北极阁气象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等，推动全国各地气象台、站的建设，培训气象人才，开展气象研究，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近代《气象学》专著，屡次当选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34年与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派人在西藏拉萨设立了拉萨测候所。
1936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浙江大学也受到波及和影响，浙大学生和杭州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郭任远招来军警镇压学生，激起学校师生的强烈不满，开始了“驱郭运动”，实际上这次学潮只是导火索，郭任远在执掌浙大三年期间，“强力推行军事化管理，随意开除学生，解聘教授。”“先后受到开除、勒令退学和其他处分的学生竟达百人之多。”为了平息浙江大学的学潮，蒋介石亲自到浙江大学训话，并答应了全校师生更换校长的诉求。
素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举荐吴雷川、周炳琳和竺可桢等人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蒋介石最终圈定了竺可桢这位浙江同乡，并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政治会议通过了由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决定，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从此开启了竺可桢时代。
竺可桢校长
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时，浙江大学仅设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在校学生500余人，与国内同类学校相比，尚属于地方性国立大学。竺可桢对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并不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愿意离开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这是他亲自开辟和建立的专业领域，且已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而大学校长事务繁杂且与官场交涉甚多，这正是他的顾虑所在，但在陈布雷、蔡元培等人的游说之下，竺可桢只好勉力为之，但也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任职的三个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三是时间以半年为限。”可见他并没有长期任职的打算，仍然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
竺可桢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宗旨的：“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该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世，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之需要。”“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何谓“领导人才”，竺可桢提出了四项条件：（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3）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4）健全的体格。
竺可桢自担任校长伊始，就提出了著名的“竺可桢之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就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自1936年以来，“竺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浙大学子，浙江大学始终坚持把“竺可桢之问”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和学生毕业纪念册上，由此可见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影响力。
竺可桢在读书
竺可桢履新之后，根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整肃措施，以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经费预算、聘任、晋升、招生、课程设置等重大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各专业委员会主任都是由他主持遴选作风正派，在师生中有威望的人担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政府对大学以党化教育控制，经常遭到学校师生的抵制，教育部规定大学训导长须由国民党员担任，而竺可桢就给予抵制，而是选派深得学生拥护的费巩教授和黄遵生教授担任训导长。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他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网络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对在学校任教的教授和讲师关心备至，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化通才教育，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加强基础教育，动员一些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学校和各学院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一些学术成果在国内外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期间，可谓是浙江大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学校已经发展为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30个学系、10个研究所，副教授以上队伍增至200余名，在校学生达2000多人，跻身于国内名校行列，成为大师云集、学子竟相报考的著名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竺可桢亲率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赣、湘、粤、桂、黔、闵等七省山水之间，行程2600多公里，先后更换了建德、吉安、泰和、宜山等校址，历时两年有余，最终于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七年。
浙大西迁之时，竺可桢还肩负教育部的一项重要使命，把杭州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册、140箱进行保护性转移，《四库全书》共有七部，其中三部在清末已毁，抗日战争期间又损毁二部，竺可桢不辱使命，将这部中华国宝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地母洞存放。
正是在浙大在西迁期间，竺可桢由于无暇顾及家人，经历了丧妻失子之痛，浙大西迁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万苦难以尽述，可谓是一所大学的“文军长征史”，而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
浙大西迁纪念碑
1938年11月19日，根据竺可桢的提议，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确定以“求是”为校训，竺可桢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将“求是”解释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以自己的处世准则和生活体验，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作为“求是”的行动准则，浙大的“求是“校训，对塑造浙江大学学子的道德品质起到了相当大的主导作用。
竺可桢尽管素有浙江大学“保姆”之称，但他对校长一职并不执著和留恋，在其十三年的任期里，竺可桢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辞呈，但无论谁出任教育部部长，对竺可桢都是极尽挽留，甚至还动议请竺可桢转任中央大学校长，以对竺可桢办学业绩的肯定和褒奖，国民政府需要竺可桢这样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来管理大学。
而浙江大学师生更是不愿意竺可桢离开浙江大学，全校师生热情挽留竺可桢继续执掌浙江大学，也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在民国时期，全国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而像浙江大学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还是相当罕见的，可见浙江大学师生对竺可桢的不舍、留恋和爱戴。
1949年4月，竺可桢黯然离开了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几分脱离“苦海”的庆幸，也有对浙大的不舍和留恋。教育部长杭立武多次催促其去台湾，竺可桢都不为所动，一些同仁好友也来电游说，蒋介石甚至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专程到上海相请，竺可桢都不为所动，依然留在上海，等待黎明的到来。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就宣告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中科院的副院长，由此走上国家级科研领导岗位。1955年又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实际上早在1948年，竺可桢就被中央研究院评选为院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评选院士，首批评选了81人，都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人物。
1972年，竺可桢以72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晚年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专著，引起世界学术界的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患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竺可桢在美国哈佛大学开始涉足气象学学习和研究时，就因专业学习的需要，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由于生活动荡的原因，竺可桢的日记只保存了从1936年到1974年间的日记，总计38年零37天，这期间没有一天中断过，这些日记都是用蝇头小楷写就，共计800多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这也是竺可桢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宝贵资料，读者可以从这些日记的细微之处，能够看出许许多多曾经被遮蔽和隐秘的历史细节，以及一个科学家对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忠实记录。
竺可桢全集
纵观竺可桢的一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的异数，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域、学术成果和人格魅力，叱咤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科学的舞台，受到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青睐和器重，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竺可桢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能在全国解放以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重用，甚至能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被冲击和迫害，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个中原因，非常值得研究者探究其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