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五）——宝达师和安妮师（中）
我的老师（五）——宝达师和安妮师（中）
宝达老师的语文课，是我们所有同学最期盼的课堂。课堂上的老师，语速不紧不慢，吐字清楚，经常会用带有明显闽南口音的语气向台下的我们反问问题，然后自己在讲台上从东往西，再从西往东慢慢的渡上几步后，再告诉我们问题的答案。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讲解每一篇课文的时代背景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故事性的讲解引人入胜，精练的概括令人记忆深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宝达师和安妮师笔下的“艰苦岁月，快乐时光——中山中学十年”。
经过了几天的准备，我们“上岗”了，开始了我们并不熟悉的教学工作。回想起来，那是一个矛盾、无序的时期，当时是“文革”的后半期，虽然“复课”“闹革命”，但似乎更重视“闹革命”。
保达担任高二毕业班的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并担任一班的班主任；在老师还没到齐时，安妮曾担任过三个班的数学教学（一个月左右）。一班是好几届学生凑合起来的，年龄相差较大，有的甚至结了婚；认知水平也参差不齐。教学单位恢复了“班”的建制（以前“班”称为“排”，“小组”称为“班”，“年段”叫做“连”）。教材大都是省编的，除了语文、数学、还有“工基”“农基”之类，英语、地理、历史等都是小小的一本。那时，我们甚至“结合实际”自编教材。当时是星期天晚上开会，讨论一周的课程安排，每个星期都安排2个或3个下午的劳动课。我们似乎都是“多面手”，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分别担任历史、地理、音乐等课目教学工作。
当然，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教与学仍然是师生的“主业”。我们把教授学生知识当成自己的职责所在，而学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勤奋好学，也许也带着一份对“外来和尚”的崇拜吧（他们对我们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七七届学生聚会时，主持人谢同学还提到了我们的“割胿琴”）。当时，学校教学主要由炳球师与华安师安排。学校仍以教学为主，那时没有“高考”，学生毕业后就回生产队记工分、管财务、当民办，成为农村的文化人。首届毕业生王同学据说至今还当着村委会主任。记得林校长多次在大会上讲“大学，大学，就是大家学”的理论。当然，他也是照搬上级领导的话。即使是今天也没办法做到“大家学”。那时的“大家”也只有少数而已。但是我要说的是，从中山中学走出去的毕业生，有的被选送，有的则在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上了相关高等专科学校，以后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中山的李同学成为生物学教授；武溪的邱同学成为法语权威；民主的何同学成为军队医学专家；中山的林同学曾指挥一个旅的空军——他曾说，在部队考军校时，他也不曾想能考赢那些大城市来的战友；中山的张同学监察着全省的水电系统；中山的林同学管理着南方一座大城市的民政；民主的林同学曾指挥着一个营的边防军；阳民的邬同学管理着南方一座美丽城市的路桥交通，就在去年，组织师生参观港珠澳大桥；师生们穿着印有“中山中学”字样的红衣服在情侣路上一路走去……要知道，他们都是农村的孩子，虽说当初也有梦想，但大都不很“远大”：有工作，有工资领、不用作田。而有了今天的成绩殊属不易。当然，我们有更大量的同学，在城市、在农村各行各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们念念不忘曾经的老师，把中山中学当作一生难忘的母校。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上面派来了新的校长，他们是王日东、王臣太、潘志超。他们都兢兢业业、待人谦恭，全身心投入学校的领导工作。教育局从全县各地召来许多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还有新分配的大学毕业生黄树伟，以后我们成了“一家人”，经常和吴老师、连老师，还有一些留校的老师如刘立章、陈晨光等一起喝茶，食酒，度过难忘的周末时间。学校还成立了教研组，开展教学研究，武平一中阙校长还组织老师到学校来听课。上面还给学校配备了图书管理员、生活管理员、校医（李金凤师）、财会人员、厨师。学校规模不断扩大，除了中山外，还招了民主、下坝的学生。
学校各项工作逐渐正常化，劳动课相应减少，课余活动丰富起来，学校组织了男女篮球队，还组织过全县中学篮球比赛；组织了文艺宣传队，甚至还自制了乐器，文艺宣传队经常下乡演出，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此外还有打排球、打羽毛球等活动，至今我们还记得陈晨光一反一正接羽毛球的动作。
除了教与学，我们还耕种了几块水田（一处在学校北面附近，一处在原中山电站的后面）。我们还参与校园的整治甚至基建。有一段时间，天一亮就到后山扛石头（采石场丢弃的大石片）；到上峰、上岭扛毛竹松木；到寨背一带捡拾墓砖。在学校里打土墼、舂围墙……现在想起来，那时也“大胆”——炳球师设计了一座礼堂，就是用墓砖做柱，土墼做墙盖起来的，里面还做了舞台。此外，我们还在学校种了板栗、核桃；还种过西瓜、萝卜、苦瓜、白菜、芥菜等；在后山种油茶；在中山通往阳民的路边小山上种茶叶，在一个雪后极其寒冷的天气里，到学校后面修水渠……我们每学期都要带学生下乡“学农”，一般要住上10天半个月，参加所有的农事活动。在大队部蒸饭、自带咸菜。教学组的焕清师、立勋师、安妮等组织了校园测绘、卦坑到中山的公路测绘。我们逢暑假或寒假要去家访，记得最远的是民主的羊子杰，路边的茅草有一人多高，森林茂密，人烟寂寥。那天晚上保达与理光师傅住在兰同学家，受到他家的热情款待。
我们有时半夜会被叫起来去打火烧山——当然这在今天是绝对不允许的。大多是走到半路就返回了，只有一次走到了着火点，这时大火已被民兵扑灭或者是自然熄灭，只剩一点树枝在冒烟，我们扑打了几下，王日东校长说可以回去了。说实话，校长也不希望我们去救火，他要为大家的安全负责。但是命令，也只能如此。曾经有几个晚上，我们去公社挖地道——说是防空洞，不知那些洞今天还在否？又有一段时间的晚上我们去太平、阳民的生产队，向贫下中农读报纸、讲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今天想起来，我们当年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让我们平凡的工作生活，收获了一份轻松的快乐。
我的老师（五）——宝达师和安妮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