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西拾忆

西山路上 ｜ 青鱼摄

去年4月27日晚，我把定海西门的房子卖掉了。

那天晚上，一群陌生人在我家东看西看，他们对我的满墙书架发出阵阵惊叹，然后随便打开卧室的衣柜，打量某件衣服的质地与品牌；甚至坐在我家的马桶上拉屎拉尿，一边还在高谈阔论。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拨了。所以，当价格稍稍接近我的心理防线的时候，我说，好的。让这一切都结束吧。

自从我打算将这房子卖掉，这个房子开始不停地撒它的脾气，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墙纸剥落，马桶摇晃，门框上的油漆开始起泡，脱排和热水器，开起来像拖拉机似的响。甚至阳台上的衣服，动不动就吹落下来。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你的东西偷偷地扔掉，莫名其妙地弄出一些声响，让你起身去看，看它的每一个角落。离开这里纵然有许多理由，但我还是有些不舍。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离开。我以为我会一直住下去，直至老死。

我买下这个房子的时候，附近除了被唤作“茅岭脚下”的砾石坡，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我们过段时间就会过去看看，好像当时还没有路，可以抵达我家的方位。我们站在高高的建筑垃圾堆上，看它怎样打地基，从某个水泥方格里猜测可能的位置。这么多年来，我目睹了这一带每个细微的变化。尾山路和城西河路相继修通，城西河路接着又改成了双车道，中间一排笔直的杉树，有点像北方的景致。尾山路隧道通车后，与城区的距离大幅度缩短。以前我开车回家，到了昌国路田家炳中学路口时，要左拐到解放西路，绕很大一截。隧道修好后，右拐就差不多到家了，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想不起来右转，一拐就拐到解放西路上，现在这个右转的习惯已经养成，我却已经离开。

我在那里生活了15年，我很喜欢那里，尤其是以“垃圾菜场”为代表的市井气息。原来的垃圾菜场系茅岭农民的自由集市，只在泥地里由几根毛竹撑起一片白色的塑料薄膜，雨水积多了，在下面摆摊的小贩，需要不时地拿竿子去捅一下，哗地下来一大片水，众人四散。雨市的情景，虽然狼狈，但也颇为有趣，充满人间欢愉。光顾那里的人很多，图的是农民刚摘下来的新鲜劲儿，可能还比别的地方便宜一些。民间有谚：便宜两分钱，有十里路好哄。即使后来改造成正规市场后，人们依然坚称它为垃圾菜场。那里除了有点脏乱差，和间歇性的交通堵塞，生活是极方便的。许多小商小贩都认识我，我一拍口袋，哎呀没带钱，他们都豪气万丈，挥手慷慨道，尽管拿去啦！这么多年来，跟那里的城管也费过几次口舌，性格使然，看不下去时，总归要多说几句。记得为一个倚墙卖帚的耄耋老妪，让一个年轻的城管很没有面子。那里的乞丐也从来没有断过，或悲情嚎叫，或才艺表演，或死趴在地上让你看一段天绝人路的身世描述。我这个人特别的玻璃心，但凡口袋里还有点碎银，最后都统统归了他们。

在我以前的篇什里，提到过一位老太太，她的先生在一次出境旅行的车祸中丧生，这对她的打击难以言表。她一个人生活在这里，经常在小区的隐密小径游荡，或者独自在阳台上弹琴。她对我们很友善，凡事总替我们惦记着，我在这里谢谢她。我还写过一篇《对门》，这是一个鸠占鹊巢的故事。一位乡下母亲用牙齿缝里省下的钱为儿子置下这个房产，后来竟不能跨进房子半步，而挤在这个房间里的人已面目全非。它总让我想起科塔萨尔的小说《被占领的房子》。后来在小区外面碰到过那个可怜的母亲，她像做贼一样，偷偷地把我拉到一边，小声打问。

我平时与邻居并无交集，见面打招呼的，也缘于从前的背景，他们不是我母亲的老同事，就是和我姐姐在哪里一块插过队，抑或一眼便认出我是北门小囝，有着同样在北大街奔跑尖叫的童年。现在的居住环境，已经很难产生像从前那样的邻舍情谊。但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那会儿我还没有小车，更没有后来的滴滴，我推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在西山路上焦急地等待，出租车一直没有出现，公交线路又不对。后来，一辆从小区开出的豪车，意外地停在我的身边。我没能记得那张年轻的脸庞——那辆豪车我是记得的。他说，我从楼上看你等半天了，快，坐我的车走吧！

