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张兆和：多情却似总无情（四）
三姐张兆和：多情却似总无情（四）
三姐张兆和是张家第三个女孩，命中注定是不受欢迎的。据说她刚一落地，妈妈就哭了。奶奶很不高兴，因为她想要个孙子。
兆和回忆：我在姐妹行中无足轻重，倒也有它的好处，就是比较自由。没有人疼你，没有人关心你，你自由自在。我的脸黑黑的，全身胖乎乎，不愁会生病。没有人同我玩，我就一个人闷皮。
她本就不是一个很会表达自己不满的人。小时候，二姐抢了她的糖，她不敢抢回来，刚想哭，被二姐打了一下，说：不许哭，再哭我还要打你。她只好瘪瘪嘴，把眼泪强压了回去。
允和和兆和的年龄接近，又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得像一个人，无话不说，但毕竟一黑一白，一胖一瘦，差异还是有的。
别看二姐允和的身体不好，可脑子好得不得了，兆和干的“坏事”，她全记在心里，可兆和就是不承认，像小孩子一样口口声声辩解“就是没有这个事情！”
三姐张兆和：多情却似总无情（四）
兆和做不来女孩子的活儿，穿针引线，线头上打的疙瘩缝在布的正面，给允和留下了几十年的笑柄。
父亲请了一位女先生，教三姐妹音乐、舞蹈、算学。家里为她们专门置办了练功衣和软底鞋，姐妹们穿上后，得意地照了张照片。照片拿来后，三姐妹争着看，兆和顶顽皮，抢过去大叫：“丑死了，丑死了！”大姐、二姐拦也没拦住，她把自己的脸抠掉了。
大姐元和一直保留着这张照片。后来，她给允和和兆和每人翻拍了一张寄来。一拿到照片，允和耳边马上响起了兆和顽皮的声音：丑死了，丑死了……
1928年，上海，中国公学。
一个男子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坐满了人，他原来精心准备的开场白却一字都说不出来，就这么呆呆地站了十分钟，学生们就这样看着他，就像看一个羞涩的小孩子一样，彼此这么尴尬着，学生也没有起哄，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背过身，提笔在黑板上写：“ 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学生们哄堂大笑，他们不是笑老师胆怯，而是觉得他很可爱，用笑声宽容了他的惶恐。
这位老师便是沈从文。
在张家四姐妹中，兆和并不算美，她长得黑黑的，功课很好，运动更出色，是中国公学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她沉默而内向，然而沈从文认为这一切都恰到好处，他全心全意地爱慕着这个黑牡丹。
对兆和一见钟情，沈从文便开始给她写情书，一封接一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
张兆和却很冷淡，他的信，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
做为老师的他开始展开对这位女学生的追求。当时张兆和追求者众多，不少男生给她写情书，她把这些情书编为“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看完就放在抽屉里，也不回。
收到老师沈从文的信，她愣住了，看完后还是没有回。二姐张允和见了取笑说，这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13号”。
三姐张兆和：多情却似总无情（四）
当沈从文将此事告诉胡适时，这位出色的“爱情大使”慨然表示要帮助沈从文解决难题，并认为如果自己出面，事情应该不会太难。然而，胡校长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量。
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
张兆和的回答倔强而骄傲，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为张兆和写了四年情书，一天都没落下整整四年，沈从文的痴情把张兆和逼得无路可退。
另一个文艺青年巴金给他出的主意，让他买书送给张小姐—可三小姐不在家，二姐允和出来看了看，看太阳那么大，叫他进来坐坐，等三小姐回来。估计沈从文本来就紧张，一听说三小姐不在家，愣愣地说了一句，“我走吧”，扭头就跑走了。
二姐说，人家大老远来找你，白跑了一趟，你得去请人家来家里玩才对。
没办法，三小姐只好屈尊去了沈从文住的旅馆。
当时沈从文正躺在床上发愣，三小姐敲了敲门，他打开门，吓得愣住了。
三小姐看着他那个呆样，但碍于二姐的命令，只好继续说：我家有很多弟弟妹妹，你来玩吧。
就这样，沈从文在苏州住了一星期，天天往张家跑，张家众兄弟姐妹都对他印象非常好。
在苏州住了一阵后，沈从文带着眷恋和希望离开了，临走前特意叮嘱兆和：“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允和帮他向父亲提亲，得到许可后，赶紧给三妹夫发了个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允”字，一语双关，既是同意的意思也是发信人的名字。
兆和生怕她的沈二哥看不懂，偷偷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兆和最终选择接受沈从文，固然是由于“他的信写得太好了”，也离不开家人的推波助澜。
校长也说沈从文好，二姐也说沈从文好，人人都说沈从文好。三小姐扛不住了。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冷酷了，是不是真的应该和这个才华横溢的文艺青年在一起。
“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这是张小姐的原话。
1933年9月9日，这是沈从文一生最幸福的日子。这场持续了四年的苦恋，终于通向了婚姻。在新婚之初，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啜饮着爱情的甜酒，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沈从文唤张兆和为三三，沈从文叫张兆和“ 三三 ”，而张兆和叫他“ 二哥 ”。他还写过一部名为《三三》的小说。他的作品里里的主人公，都是皮肤稍黑，清丽俊秀，率性纯真的女子，像极了张兆和。
婚后第二年，有了大儿子沈龙朱，婚后第四年，有了二儿子沈虎雏。这一家人，沈从文说湘西话，三小姐说合肥话，小龙说北京话，小虎说昆明话，实在有趣。
童话的结尾总是以：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为结尾。然而，婚姻才是一个人修行的道场。
四姐妹中兆和的命运最为坎坷。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结婚后没几年，和女诗人高青子的一段暧昧关系，终是兆和心中永远的痛。
