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我和我的同学
【文字家园】年轮故事征文大赛
对于荣退、赋闲在家的我，时常从各种媒体中看到中老年的回忆文章，特别读到跟我有相同经历的文字时，总有一种恍如昨日的感觉。时光的年轮，就像石头丢进湖中荡起的涟漪，层层拓展，会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远去，无以复归。
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给晚辈留些可以追朔的蛛丝马迹，耐不住寂寞的我，用我尚存的记忆，去回望我的青葱岁月。
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在辽东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我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我们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临时借住我姥爷家。
由于时运不佳，我刚出生那年，正赶上三年困难开始的第一年，不用提今天的魚肉蛋奶等高蛋白食品，就连极其普通的高梁玉米等粗粮都是严重短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母亲的奶水里，营养可想而知。
母亲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我们拉扯大，等我终于盼到了上学年龄时，却又因为母亲常常需要下田地干农活的原因，我的两个弟弟无人照料。那时幼小的我，不得不按照母亲的要求，在家照顾两个弟弟。因此，我第一次上学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接下来的第二年，第三年，都像第一年那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我母亲拒绝了。直到六十年代末，我才正式跨入我们村的小学大门。
不幸的是，等到我上学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一边学习文化，一边接受各种“运动”的洗礼。那时，小小的我们，哪里知道什么叫政治，老师怎样要求，我们就怎么做，只感觉整天忙忙碌碌，真正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并不多。有一段时间，就连学习的课本都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老师用刻钢版油印的自编教材，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这还不算什么，最可笑的是，我的一首打油诗，还被学校编入了教材，供上课使用。
在五年半的小学时光里（我刚上学时是3月1日开学，后来改到了秋天开学），我和同学们大致经历了“Lin-Biao pan tao”事件，“贫宣队进学校”，“反击You qing fan an feng”，“Bai Juan xiansheng”，学习“huang shuai—yang ying反潮流”，学习“《马恩列三十条》”，“老三篇”等活动，再加上学校每年搞“勤工俭学”活动，所以，我们这届同学在小学阶段的文化课学习，断断续续，跟现在的小学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是我们班同时入学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在时隔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我才得知，我们班跟我同龄的还有李延贵。
李延贵家住在我们村的东南角，与张家村只有一山之隔，距我们小学的实际距离足有五公里。由于他家住的地方比较偏僻，住户稀少，所以，山上能够用于农户平日烧柴的植被十分丰富。于是，在学校放寒假时，我经常跟我四哥到他家附近的山上去割柴。因此，李延贵家就成为我们中途休息和补水的站点。
当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除了有几名留级生，又增加了几名降班生。在降级生中，就有六队“皇圣”家的二崽子-王世才。
王世才与我们同龄人相比，长得格外人高马大，长相与他父亲极像，像一个模子扣出来似的。你要说有多像，就有多像，就连说话时的声音，都像通过录音后播放出来似的。
难怪他长得比我大，除了遗传基因之外，他确实比我大一岁。我之所以知道他的年龄，也是在那次聚会时其他同学告诉我的。
提起王世才，说来也怪，仅凭他当时高出其他同学半头，甚至一头的个头，在学校里当个监球队员应该是手拿把掐。然而，他却像个大笨熊，偏偏不喜欢这项运动。但是，这个大块头总还是有他用武之地的。每当学校举办拔河比赛时，他的力气就派上了用场。在拔河过程中，他一般站在最后，等到裁判老师一下囗令，只要他卯足劲，我们班获胜的机率就会大增。如果没有他，我们班根本没有赢的把握。
在纪律方面，照常理说，年龄稍的应该更懂事一些，自制力应该更强一些。事实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在我们班里，最不听说的，让老师和班干部最操心的，往往都是我们班年龄偏大，身材高大的，主意头特怔的男生。
除了王世才外，还有张进山。
张进山与王世才相比，论个头和力量都不具有优势。但是，张进山天生就是长的一副贱骨头，属于又熊又不老实的那种。
每到下课铃声一响，他总是迫不及待地第一个冲出教室。只要他跑到了操场上，你看把他忙活的，不是搅和女生玩游戏，就是对好欺负的男生东趁着没有防备，东推一把，西撩一下，等到把人惹烦了要反击时，他撒腿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有时，他觉得玩的不够太爽，没有对手时，时尔还敢跟王世才挑畔。王世才是谁，那是“皇圣”的儿子，是我们班的鲁智深。他力大无比，别说你一个张进山，再来几个帮手，也不是王世才的对手。就是这个歉儿歉儿的张进山，多次被王世才收拾得哭唧屎相的。
到了三年级，班主任是一位从鞍山下乡的知青-范丽。
范老师第一次站到讲台时，给我吓了一跳。先不讲她穿得如何好，皮肤多么白净，单说她用那双令人生畏的剜生生的大眼睛对着我们时，就让我打了一个冷颤，要说恐怖，确实有些过分。反正，只要她一站在讲桌前，不用特意注视我，我就觉得我在教室中根本无处躲藏，在她眼前的一切，自然而然都在她的侦搜范围之内。再加上我从未听过的极具穿透力的大嗓门，也足够让那些不遵守纪律的淘气包喝一壶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的判断并不完全准确。
无论是课上课下，她对纪律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从不放松。特别是对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在学生中组成了一帮一的对子，专门有人负责。这种做法很快收到了效果。在三年级的上学期期末考试中，我们班的成绩在全公社的小学评比中，名列前茅，因此，我们班也被公社教育部门评为先进班级。
在小学阶段，单从劳动方面讲，给我印象最深的，最任劳任怨的，当数张振富了。
