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

王明

王明是莫斯科钦定的领导人，晚年的王明移居苏联撰写回忆录，《王明回忆录》是情绪化的作品，作者在发泄不满情绪的同时，着重说明的观点是：除了极个别人，大部分同志还是好的。

王明抗战初回国，最高领袖斯大林已经默许并承认既成事实，也就是说王明基本失去“钦定领导人”的地位。但是苏联的利益，主要在于依靠国民政府的抗日，以牵制日本北进。名实俱在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就是苏联的最高利益。
王明与周恩来到抗日的前线武汉成立长江局，俨然成为“第二中央”，就是执行莫斯科指示的体现。相对于延安推行的有名无实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王明的立场并不符合支部的长远利益。但是也不能将王明的选择定性为“只爱苏共，不爱中共”，王明的真实想法，也许是希望通过采取有别于延安的政策，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再通过国民党与莫斯科的联系管道，使莫斯科回忆起自己曾经是“钦定领导人”，而且让莫斯科知道，“钦定领导人”正在忠实的代理莫斯科在远东的事务，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夺回失去的宝座。

事后的结论，似乎证明延安的政策更符合支部的长远利益，但是情景还原的结论，延安的政策是同时得罪莫斯科与国民政府的政策，不确定的收益伴随的是皖南事变式的巨大风险，近似于钢丝上跳舞。

王明口头上说“大部分同志是好的”，但这肯定不是王明的真实看法，但是王明只能么说，才能证明“极个别人”是错误的，是“大部分好同志”在苏联的指导下挽救了革命。王明极其精明，说明莫斯科没有看错人，但是王明与莫斯科都没办法左右希特勒，德国纳粹向苏联进攻，莫斯科的最高领袖已无暇顾及远东的事务，延安的整风学习启动之时，也就是王明命运判决书下达之时。

王明是革命年代的反面教材，反面教材在革命史学里代表错误，但是既然被定义为教材，就是允许此人或此类人还活着，以作为同志吸取教训或以此为戒的榜样。

王明成为反面教材前，是以莫斯科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国，领袖迎接时称之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王明是一面镜子，关于王明命运的关键转折，从相反方向理解，反而能够说明问题。

王明回国时，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告诉王明，回国后不要再争了，要接受那个人为首的领导。相反方向理解，如果季米特洛夫做出相反意思的表态或不表态，似乎王明回国后还是可以再争的。即便季米特洛夫如此表态，实际上王明回国后仍然气焰嚣张。而且这种材料还有可能是捏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季米特洛夫的告诫后，王明仍然气焰嚣张，更加不可原谅。

王稼祥带回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指示是，承认那个人成为党的领导的既成事实，王稼祥带回的指示，主要就是要传达给王明。相反方向理解，如果斯大林的指示是没有任何指示，似乎王明可以不接受既成事实。

王明在30年代初期成为支部的实际领导人，其实是在共产国际（总部）驻华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上台的，米夫亲自主持六届四中全会，直接让王明掌握支部的实际权力。而令王明始料未及的是，米夫后来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被打倒，王明的靠山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