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村爱情（散文）
文/袁方
杨村有爱情吗？
在这个关中平原上最普通不过的村落里，面对着一天天老去的旧面孔和一张张逐渐陌生的新面孔，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这里有爱情吗？
在我母亲猝然去世的二十多年里，父亲很少和我们谈起过母亲，即便是在母亲的忌日，或者像清明节、寒衣节这样的日子里，父亲也很少谈起母亲。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甚至有些木讷，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我可以理解，但是，我那可怜的、猝然去世的母亲，可是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为他生儿育女、洗衣做饭的女人啊！看着日渐木讷的父亲，我不禁又一次地问我自己：他们有感情吗？
记不清是母亲的哪一个忌日了，应该是母亲去世后的十多年之后吧，按照惯例，我回家给母亲上坟。那天中午，我回到杨村，奇怪的是父亲没有如往常那样坐在家门口。等我走到父亲的房门口，却看到父亲一个人呆坐在一把圈椅上看着墙上悬挂着的母亲的遗像。父亲七十多岁了，耳背，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就那样呆呆地坐着，静静地看着、看着，然后，我看见他十分迟缓地从墙上摘下母亲的遗像，双手举着端详了一阵子，用衣袖仔细擦试着像框的玻璃，然后，双手捧着母亲的遗像，看了足足有几分钟；随后，他把母亲的遗像抱在胸前，低着头，一阵压抑的、断续的呜咽……
我悄悄地退了出来。泪眼婆娑中，我看到了天上那一轮流泪的太阳。
父亲和我唯一的一次长谈起母亲是在他的暮年。那时候，家里新建了房子，日子也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但父亲的日子却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少了，八十岁前后的两次手术将父亲的活动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父亲另外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话比先前多了。那一次好像是由杨村一对年轻夫妻吵架的话题引到了母亲身上，父亲说起了和母亲的一次吵架。吵架的具体原因父亲忘记了，但肯定不外乎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的农民夫妻，恐怕没有人不为这些琐事吵闹的。父亲说，那一次吵得很厉害，到半下午的时候，母亲孤身一人出东门走了。到天大黑时仍不见母亲的人影，父亲慌了，也后悔了，他设想了母亲出走后的各种可能，甚至想到了最坏的也是最他最担心的可能：母亲寻短见。我弟弟问起母亲的行踪，一辈子不会撒谎的父亲却说母亲去了外婆家。其实，那也是父亲最期望的母亲的去向。那天晚上，父亲在村东头一直守到了后半夜，直到看见暗夜中母亲黑黢黢的身影，说：咋才回来，把人快急死了！母亲听了，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黑夜中站了一会儿，然后就径直回到了家。惊魂甫定的父亲笨嘴拙舌地向母亲叙说了他的担心。母亲躺在炕上，平静地说，在村头看到父亲的身影她的气就消了，都不容易。父亲问她去了哪里，母亲说回娘家了，到了村口又想不能给弟弟弟媳添麻烦，就一个人到外公外婆的坟上哭了一场。父亲说，吵归吵闹归闹，别想不开。母亲叹了一口气，想了想说：确实想不开，想走了算了，可撂不下几个娃。母亲顿了顿，又说，也撂不下你。
那天，就在家门口的圈椅上，父亲向我详细地叙说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父亲说，那一天，你妈要是想不开，……父亲说着老泪纵横，没有再说下去，而是头埋在胸前号啕大哭起来。我上去抱住父亲，安慰他，拍打着他的后背。就是那一次，我觉得曾经如山的父亲一下子变得羸弱、可怜。
我父母的婚姻如同杨村的大多数人的婚姻一样，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要从县城跟前的村子嫁到远离县城的杨村，母亲说：你家里过活好么。但事实上，母亲嫁过来之后我家里的过活就不好了，而且，祖母家法又很严，母亲伺候了老的又伺候小的，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我又问母亲，那你就没有怨言吗？母亲听了笑了笑说：怨啥？世上的世事不都是这样吗？比起村上的多数人，妈的命算好的了！
母亲说的倒是实情。从古到今，杨村在关中平原上存在了上千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尤其在婚姻方面。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德国的老头儿到了中国、到了杨村，会怎样评价杨村农民的婚姻、爱情，又会总结出怎样的宏论？我只知道，在杨村，几千年来人们奉行的一直都是：男娶了女嫁了，就生儿育女地过下去！如果不过下去，就有人戳脊梁骨，人老几辈子都给你记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如此，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也是如此。