张振富是张洪军的五儿子。他也是一名降级生。自从二年级起，他在我们班的每次劳动中，只要老师把任务交给我，在我的组织下，他总是一声不吭，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去做，挑肥拣瘦的事，他从来不干。正因为他长期的良好表现，他被我推荐为我们班的劳动委员。
到了四年级，我们班原来的优势每况愈下，渐渐失去光环。
自打于忠彦老师当了班主任之后，除了在他教的数学有些优势外，其余的真是漏勺打水，提不起来。
有一次，于老师因故没有上班，他已事先告诉了我。作为班长的我，对老师的交待，我是不敢怠慢的。
就在于老师没有上班的这一天，上自习课时，有个学生玩得忘乎所以，到了铃声响起的时候，仍然没有进教室，就被值周老师发现了，他见事不妙，急急忙忙从后窗跳进了教室。
第二天，于老师在上课前，就把那个学生很很地批评了一顿，并罚站一节课。因为此事，下课后，于老师还把我好顿埋怨，说我没有尽到责任，这让我感到非常不爽。多年以后，于老师因为赌博成性，最终脱离了教师岗位。
进入五年级，也是小学阶段最后一年。我们班又迎来了一名新的班主任-徐景辉。
徐老师上任后，他在教学和班级管理上，很快又让我们班恢复了三年级时的良好状态。
徐老师是教语文的。他每到上课时都要求我们先阅读课文，然后划分段落，并写出段落大意，最后归纳中心思想，这是他一惯的教学方法。
由于我吃透了徐老师的教学方法，每到他上语文课时，我都事先准备好了，等他提问问题时，我总是班里回答问题最早，回答最准确的一位。在老师考验我一段时间以后，他把我的课文分段，每段的段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就作为每课课文的最终答案，这种殊荣让我兴奋不已。直到我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我把这种学习方法也用到了写作上，所以，我投稿的中稿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
前几年，当我得知徐老师退休后也搬到了市里，我主动邀请徐老师和几位小学同学进行小聚。徐老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就在这次聚会上，他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当年能顶半个班主任。
我还记得，在五年级下半年开学不久，一天下午，徐老师把我叫到老师办公室，他郑重其事的告诉我，让我写一篇发言稿，准备让我在公社大礼堂举行的全乡教师大会上作经验交流。
当我听到要去公社大礼堂去作经验交流，顿时让我一愣。我想，这么大的场面，这么重要的会议，让我自己去写讲用稿，万一写不好，不担自己丢人现眼，还会给学校丢脸面。此时，站在老师面前的我，即不想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自己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写好这份稿件，一时让我忐忑不安。我走出学校办公室后，反复琢磨，反复思考，不知如何下笔。
放学后，我想求助徐老师，却被徐老师直接拒绝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向他讨教如何去写，徐老师直接了当地对我说，“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怎么做的就怎么写”。我听完后，茅塞顿开，心里豁然开朗。在我临走时，徐老师还不忘再次鼓励我，说我有这个能力。就是这样，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
放学后，我从商店买了一本信纸，回到家里，就马拿起饭桌放到炕上，开始着手写了起来。第二天早上到校后，我把写的讲用稿交给了徐老师，让他帮我把把关。等徐老师看完后，又一次让我没想到的是，徐老师竟然一字未改。
过了几天以后，在公社召开的教师大会那天，我坐在教师中间，心里一直扑通扑通地跳，当我听到主持人用麦克风喊到我的名字时，心跳得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当我走上讲台后，面对台下二三百人，我的眼镜根本不敢往下看，紧紧地盯着讲稿，根本忘了平时领读课文时的抑扬顿挫，像机关枪似地，大约用了十多分钟，一口气地读完。当我在临走下讲台给台下行学生礼时，台下立刻暴发出一阵阵热烈掌声。
就是在那天中午，我和老师们一起，在公社礼堂的食堂，第一次吃到了香喷喷的白馒头。
会后，我小心翼翼地卷起了颁给我的“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奖状，乐滋滋地把它带回了家里。母亲看到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九七五年，我通过升学考试，顺利升入初中。
当时的初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初中，而是把我们村和张家村的小学毕业生择优成一个班级，暂时在我们小学继续学习。
上初中后，我们上午学习，下午在新建的房间里为县里的水泥厂糊纸袋。那时的初中也是三年制，跟现在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头两年，我们仍在我们村办小学学习，习惯称为小学带帽。
初一的上学期，我是我们班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三名同学之一。而我与其他两名不同的是，我是个“根不红”的学生。经过组织考验转正后，我被校团委任命为我们班的团小组组长，从此，我在班级又多了一个头衔。
一九七七年秋，我又通过升学考试，考进了我们公社唯一一所正规中学。班主任潘老师经过一个多月的考查，我被委任为我们班的长，并兼任团支部书记。不久，在学校学生会调整中，我又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第二学期，也就是一九七八年，我又被学校任命为学生会主席。
在这个学期，我作为中学的学生代表，同殷家小学周校长一起，参加了在汤池举行的“营口县教育战线东部六个公社师生代表经验交流会”，这是我在中学时期参加的唯一一次经验交流会，正是这次经验交流会，为我在中学时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回顾我在小学和初中的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当过班长、团小组长、团支部书记、学生会劳动部长和学生会主席等头衔。一个个头衔，就是一个个光环，一直照耀着我，陪伴着我，把我从少年一路顺风地加持到青年，让我度过了非常难忘的美好时光。正是在这多光环的辐射下，为我以后的成长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考上高中和中专后，我曾当过体育委员和生活委员，在中专毕业前，我又被评为“三好学生”。
过了花甲之年，仍然不服老的我，也想出来嘚瑟嘚瑟，才让我捣腾出这些早已封存已久的老箱底，拿出来曝光。虽然过去的“老班长”不是浪得虚名，但在今天，毕竟已是落日黄昏，朝晖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