1935年左右，沈从文有事去拜访原民国总理熊希龄，但那天他不在，是由作为熊家的家庭教师高青子出面接待的，没想到两人兴趣相投聊得甚是开心，后来他们有缘再见，那次高青子便是好好打扮了一番，还是按照他小说里女主角的样式。
这让沈从文不禁欢喜，两人还真是越走越近，一度要到了禁区边缘。后来沈从文难以忍受这种伦理的煎熬便向张兆和坦白了，很自然张兆和生气的回了娘家。
沈从文无解，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觉得她能帮助自己解开这个难题，便赶紧跑到了梁家，向林徽因讲了整件事的缘由，对于沈从文这场精神上的出轨，林徽因评价中肯：“ 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
七七事变后，沈先去南方谋差事，从北京到昆明，走了八个月，期间他不停的写信给三小姐，让其赶紧带孩子一起从北京去昆明相聚，其实仔细的想一想，让三小姐带着年幼的两个儿子（异常活跃的四岁和嗷嗷待哺的一岁）加上小姑子一起跟着盲目徒步，这日子不堪想象。
沈从文是浪漫且文艺的，张兆和却是理性又务实的。
解放后，被郭沫若称作粉红色文人的沈从文，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曾经自杀。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邀请沈从文来到他们清华的家休养。
不久，兆和收到丈夫的信后，回复——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的友情……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地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听说徽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够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再去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和神经能在他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她一人。
兆和很关心沈从文的写作，关注他是否全力以赴，会不会停下手中的笔。“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她告诉他。她觉得机智的“短文”会毁掉作家的天赋才华。她认为这些短文是“琐琐外表的事情”，不希望丈夫把精力用在写作这样的东西上。
她对从文说：“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
在丈夫最困惑艰难的时候，是兆和支撑了这个家。
1969—1972年，兆和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挑粪种田劳动，后转赴湖北丹江干校。二姐允和听说，兆和挑粪种田，还和冰心结成一对红。
凌宏（大姐元和的女儿）感叹：三姨吃苦耐劳的精神真是令人钦佩，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她是最后的闺秀中一个娇生惯养的弱女子。到了老年，居然能在干校承受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以致她的脚趾都变了形、走了样。后来回到首都，她又光荣地当上了修鞋匠。三姨津津乐道地自夸技术还挺棒的呢！
因为性格不合，沈从文和张兆和很少在一起。两人都在北京，却住在两处。沈从文每天吃了饭便走，儿女满室，竟然也没几句话。
他们互相爱着对方，却这样互相折磨。
尽管如此，无论何时，张兆和都是沈从文眼中最美的风景。
1969年，“沈从文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她（张兆和，此时已下放湖北咸宁）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
1988年5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离世，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湘西。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三三：“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生前与这位二哥关系很好的四妹张充和也给他写了一幅挽联：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字其人。
二姐允和去看兆和：“孩子们说，三妹在休息。我轻轻推开沈二哥和三妹卧室的门，三妹站在床前，并没有睡。我轻轻抚摸着三妹的手，我们在书桌边坐下，三妹很平静安详。我默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倒是三妹先开了口，像叙述一件别人的事。她说二哥感觉气闷和心绞痛，三妹安慰了他，匆忙打了几个电话。三妹又说：“过去在他五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
允和说：“你这五年也太累了。除了照应沈二哥，你什么也做不了。”
三妹还是那样镇定、安详。这安详内含着一颗哀沉的心。几十年的生活证明，沈先生是多么好的人，三妹与他同甘共苦，经历了重压和磨难，为此三妹的性格都有了许多改变，很少有人能相信她原来是那样的顽皮活跃。
大儿子龙朱回忆，我有一件毛背心是用深红和浅咖啡色四块拼成，非常好看，却是妈妈用旧毛衣毛裤的断线一段段搓捻接打而成，妈妈在去乌龙埠难童学校教课时，偶尔从半路水田坎边农村小店带回来几块荞糕，成了我们至今难忘的美味。
现在人们都说妈妈是名门闺秀，可是我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纤纤素手，我记忆中印象最多的却是冬天贴满橡皮膏的手指，比手指粗大得多的指关节。
谁说张兆和不懂沈从文？她举全家之力整理沈先生的遗稿，编选书信和全集。她在小羊宜宾胡同住所的阳台上“复兴”了一个小小的花园——那些花的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女孩子的名字。
在《从文家书》后记中，兆和这样说：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
她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
2003年2月16日，张兆和也溘然长逝，有过轰轰烈烈地相爱，有过菜米油盐的平淡，有过抱怨和纠结，有过相濡以沫的坚守，一切都将归于尘土。久别的沈从文在远处等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