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自己的“脑袋”有多重要？
《书的身世》林贤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哲学范畴：“性”和“命”。“性”是人的内在道德本性，“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理学家们对“性”“命”有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命”不可改，却可以移情变性；有人认为，“性”可变，“命”也可改。
但其实，无论是“宿命论”，还是人定胜天。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这个人必须得先会思考。有自己对于生命和社会的理解，他才能进而思考属于自己的命运。
在林贤治这本《书的身世》中，就为了介绍了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在全民狂热之际仍能冷静思考，传达自己真正的思想。作为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社会沉浮。
同时，《书的身世》还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我们可能相对陌生的时期：经历着书包审查制度严密高压的欧洲，以及处于纳粹德国等“极权主义”时代。
要想在人云亦云，思想严密控制的时候，守住自己的脑袋，时刻抱有冷静的思考及真理思想，这是极难的。
但难不难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做到。
林贤治的《书的身世》就告诉我们，那些在极权社会中守住自己“脑袋”的人以及他们书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知道林贤治都是先从“鲁迅”那里开始的。因为在他的所有书里，知名度最高的可能就是那本《人间鲁迅》了，因为他这一种关于鲁迅的并不“客观”的传记模式，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是，相比于作家与编辑，似乎“学者”这个身份才更适合他。在他的文字多是一些关于政治、关于文学、关于历史、哲学与文化的冷峻思考。
林贤治说“启蒙是重要的，记忆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自己的时代做作证”。所以，他的书往往一眼看上去是笨重的，也是有些晦涩的。可因为有这样笨重的书，我们才得以更深入地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
1、高压：“头脑”被砍伐的社会
“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这是林贤治开篇文章的标题，但用它来概括《书的身世》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却是再合适不过了。出版史其实也就是“书的身世”，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书的身世命运真是尤其艰难。
拥有权力者其实从本质上说都是虚弱的，所以，他们害怕那些蕴藏在书中的不安分思想。他们视文字为黑死病，是比子弹还厉害的“纸弹”。
公开宣扬人类最可恶的三大敌人是：笔，墨水和纸。所以，为了抵抗这可恶敌人的“纸弹”，他们采取了严防死守的策略。
其中“书报检查制度”无疑是他们的有利武器，任何图书在出版之前都经过严密的审查。
在《书的身世》中林贤治给出了几组数据，在1559年到1948年不到400年的时间里，教廷列出了54种禁书目录，书籍禁令900多道，禁书总量高到4000多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体会当时弥漫在出版行业上沉重的乌云氛围。
除了书目进行封锁之外，权力者还对作者实施了残忍的惩罚。在米兰·昆德拉的著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苏黎世曾是主人公托马斯用来躲避战乱的一个地方。可是在16世纪到18世纪的时候，这里光是因为写书触犯当局而被判处死刑的作家就有74位，至于被施以其他刑法的作家更是不计其数。
因此，作者们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都开始创造自己的“密码式沟通方式”，用属于各自的一套密码话语来跟读者沟通。但是，“地下式”的密码沟通，对于作者来说，绝对是一把真正的双刃剑。它让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全线封杀，但却会使他一定程度上封杀自己的思想。
这就让作者，经常会变成海涅口中的那些犯下“杀婴罪”的罪犯。
因为每一部作品对于作者来说都是自己的孩子，但是为了避免当局的审查，他们往往要对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进行伪装，用一套密码式的话语来进行表达与沟通。所以，作品中原本想要传达的思想就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损失。这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杀婴”。
生活在如今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里，也许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当时人们为了真正的思想，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但是在那种极权环境的高压下，人们依然在为此付出努力。比如，在苏联极其控制的东欧范围内，流行起来的“萨米亚特”就是人们进行反抗的一种方式。