在杨村老一辈人的心目里，婚姻尽管都是一男一女组织一个家庭，但婚姻和婚姻是不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是正常的，其他则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婚姻男子娶妻叫娶媳妇，女子出嫁则说“启发”（可能源于女子出嫁盘头）。这样的婚姻无论娶或嫁都要有隆重的仪式，亲朋好友都要出席。非正常的婚姻情况则复杂得多，太穷了娶不起媳妇，但要传宗接代又不能没有媳妇，于是就从外地更穷的地方或是人贩子手里领个媳妇回来，不举办仪式直接圆房，但在杨村，这不叫娶媳妇，而叫“办”了个人。如果一个姑娘跟人私奔了，杨村人不叫私奔也不叫“启发”，而是说跟人“跑”了。还有在路上“拣”到媳妇的，杨村人不说拣了媳妇，而是说“弄”了一个媳妇。但是无论是“办”了一个人还是跟人“跑”了，抑或是“弄”了个媳妇，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过日子，是生儿育女，甭管你当初“办”的偷偷摸摸还是“跑”的轰轰烈烈，抑或“弄”的蹊蹊跷跷。
民国二十六年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杨村的一个青年推着独轮车去北山（杨村人对关中北部山区的统称）用布匹换粮。那天傍晚，他走到了乾州城西北方向的马家坡，心想着三十多里路再加一把劲半夜就可以回到杨村，就坐下来吃了三片锅盔，喝了半瓦罐凉开水，抽了两袋烟，就在他把烟袋锅插进腰带准备推车上路的时候，路旁的草丛中突然钻出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脸又黑又脏，操着外地的口音和他比划着说着什么。他看了看就知道她是要吃的，于是就拿出了一片锅盔，女人抓过去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怕她噎着他连忙把瓦罐递过去，她像个男人一样举着瓦罐大口大口地喝，喝完了还要吃的，男人犹豫了一下又递过去一片锅盔，女人吃完了又要，男人这一次没有犹豫就拒绝了。男人知道，饿极了的人，千万不能吃得太饱。女人说：你是个好人！那天半夜，杨村的那个青年推回来的独轮车上，除了几麻袋粮食，还多了个女人。
上面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但细节是我想象的。我记事时，那个青年农民已经快六十岁了，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家里很穷，三兄弟都“办”了外地女人。虽说和我家不是本家，但按照杨村的辈分，我叫他二爷。二爷一直疾病缠身，六十出头就去世了。对二爷的印象我十分模糊，但对二婆印象却十分清晰，也十分深刻。二婆的个子很高，有着那个年纪少见的大脚，一口很难听懂的外地口音。二婆住在杨村的东北角上，距学校很近。我印象最深的是二婆对路过他家门口上学的孩子的态度。对那些学习好听话的孩子，二婆总是笑脸相迎，嘴里呜哩哇啦地说赞扬的话，而对那些捣蛋淘气不好好上学的孩子，她总是非常严厉地进行斥责。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曾经议论着这件事，这老婆既非老师也非家长，凭啥管我们？但非常奇怪的是，我和小伙伴确实怕这个说外地话的老婆婆。1980年我考上了大学，还未报到之前我在杨村碰到了二婆，她满脸笑容且十分真诚地说了一番夸赞我的话。那时候我已经能部分听懂她的外地口音，她说，我给父母争了气，上大学之后要好好学习将来做大事情。考上大学那一年，类似的话语我听了不少，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二婆站在杨村的街道上给我说的这一席话。
上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回家过年，我听到了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消息：那个高个子大脚丫操外地口音的二婆竟然是个女红军！
二婆后来说，如果不是为了小儿子当兵的事，她就将这个秘密带进棺材，因为自己的男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用独轮车推回来的女人居然是个舞刀弄枪的“粮子”。二婆的小儿子大我一点，那一年要去参军，身体、政审都合格，就差穿军装坐车走了，却被人顶替了。消息传来，全家只能伴着昏黄的灯光低头垂泪。二婆却没有流泪，只让大家去睡觉，第二天天刚亮就去了县城。二婆在县城究竟找的谁、说了什么，怎样证明自己是女红军的，杨村人说法不一，但第三天县里来人是确实的，小儿子顺顺当当去北京当兵也是确实的。
二婆的小儿子参军走了之后，二婆的身世以及经历尤其是当女红军的这段历史是杨村人好几年的谈资。二婆是湖北人，参加过黄麻起义，后来随着大部队北上。民国二十五年冬，二婆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西征，在甘肃永昌和马家队伍血战兵败，女战士有些被马家队伍掳去，有些嫁了当地农民，二婆则流落到了关中。在马家坡遇到二爷之前，二婆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活着，更没有想到自己日后还能嫁人生儿育女。
