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在新疆麦盖提劳改开荒，两名解放军干部来探望后，我生活

1951年10月，我被押送劳改队，到荒无人烟的麦盖提县二浪卡开荒。

劳改队比关监狱好！我在监狱只有一天两次放风可以见到太阳，在劳改队天天见到太阳；监狱关押八十五天算一下，吃了85 x 3-1=254个馕，在劳改队可以吃窝窝头，馒头，面条等，还有菜吃；监狱天天没事胡思乱想，劳改队天天干活，什麽都不想了——在劫难逃，既来之则安之。

开荒前先要引叶尔羌河的水，在三百多米的凹沟里筑一条大坝。劳动工具是筐子扁担，劳动时间是两头不见太阳。

在犯人们去二浪卡的路上，路边有一个连的解放军老部队。部队的战士们看见我们被枪杆子押着走着，路上扬起了飞尘，调皮地喊：“关禁闭，大休息；劳改队，炼身体；枪毙了，透空气！”我心里一笑：好说词，真男儿，军人理解军人，生死两由之。

1952年冬天，我们170多犯人到麦盖提县英尔曼开荒。

这里有十一团三营的三个连队，解放军老部队。一座座沙丘是红柳包或者胡杨树包，挖开一个沙丘柴火可以拉满满一马车。队长叫把柴火拉到县城去卖掉，钱用来改善伙食，大家吃得好，干劲大，半年开荒3000多亩。

那天，管教干部通知有老部队的人来看我。

我心里一惊：这个时侯居然有解放军老部队的干部不避嫌疑来劳改队看我！

来者是营教导员石明和宋参谋。一年前，我在骑兵团当作训参谋时，石教导员奉命去塔什库尔干执行接收边防的任务，到起义部队借八十匹战马。

我说塔什库尔干高寒缺氧，环境恶劣，一定要挑最好的马。我与石教导员和宋参谋到一个个连队一匹匹地挑马。

边挑马边讲授相马经，讲爱马之道。听得石教导员赞不绝口。挑出的八十匹战马体膘好，耐力强，圆满完成了雪域高原战斗任务，而且没伤亡一匹马。

那是从骑兵团一千多匹马中选出的最好的战马，有的连队舍不得，把好马藏起来，我硬是耐心说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亲手执缰强拉。

从塔什库尔干返回，两位有良知的干部难以相信，这样老老实实为解放军做事的人会“叛乱”。但军事法庭的判决已如铁案，无力挽回。

他们出于军人的良知、出于中国老百姓的朴实的报恩心情，特地骑马走了近百里路，到二浪卡工地劳改队来对我表示感谢。安慰我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并问需要什么。

我犹犹豫豫地说，把金星钢笔能不能还给我？这支钢笔有纪念意义。

1950年，起义部队参加大生产运动。我蹲点的那个连队成绩突出，战士李彦西被评为模范又立特等功，上北京参加英模会。我给他六块银元，托他带回一支金笔。关押时被没收了。

我还有个要求话到嘴边又强咽下去，能不能请石教导员看看我的判决书，究竟为啥被判刑？那天宣判只宣布刑期、没有宣布“犯罪事实”啊！

但是，军人深知，军法无情，军人被砍头也要挺直脖子，不能问！况且与石明教导员仅仅一事之交啊！……

石教导员点头答应向有关部门反映钢笔的事，又向劳改队领导再三交待：这个人是老实人，帮了我们的大忙，要好好照顾。

“老实人”！后来无论换了多少单位，无论谁当领导，无论经历多少政治运动，这个超脱意识形态的道德评价伴随了我的一生。

石明走后，我的金笔果然退还本人，生活待遇明显改变。我担任了劳改队的文化教员。每天干半天活，下半天记成绩、教文化。

唐朝骆宾王的诗最能表达我的心情：“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骑八师暴动案”发生不久，部队全部迁到石河子。不久，改编为新疆兵团工一师，只留下被判刑者在喀什地区开荒造田。再没有任何老部队的人来看望我了。

六十多年后，我念念不忘老部队的教导员石明。要不是他去看我，鼓励我，我也许熬不过去那个恶劣的劳动环境，活不到今天。

平反后，我多方打听，石明在克孜勒苏自治州当了书记。大恩不言谢，心存感念。

1951年被判刑后，面对人生的巨大灾难，面临说不清道不明想不通的事情，我干脆什么都不想，坚守一条简单的人生信念：在学校读书要当好学生，在军校学习要当好学员，在部队带兵要当好军官，在监狱服刑要当好犯人。

劳改队的干部、警卫和犯人们大多是文盲，学习文化十分认真，都把我当老师来对待。中华民族敬重天地君亲师的传统根深蒂固，在劳改队也不例外。这使我非常感动，满腔热情教唱自创的《犯人学文化歌》和《劳动歌》。

我在劳改队开荒造田，犯人们的妻子和进疆妇女在十一团后勤处被服厂，做鞋子，打麻绳，做衣服。

我和妻子见过一面，规定十分钟。知道她在被服厂当裁缝，儿子聪明伶俐，人见人爱。

妻子在兰州女子师范学过裁剪，编织，没有想到这成了她一辈子的职业。她曾经向往当个女教师，不可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