城西河路和西山路（茅岭）是小区的东西两头。西山路这边有一个门，虽不常开，但业主都有钥匙。门对面有一个清凉庵，对我来说，它仅是一个公交站名，每天有32路、36路、42路等大量以偶数命名的公交车经过那里，来往于城区与西郊。那时候，公交是我们主要的出行方式。我们出门时，一般会从小区的东门走，城西河路上有Y2路，车况稍好，但车次不多，出门的时候可以（始发站），但回来的时候，往往还没等到Y2的到来，我已经被开往西郊的农村公交接走了。这些奔赴双桥、岑港和马目等乡镇的农村车虽然有些老旧，但是车次多，密度大，无一例外都经过我们小区对面的清凉庵。清凉庵站，只竖着一个孤零零的铁皮牌子。不知何时，站牌下面多了一圈自发到来的胖沙发。虽然没有多少人会去坐，但感觉很好，像一个熟悉的电影画面。

站牌旁边有一个车床加工的小门面，里面有个戴袖套笼的老头，每回都跟我聊两句。他总觉得我像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他老这样说，我也觉得怪怪的。他与那个远房亲戚多年没有走动，个中原因令他感叹，他并没有跟我说什么，但一张老脸已经走了样。后来那里关掉了，老头也不知去向。在我们等得心焦四处游离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哎哎地提醒我们公交车来了的声音。

城西河路长且直，一到夜里，散步的人成群结队，蔚为大观。靠河的几个景观平台上，广场舞热火朝天，也有拉胡琴，吹笛子，呀呀地唱，都很陶醉。这么多年，我是看着城西河路上的小店一家家开起来，有烟酒店、水果店、豆腐店、裁缝店、蔬菜店、洗车店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离小区最近的一家水果店。开店的是一个嗓音沙哑的河南女人。店里还有一个男人，长着一张冠冕堂皇的脸，什么也不干，女人骂他的时候，他依然能够保持足够的修养与风度。后来女人回河南奔丧，男人还在，隔壁的老裁缝告诉我，这个男的是一个“烂沙壳”，身无分文，每天以腐烂的水果为食。后来水果店几经变更，变成了现在的白斩鹅店，味道正宗，生意火爆，是我离开那里的一个小小遗憾。

那个隔壁的老裁缝，日以继夜地在衣料堆里忙碌。有时候，我们看晚场电影回来，她还埋伏其中，在灯光下一刻不停地踏着缝纫机。她让我想起宫崎骏笔下的人物。我实在也没见有谁去做衣服，但她就是这么忙。裁缝店门口，摆了几个陈旧的白色塑料模特，缺胳膊少腿的，脖子上还系着一根防止其倒下的布绳。老裁缝有一个更老的母亲，都快有九十岁了吧，我看她坐都快坐不住了，拉着白模特的一只手，歪斜着似乎要一头扎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城西河路上的故事很多，那里还开过每天蹦嚓嚓的舞厅，当时舞厅已经是穷途末路，生意并不好，仅有几个穿戴过气的人在那里寻欢作乐。舞厅的一个合伙人，是我亲戚，我为他设计了一个花哨的充满荷尔蒙气息的广告牌，不过舞厅很快就关门大吉。其实舞厅及周边建筑都是一个老板的，他后来开了一家有钱人的逍遥场所，夜夜霓虹，有香车美女出入。朋友曾带我进去过一回，里面声色犬马，是另外一番世界。

和我同住西边的朋友不多，数阿涌住得近些。他家在尾山路上临街的二楼，我在楼下轻轻地一喊，他就会应声下楼。这样的情景回想起来，也是难得再有的珍贵记忆。一般我们会去胖子家聊天。那一次我们起兴，翻山越岭去了石声家，石声有诗曰：上山来，让你看一朵不一样的云。这朵云不好看，龙峰岗西麓都是一些坟墓，阴森可怖，后来是从金家湾的山坡上回的家。金家湾下面是白虎山路，白虎山路上有家早餐店，我经常在那里将就。老板是我早年的北门邻居，我一边吃，一边听他的北门掌故，他打听当年风云人物的下落，而我一概不知。早餐店是个三角地，它的锐角冲向街的一面，所以每天早高峰的时候，这里经常造成拥堵。我一边吃，一边阅人无数。我想，这里应该安个固定机位，每天拍一百张照片——就像一部我想不起片名的外国电影，里面有这么个固定机位，每隔几分钟拍下一张，多年以后，有个作家偶然在那里翻看照片，从中找到已故多年的妻子早晨去买菜的情景……

当年，作家叶宗轼先生还健在，他住在我隔壁的金平小区，但少有见面的机会。我还因为编辑部的什么事，专程去拜访过两回。那里除了金平小区，好像还有金平公寓，我弄不太清楚，叶先生的家在曲里拐弯的地方，回回令我迷失。还有一个傅兰兰，我是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她的，但知道她住在金平公寓，还是后来的事情。有一次我开车接她，去参加一个我们共同被邀请的私人活动。当傅小姐走进副驾驶座时，我楼下的那位老太太刚好看到这一幕，她的不可原凉的目光死盯着我。我跟她打招呼，她竟愤然离去。

