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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杂谈:任民自为

2017-11-03  本文已影响387人  北池鱼

1. 任民自为

大道自然

谈到老子的治国思想,大概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老子的无为政治。老子常言:“为无为,则无不治。”以“无为”为“为”,则天下没有治不了的事情了。无为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大部分人不是很了解,有的甚至认为,无为,那好,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天下就好了吗?我们知道,老子的说话对象是统治者,是王侯卿相,如果向他们兜售什么都不做的理论,那么,王侯卿相什么都不做了,他们存在的价值何在?

所以,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让老百姓自觉作为的意思。

《道德经》十七章言:“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老子说:“最好的统治者,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者,老百姓亲近他,称赞他;再次一等的统治者,百姓害怕他;最差的统治者,百姓侮辱他。如果统治者诚信不足,百姓就不会信任他。最高明的统治者,总是很悠闲的样子,他很少发号施令,等到事情做成了,百姓们都会说:‘我们是自己如此的。’”

老子把统治方式分成四等,最好的方式就是无为,统治者好像什么都没做,但有百姓在做,统治者并没有发号施令,百姓却把事情做成了。说明什么?统治者只是在做服务的工作,需要我服务,我就努力做,不需要我服务,我天天钓鱼都没有问题。

老子推崇这种统治方式,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百姓可以干好自己的事,而且,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百姓干自己的事,不要瞎指挥。不瞎指挥了,统治者清闲,好像无所事事,而老百姓也没有压力,觉得什么事情都自然而然做好了。

庄子说:“上如标枝,下如野鹿。”说的就是这种统治方法,在上者如高高的树枝,在下者就如野鹿,野鹿在高枝下自由奔跑,毫无妨碍,上下相安,彼此无事。

第二种统治方式类似于儒家的有为政治。儒家念兹在兹的是百姓。为了百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十三年,大腿上没有肉,小腿上不长毛,这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精神当然会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百姓亲近、称赞这样的统治者。

第三种统治方式类似于法家的法治。统治者制订法律条文,高悬于官府,刻石于百姓常来常往之处,强迫百姓必须遵守。老百姓一有违犯,轻则罚金,重则入狱,所以,这要的统治者老百姓非常的害怕,谨小慎微,惟恐犯错。

最差的统治者是像桀、纣一样的统治者,他们严刑峻法,绳墨百姓,搜刮财物,供自己享乐,而对老百姓的死活不管不问。对于这样的统治者,老百姓侮辱他们,诅咒他们,直到忍无可忍揭杆而起,拿起锄头、菜刀做武器,推翻他们。

比较四种方式,第二种虽然可以获得老百姓的亲近,但太累,第三种方式不仅累,老百姓还不领情,第四种方式虽然很快乐,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所以,还是第一种方式比较好,虽然老百姓并不一定感激我,但上下相安,彼此无事,反而可以长长久久。

2.  四无与四自

论道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天下的禁忌多了,百姓就愈贫穷;人间的利器多了,国家就愈混乱,官员喜欢技巧多了,奇技淫巧就会增加,法令愈多愈细,盗贼反而变多。所以圣人说:“我无所作为,而百姓自己发展,我爱好清静,而百姓自我端正;我无所作为,而百姓自然富足,我少私寡欲,而人民自然纯朴。”

何谓天下多忌讳?孟子见齐宣王,齐宣王问:“周文王有园林方圆七十里,百姓以为小,而寡人的园林才四十里,百姓却以为大,这是什么原因?”孟子说:“周文王的园林,打柴的捕猎的都可以去,而大王您的园林,不允许老百姓进入,打死里面的一只鹿,与杀人同罪,这是在国内设置了一个陷阱啊,陷阱方圆四十里,再小百姓也以为大啊!”

统治者设置许多禁令,这也不许,那也不许,百姓当然就穷了。满清政府闭关锁国,不允许汉人与外国人做生意,这是满清治下的百姓越来越穷的重要原因。

所谓民多利器,不能解释为人民利器多了,老子说:“天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个利器,当然掌握在统治者手里。“民多利器。”意指国家的暴力机关多了,警察、监狱、军队时刻准备镇压人民,人民为了反抗它,各种各样的地下群体、社团就多了,暴力冲突的事件就多了,国家就越来越混乱。一个企图用暴力手段维持的政权,它领导下的国家能清静吗?

所谓“人多技巧”,始作俑者当然是统治者,第二章老子曾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正是统治者喜欢稀奇之物,民间的奇技淫巧就出现了。 还是对统治者的要求,要求统治者不要沉迷于声色玩好。

何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令太严苛,老百姓动则得咎,那不就遍地盗贼。

这四个方面的弊端危害如此之大,所以,圣人说,“我无为而民自化”这是针对“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而言;“我好静而民自正”针对“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而言;“我无事而民自富”是针对“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而言;“我无欲而民自朴”是针对“人多技巧,奇物滋起”而言。统治者能以“四无”临民,而百姓报之以“四自”,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统治者无为,百姓才能正常的生活,统治者一旦有为,野心家就会跟随权力起舞,宵小得势,百姓就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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