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行谊教育的民族文化根基

人生行谊的教育与其说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教育，不如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选择。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这些特性归纳来看有两点：一是向上心强；二是相与情厚。这两点民族特性催生了圣贤文化。圣贤的本意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妥帖状态——具体表现为对向上心和相与情的不断洞察、发现和深入实践。然而，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几千年的发展，使圣贤文化本身逐渐机械化。“向上心强”的民族特性，本身是内敛的，也就是说“向上心”应当是发自内心的。由于人才选拔机制和政治的介入，民族精英需要通过外显的向上心赢得被举荐的可能，这种向上心越来越背离民族特性本身，也离真正圣贤越来越远。从另一端讲的“相与情”，也遭遇了相同的进化环境。情本身是因人而异，讲究情真意切的，慢慢地在不断显化的过程中，圣贤文化变成了神圣文化。圣贤这种人人都可以代入的状态，变成了一种高不可攀的位置。甚至在“久不能至”的心理作用下，被庶民妖魔化和自我隔绝。你做你的圣贤，我做我的凡俗，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贤文化。民族特性在文化层面发生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的酝酿和助推下，生机与活力逐渐机械化。

然而，无论怎样机械化和“老大帝国”化，“向上心强”和“相与情厚”这两点民族特性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已经以血脉形式物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生命和民族特征，已经深入骨髓无法剥离。这一民族特征也是支持和支撑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史上，历数千年而屹立不倒的唯一文化的根本原因。

处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当我们为百年教育做自己的历史选择时，断然没有抛开民族文化特征不言的理由。

所谓人生行谊的教育，是站在个体人生和民族生命的角度和立场上，以向上心导其行，以相与情就其谊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