1996年，在西安《女友》杂志任编辑的湖北籍邹先生，和我闲聊的时候听说了二婆的事情，当时就激动万分，摩拳擦掌地一定要我领着他去采访二婆，然后“做一篇大文章”。当我和邹先生驱车到了杨村向二婆说明来意之后，二婆坚决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说自己不上文章。当邹先生问起她和自己那个杨村的农民丈夫的生活时，二婆看着我说：
“我就谢你二爷，没有他的锅盔，我活不到今天！”
二婆已去世多年，至今，关于她的事情很多还是谜。前些日子，我回杨村，很偶然的，在街道上遇到了二婆的女儿和那个在北京当兵后来出息了的小儿子。我很想问问关于二婆的事情，但终于忍住了。
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我已经生活了三十个年头，但客观地说，我对于城市并不了解，尤其是城市里老一辈人的爱情生活更是知之甚少，我了解更多的还是我生我长的杨村老一辈人的生活。这里我所以不用“爱情生活”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他们的那种生活是不是爱情。在杨村人看来，爱情不是月上柳梢头的卿卿我我，不是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爱情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就是长相厮守，就是生死相伴，就是不离不弃，哪怕贫穷，哪怕疾病，哪怕双方的差距巨大。尽管“爱情”这一字眼从不出现在他们的口头中，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明着这一点。
2014年8月，杨村的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同一天去世了，他们是一对夫妻。老头儿葛姓行四，我叫他四爷；四婆姓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患癌症已有一年多了。四婆是个很能干的女人，我母亲在世时和我母亲关系很好，经常走动。我母亲去世的头几年，不管是逢七还是百日、周年，四婆都要到场，而且总要陪着我两个姐姐流眼泪。记得我母亲的三周年过后，当我要离开杨村回到工作的城里的时候，四婆拉着我的手，含着眼泪再三叮嘱我说：娃耶，千万不敢忘了你爸！你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爸！我也含泪答应着四婆。四爷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脾气很倔。就因为脾气倔，和儿子们的关系就比较僵，所以四婆很早的时候就曾经说：我一定要死在你四爷后头，我要死在你四爷前头他就遭罪了。可没想到的是，她却早早得了癌症，而四爷看上去却很健康。当发现住院治疗没有明显的疗效时，四婆就坚决地回了杨村，几个儿子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回到杨村后，四婆不用药不打针，就那样一天一天挨着日子，一天比一天消瘦，四爷每天都陪着她看着她遭罪受苦。到后来，四婆几乎水米不进，只能躺在炕上。但每到饭点，她就吩咐儿媳妇：给你爸做饭；四爷的衣服脏了，她就说：给你爸换洗衣服。开始还好，她还有力气说话，后来她几乎整天处于昏迷状态，但只要一到饭点，她就要睁开眼睛，示意儿媳妇烧火做饭。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四婆熬了八个多月，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了人样，但她还一直熬着。
那天早上，四爷早早起来，看看四婆还平稳地躺着，就去吃了早饭，然后走在门口的石墩子上抽了一袋烟，抽完烟后他给大儿子说心口不舒服。儿子一看四爷脸色不好就连忙叫医生，医生号了号脉说赶紧准备后事。于是就把四爷抬到床上，女儿媳妇就赶紧给老人擦擦洗洗，换上了寿衣，到中午四爷就去世了。然后就是准备后事，去亲友那里报丧。四婆的弟弟来了之后，先是在灵前吊了一下姐夫，然后去看望老姐姐。四婆还是处于昏迷之中，她的弟弟俯下身子趴在四婆的耳边说：姐，我姐夫早上走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说完，就见四婆的眼角流下了两行清泪，但嘴角却是上扬着，似乎在笑着。随后，四婆就跟着四爷到了另一个世界。四婆终于死在了四爷的后头。
那段时间，四婆和四爷的死成了杨村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也成了方圆十里八乡轰动一时的新闻。过去，杨村的人只在书上和戏文里看过听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传奇，如今，这样的传奇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就发生在杨村，发生在一对普普通通的土里刨食的农民夫妻身上。
我想，这恐怕就是爱情！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的爱情，发生在杨村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