从傅家小区出来，有一个与城西河路形成丁字形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以前有一个修自行车的摆摊的老张。老张说他在电视上看到过我，说我是一名作家。他喜欢跟我探讨世界问题，他的口头禅是，现在世界形势到哪一步了？他不是开玩笑，他关心着这个世界每个角落。关心的范围太广，我有点吃不消。比如跟我谈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比如伊斯兰在欧洲的蔓延，比如二战后的世界格局等等。我的自行车都是在他那里修的。他给我换的轮胎，是真的好，几个月不用打一回气。我母亲的轮椅坏了，我从东门驮到西门让他修，他让我各种省心，我也有点喜欢他。有时候回家早了，被他叫住，也会聊上一阵。聊得多了，他也慢慢将话题引到自己的身上，说来说去，总归是世道不公平。我说，你没法去改变这个“不公平”，好呆现在还有点小自由，你要想点办法。他摇了摇头，没有办法。人总有没办法的时候，自行车慢慢被电动车替代，电动车他又不会修，生意日渐冷落。后来我开小车，不好跟他打招呼，怕招摇。后来碰到过一次，中间已经隔去了大半年的时光。老张说他的腿摔断了，从医院出来又在家里养了几个月。那天离开的时候，我特意移下车窗朝他的小区方向看了一眼，没有老张的身影，连他的胖胖的经常在那里卖豆米的老婆也不在。原来摆修车摊的地方，还遗留着一小片油污，挂在墙上的一只软绵绵的自行车内胎不见了。

我本羸弱，无缚鸡之力，在这里要感谢许多人。这里说两个人，先是陈师傅，陈师傅是我家装修时的水电工，住在附近的凉子墩新村。但凡我家里有鸡零狗碎的事，不管是不是他的范畴，我都打电话找他解决。他人极善，没脾气，好商量，还给我贴钱买零件。我往他口袋里塞点辛苦费，他死活不肯收，每次都把钱扔在地上，仓皇而逃。他有一个念初中的女儿，他因此很满足：我幸亏生个囡啦，生囡还愁啥啊，每日南风吹吹，老酒嘬嘬，晏觉睏了嗤嗤响。我想一个人要安抚自己，总是不缺缘由罢。我曾经跟他说起过新买的房子，我说到时候你还做我的水电工。陈师傅很高兴，欣然说好。好巧不巧，一年之后，我俩居然在新房子的电梯厢里碰上，陈师傅一声哎呀，在他是惊喜，而我羞愧难言，一张老脸没地方搁。

还有送水工小蔡，是安徽蚌埠人，这些年多亏了他，经常家里没有人，回去又很晚，就先让小蔡送一桶到我家门口——我没曾想，如果楼道的单元门关着，小蔡还要等有人进出——这样的耐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因为总是赊账，赊得多了，连小蔡也犯糊涂，他总是说，没事没事。有时候我回到家里，原来说好的水桶并没有出现。我再给小蔡打电话，小蔡往往会来一句蚌埠话——以表示他的不该有的健忘，那一句特别有质感，仿佛是大腿一拍：我滴孩来！后来我发现，反倒双休日很难联系到他。我渐渐有些明白过来，我想我的猜测是对的。在我离开的时候，给小蔡发了短信：小蔡，感谢你这么多年来的服务，我即日离开这里，就此告别，愿上帝保佑你。小蔡很高兴，也很惊讶，以为我也是，他回复说：主内平安，耶稣爱你。

我很感激那一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首先是我在阳台上躺在吊床上看书的一幕。阳台虽小，但阳光很丰沛。当时我尚年盛，精力充沛，热衷于跋山涉水，露营野炊；还有点摄影的小爱好，瞎拍一气；还有到处找破落村庄，打算买个院子安度余生，最后的选择，总是一如既往的平庸。那段日子，也是我母亲患肾病三天两头去医院血透的时候，我做得不够，但已尽绵力。还有还有，我在那里学会了游泳，这是一件大事。在我家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小区的短距泳池，波光粼粼的，每天都在召唤我。我为此买了一只花花绿绿的游泳圈——一个浑身赘肉的中年男拿着它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每天立在水里，盯着别人看，看他们怎么个游法，此情景非常像电影《虎口脱险》里的油漆匠在土耳其浴室和英军飞行员接头，接头暗号鸳鸯茶、鸳鸯茶……

15年前，我搬到西门，民俗学家张坚先生特意送我几盆绿植，都非常好，数其中的一棵龟背竹生命力最为顽强，从未移盆翻土，从未营养调理，想起来了浇点水，想不起来，几个月就干在那里。开头几年特别养眼，后来还能每年给你抽上几支新叶，倦缩着，迎着斑驳的光影，冷不丁地舒展开来，那片绿真是嫩得不行。我们欢喜得不行，又很愧疚。最后几年，它没有再抽新技，一息尚存的样子，一天天地让我看它的败相。我是一个能懒则懒的人，那天终于下决心，把它送到俞老板的花圃里。前不久我去看它，它还在，比以前更加的枝繁叶茂。我想是时候了，该把它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