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

祛魅（Disenchantment）

这个词的提出者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倡导禁欲主义、新理性主义，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

韦伯将其称为“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即“祛除神秘性和一切不确定的东西”。

“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

人们排斥经院式学术的权威与形式性、教会的权威与礼仪，根除那些潜伏在宗教礼典与信条的思维形式中的咒术性因素，使得他们的超验的神性和人性失去其神秘性，走向世俗化，从而使人类获得伦理上的主体性地位。

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理解，从自身利益出发，去解构神和自然。如人们不再需要向教堂购买“赎罪券”，便可以自主解读圣经。

然而，“祛魅”不是没有后果的。

韦伯认为，“祛魅”后的科学也会面临“恶魔般的”后果。“祛魅”释放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创造力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但发展到极致就会成为困住现代人自由的“铁笼”。

第一，“祛魅”会引发人类价值取向领域内的“诸神之争”，面对多元诸神出现了许多决断困难与生存困惑。一神论终结后，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如此多元的价值在政治、经济、思想、审美、性爱和知性这六个“价值领域”中无法调和，人们便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如今，自由主义、实证主义、悲观主义、女性主义等观点站出来，人们很难在这些神化的观点中做出抉择，认识到世界的荒谬，便陷入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第二，“祛魅”祛除了情感和价值，工具理性使得人们忽视价值理性，人走向“非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了。一切事物都可以在精密的计算下被“理性化”，成为人们追求名利的工具。技术的进步虽然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发达和自由，但这也导向了一种缺乏崇高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冷冰冰的社会机器，进而成为束缚人们的“铁笼”。

第三，“祛魅”带来的技术理性造成了社会体制走向官僚化。官僚制排除了个人的偏好和专断，依靠形式化的一般法规来组织社会，使得一切事物能够成为可计算、控制、预测的，社会也就成了一台非人的机器，个人就是机器上的齿轮，没有个性，只能按照社会指定的路线行动。

在阐述了“祛魅”的后果后，马克斯·韦伯也试图对“祛魅”后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重建。

他关注到中国的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不同于新教伦理的将对现世的紧张关系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伦理。

儒家思想比较温和，只是让人们去以卡里斯玛型的圣人为榜样，追求那些优秀品质，如尊老爱幼、守孝道，讲究修身、礼义廉耻等等。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内圆外方”则在坚持内心原则的同时努力与外界和谐相处，既倡导积极入世的实用理性，又有精神、道德的更高层次实现。

儒家思想就在理性化的世俗世界中保留了人性的闪光点，是一种与新教伦理完全不同的宗教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