在俄语里，“萨米亚特”是自发性刊物的意思，其实也就是一些不被允许的地下出版物。它们偷偷出版后，往往会运往国外，然后“出口转内销”。在当时的东欧国家，“萨米亚特”像流感一样迅速蔓延。不同国家的作者互相支持，互相掩护，几乎形成了一种隐形存在的“命运共同体”。
但无论是审查制度还是地下出版，无论是密码写作还是“萨米亚特”，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黑暗社会里的畸形产物，是思想被阉割后的结果，是权力者在一步步砍下民众会思想的“脑袋”。
对此，《书的身世》让我们了解了那个畸形狂欢的时代与社会。
2、反抗： 因为清醒，所以斗争
试想一个场景，当所有人都在狂欢，当所有人向着一种价值观追逐，当所有人带着一张你不知真假的脸面呼喊口号的时候，只有你一人是清醒的，你该怎么办？
在你眼里，他们都是颠倒黑白的，是错的；但是在他们眼里你才是犯错的那个。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
是守护信念，勇敢发声，坚持自己所秉持的真理；还是为了保命，选择杀死自己，苟且偷生。
或许我们只是平凡的大多数，或许我们没有勇气与全世界为敌。但正是那些因为守住了自己脑袋而敢于向全世界开战的人，我们人类在得以思考，得以进步。
《书的身世》的第二部分，林贤治就为我们具体介绍了7位作家以及她们书的故事。
在极权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爱吃一种类似于“穆尔提-丙”的药丸。
“穆尔提-丙”的药丸是作家维特凯维奇的小说《永不满足》一个虚构的物件，哲学家穆尔提-丙研制出了一种药，能让沮丧、惶恐不安的人们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从而获得安逸与舒适的感觉，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
这种药丸或许不能让人获得内心真正的平和与宁静，但却可以给人心里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融入一群人，远比一个人战斗舒适得多。
大多是半清醒半昏迷处于挣扎线上的人，往往会选择这样一种药丸。他们借此来麻痹自己，安慰自己不敢抗争的灵魂。但即使这样，依然有一群清醒的人。
就像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他的两本著作《动物庄园》和《1984》与一个国家斗争了将近半个世纪，尽管被封锁，被打压，但他从未服软。林贤治在《书的身世》中写道“要战胜一个具有信念的人，远比征服一个骑兵旅要困难的多。”这句话用来描述奥威尔再恰当不过了。
他在战场上拒绝隐蔽，总是站着，在枪林弹雨中漫步前进。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注定有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他反对极权，一生为此奋斗，从不谈判，从不妥协。
无论大众在狂欢还是寂然，在社会中，总会有一些头脑时刻清醒的人。他们从不服用对人进行精神奴役的药丸，他们拒绝明哲保身的“凯特曼”生存策略。
在自由思想的精神领域，他们从不服从，绝不媚俗，他们总是傲然站着。
《书的身世》中仅仅提及了几位作家，但他们绝不是凤毛麟角。因为纵然在社会中不会有人总是清醒，但总有人清醒。那些清醒着的人，他们不知道能否叫醒那些装睡的人，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呼喊发声。
3、记忆：头脑与思想的胜利
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家。他在自己的著作《时间机器》中曾描绘了两个种族：一个是“白天之子”，一个是“黑夜之子”。
“白天之子”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所以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除此之外，智力也退化到了5岁孩童的水平。
他们从不思考、无忧无虑。他们没有冒险精神，他们没有怜悯之心。一个不会思考的种族是没有记忆的，没有记忆当然就无所谓历史。所以当他们遭遇凶残的“黑夜之子”时，变得毫无抵抗力。
“一个时区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同样地，一个族群想要繁衍进化，就必须要学会思考，有记忆和历史。
因为精神的沦丧才是一个社会的最大悲剧。
林贤治在《书的身世》第三部分中谈及的书，都是关于纪录精神与时代的作品。从欧洲到亚洲，从精神到物质，走出极权主义来到现代文明的社会。唯有记忆存在，我们才能听到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声音。
而民族的记忆，从根本上都是来自于一个个守住自己脑袋，清醒思考的个体。毕竟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是经验型的社会，而不是先验型社会，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是一点点积淀下来的共同认知。
但是，如果不会思考，不能守住自己的“脑袋”，我们终究会找不见自己。
04
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人活一生，终究无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比于前世，又不能较于后世。在正是这中间的一段，才是我们的一生。如何度过这一生，在我们临走离开这个世界前，才不至于悔恨呢？
我想只有坚持自己，拥有觉醒与思考的能力，才能找到自己的最终价值。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闹的，可能是虚假；万人鄙夷的，可能是真实。高屋建瓴的可能是虚假，单薄消瘦的可能是真实。我们只有守住自己的“脑袋”，才能笃定真实，坚守自己内心的信念。
到这时，我们才能谈论，是“命”可改？还是“性”可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