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少安的改革再次被扼杀，但春天终究快来了
本文解读《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五十三、五十四章，也是最后两章。
此前已经读到，孙少安当爸爸了。这对他来说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一个做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男人。
来看看他是怎么疼儿子的：
往日在地里，他常贪活，总嫌太阳落山太早。可这些天来，他却怨太阳迟迟地不下西山——他急着收工，好跑回家去看亲爱的儿子。当他急切地跑回家，扑上炕，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望着他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欣喜得鼻子一酸……
这大概也是普天下父亲的共同感受吧。
不过有句话说“有儿万事足”，少安也的确“满足”过，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身的沉重感就向他袭来了”。他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恓惶了”，自责对不起儿子，“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啊”，甚至觉得活着都没有什么脸面了。
这一刻，倒让我想起了由著名歌手李健翻唱后广为流传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然而深挖根源，少安也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他能力不济，“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
这天，在少安再次为此而痛苦时，突然想起前不久听到一个安徽来的铁匠说到的一件事，他们那里有的村子，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得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
我们都知道，他说的正是写进了历史教科书的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到户。不过，当时还没有正名，所以少安听了也根本不相信。
但现在，少安想法变化了，不管有没有这事，这办法是很好的，“就肯定没耍奸溜滑的人了”，破解了“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的问题。
于是少安跃跃欲试了。不过大家应该还记得，前些年，少安就搞过改革，私分“猪饲料地”，结果被田福堂使了个绊子，挨了公社的批判，这回他胆肥了吗？
其实他也不是盲目冲动，此一时彼一时，他已察觉，形势正在起变化：
他尽管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来，社会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他透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他知道，现在又提倡学雷锋了，上大学也不再是推荐，而是要考试；并且还提倡学文化知识；有本事的人也开始吃香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恢复了名誉；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哩！最重要的是，去年七八月份，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
当然，他同时也知道，上面这些也只是些“迹象”而已，因为“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赶昔阳”，也听少平说“外地一个社员挖了些药材没交公，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
春风尚没有吹到黄土高原上。
但是现实的困境，加上明晰的出路，以及少安性子里的改革精神，使他仍然决定冒险。
当天晚上，他召集了一队的社员开会，说出了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后，社员们先是“惊呆”了，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情绪激昂地“支持”——“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囤冒尖小囤流了”。当人们穷得都濒临绝境，是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的，对这种“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得不多”。
当晚他们就草拟了生产合同。合同内容这里就不抄录了，应该说完备得很，这再次证明，千万不要小看群众的智慧，这跟学历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第二天上午，少安兴冲冲地向支书田福堂去汇报此事时，遇阻了。
田福堂“就像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反应过来后的认识是，“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从“胆大包天”四字，就可知田书记的态度；但他没有直接否决，因为他听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他是“乡村政治家”，考虑深远，明知正面反对也是“正确”的，但那就会造成“一队的社员就都会骂他田福堂；而这个队大部分又都是他的同族人。
如果田家圪崂的人也起来反对他，那他田福堂在双水村就成了“孤家寡人”，这个后果太沉重了——毕竟“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才是他办事的“原则”嘛！
于是他表态要“开会研究”后再答复，把少安打发走了，然后叫来了孙玉亭。
不用说，孙玉亭一听此事，“立刻震惊得张大了嘴巴”，激愤地表示这是“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表示要“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
当然这倒只是说说的，“乡村革命家”玉亭同志基本的亲情还是有的。他给田福堂的正式建议是赶紧到公社汇报此事，而他自己赶紧去找哥哥玉厚老汉，让他“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
面对父亲和二爸的劝说，少安心里烦乱，但态度坚决，表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但是两位老人好对付，公社的命令却违抗不得；实际上不是公社的命令，而是黄西县革委会；甚至可以说是黄原地区革委会。
原来，田福堂把此事向公社两位领导汇报后，主任白明川其实是理解少安他们的，“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如果没人来反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去搞就是了；但田福堂一反映，毕竟此事没有合法合规的依据，他就不能当作不知道，也不可能在没有什么支撑的情况下表态支持少安，而徐治功就不用说了，立场跟田福堂没两样，于是他们只能是向上反映。
一反映到县里，“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
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冯世宽立即“批判性发言”，将之定性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并在发言中间，就指示一位常委打电话了解各公社有无类似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
我们都猜得到，只有田福军一个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先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
因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情绪”。田福军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说出的关键问题是“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并且有真实的数据支撑。
有意思的是，“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于是，一边有“道路”，一边有“数据”，尽管人数上是以多对少，冯世宽还是稍作妥协，表示要向上级请示后再作定论。
结果地区苗凯主任指示：坚决制止。
于是“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不过少安倒没有受到处分，因为“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当然，“严肃批评教育”是少不了的。并且，对这种新问题“专门发一个文件”也是少不了的。
紧接着就是，“原西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西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而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而李登云成了原西县革委会主任。
其实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本来是“准备把这位他很不满意的人，调到地区防疫站去任副主任”的，等于是把他塞到一个看不到的角落去，结果由于地区革委会管组织工作的副主任呼正文提出“把一位很有能力的同志这样使用显然是不适当的，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其他几位地区常委也都支持老呼的看法，所以没这么做。即便没办成，他也故意不给安排工作，晾着他。
你看，小鞋穿上了吧。做个坚持理想的好干部，真不容易。
呼正文考虑的“反应”很明显，主要是人民群众都为田福军不平。冯世宽提拔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接替他位置的该是田福军，“大部分干部认为，论水平，论作风，论品质，不管论什么，田福军都在冯世宽之上；他即使不被提拔当地区领导，最起码也应该让他当原西县的一把手。李登云无论如何比不上田福军。而更叫人莫名其妙的是，福军调回地区还暂时浮存着，不给安排工作”。
但这些也就是茶余饭后的牢骚罢了，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而田福军本人也并不放在心上，他也完全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是一个做实事的干部，到哪里他都愿意，只不愿意闲着！
还好，田福军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的。他有一个老上级，现省革委会副主任石钟。
他就给石主任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他目前的情况，提出“看省上有没有什么临时性的工作，他可以在自己浮存的这段时间里帮忙去做”。石主任是很欣赏他的，很快就答复了，“决定暂借调他去省委组织部搞’清查‘工作”。
让我们为田福军高兴一下吧，尽管现实中，不是每个好干部都像田福军这样有贵人相助的。
在正式去省里之前，田福军回双水村参加了一次“秧歌节”，双水村以田五为代表的秧歌在全石圪节公社最有名，但是这个传统节日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了，现在政策松动了，这传统的红火热闹就又慢慢恢复了。这让更多的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田二的预言：世事要变了……
除了看热闹，最有意义的恐怕还是遇上了孙少安。
我们记得，那年少安进城去见润叶时见过田福军，两人愉快地对过话，福军很欣赏少安对农村、农业生产的认识。这次他们重逢，“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福军留下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坚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势在必行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啦！
真正的春天，就要来了。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解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本书的解读就先告一段落，适当时候再启动第二部，感受春天来临后年轻人们的探索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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