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韶方同志传略

2018-06-19  本文已影响275人  gongzhi
张韶方同志传略

大大爷张韶方,原名张效良,山西省繁峙县苏家口人。生于1911年4月6日。1922年至1925年上学期。在村小学及县城高小读书。1925年下学期毕业后考入太原成成中学,1929年署期毕业,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大学生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组织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张韶方同志是参加者之一,这期间结识了一些共产党朋友。

1935年署期从法学院毕业,返太原找职业,因雁北五县同乡的关系(阎锡山的幕僚多为雁北五县人)。经人介绍在太原行政人员训练所任指导员。阎锡山的“主张公道团”成立后,被吸收为“公道团”总部的民众委员会委员。1936年华北危急,我党中央向阎锡山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合作抗日。阎锡山召集他的幕僚(包括张韶方同志在内)征求意见,是否与我党合作?到会30余人,三分之一反对,三分之一不表态,三分之一赞成,张韶方同志是赞成者之一;这年9月8日,我党与阎锡山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实际上由薄一波等共产党员掌握的山西民族革命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张韶方被吸收为总部的委员之后,在我党参加领导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中任委员,真诚的与我党合作共事。薄一波同志讲:张韶方是我党争取过来的好同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韶方同志参与组织山西新军政治保卫队的工作并任政治部主任。后政保队整编为209旅(即政卫旅)任代旅长。率部在晋西南抗日。209旅政治部主任(即政委)由我党派党员廖鲁言同志担任。这个旅的政工人员多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团营连长多为旧军官,因政见不同时有摩擦,但张韶方同志和廖鲁言同志合作的很好,对新旧两派的摩擦进行调节教育,但绝大多数人保持团结。“十二月事变”过程中这个旅除少数旧军官离队外,整个旅整编为八路军。阎锡山追随蒋介石反共后,张韶方同志对阎锡山的幻想破灭了,不再为阎锡山的高官厚禄所引诱,毅然与阎锡山顽固势力决裂,于1940年2

月同我党在二战区工作的地下党员杜心源、狄景襄等同志冒险逃离山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他作为民主人士和杜心源、狄景襄同志一起受到中央统战部领导人和交际处负责人以及廖鲁言同志的欢迎招待,过了几天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辰陪同,张韶方和杜心源、狄景襄同志一起晋见了毛主席。他们向毛主席汇报了山西阎锡山统治地区的政情,张韶方说阎锡山和蒋介石勾结越来越明显了。毛主席高度赞扬他并留请他们一同吃便饭,畅谈山西抗战形势。毛主席说阎对蒋越依靠,阎统治的山西地区就要被蒋军占领,阎就失去存在的条件,我党将派人向阎面谈利害等。毛主席的谈话使张韶方受到深刻的教育,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更加崇拜。

张韶方同志和杜、狄逗留延安期间,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返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示工作。见到他们三人后,王世英根据毛主席对阎锡山恢复统战关系的指示,鼓励他们给二战区熟识的朋友写信,作点统战工作。由王带回山西转寄,他们照办了。

张韶方同志是给他的雁北同乡、牺盟会的负责人之一、曾领导过他的梁化之写的信。信的大意是:希望梁能坚持抗战,抗战到底,他们将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上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共勉。抗战胜利后,后会有期等他到晋西北后。1941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原在二战区工作过的同志,联名向阎锡山写信,作“拉”阎一把的工作。晋绥分局委托晋西北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武新宇同志,向在行署作负责工作的张韶方等七同志作了布置。联名给阎锡山写的信。由秘密党员、尚在阎锡山那里任高级职务的胡仁奎同志带给阎锡山。张韶方同志以上两次给阎方的人写信。都是党中央决定的。但在“文革”中,造反派从山西敌伪资料档案馆中搜到这两封信,就将张韶方等诬陷为特务。以致被迫害致死。这一冤案“四人帮”粉碎后已彻底平反。

张韶方在延安逗留两个多月左右,1940年5月,党中央决定,派他到晋西北工作。先后任晋西北行署司法处长、秘书处长(即秘书长)、建设处长、银行行长。1942年5月经行署党组书记武新宇及司法处长张文昂介绍入党(同年十一月转正)。作为秘密党员,对外仍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1943年整风审干后,晋绥分局才将他的党员身份公开。1945年3月至9月、调任新成立的雁门行署任建设处长。1946年10月任五分区副专员。1946年12月后任二分区专员。1949年上半年调任晋西北行署秘书长,下班年晋西北行署撤销后调晋西南行署任秘书长。1949年底入川后,历任川西行署财委副主任、四川省政府财委副主任、四川省副省长。1961年西南局成立后任西南局财办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晋绥,四川和西南局工作的28年间,张韶方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忠诚党的事业,一心为革命,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工作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勤奋学习、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几十年如一日,他身居高位从不以权谋私,他长期主管财贸工作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对爱人、子女的工作,他从不向组织提出要求,完全由组织安排,他曾兼任四川财经学院的院长,当大女儿高中毕业后,要求到财经学院读书,他没有答应。以上这种崇高的情操,是有口皆碑的。

他学识渊博,通晓经济工作。他常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陈云同志提出的“政治、生产、群众”三大观点,是财贸工作的正确方向,他结合四川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引导四川省财贸部门克服单纯的财政观点,单纯的商业观点,关心生产、参与生产,通过购、销、调、存、收、支、存、贷等业务活动,充分发挥财贸工作的职能。他常说:“不促进生产发展,财贸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建设和生产的关系。实行经济核算,严格财经纪律,安排好国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成绩,并亲自总结了江油、梁平等县以及奉节的白帝、峨眉的高桥、隆昌的胡家等一批先进经验,对推动四川和西南地区财贸工作向正确方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上从不特殊,在家时粗茶淡饭,出差时尽量和大家一起吃住。他的衣着十分朴素,很多衣服都打过补钉,只是在接见外宾时,穿上一套较好的衣服。一九六〇年他的父亲去世。组织上补助了他一笔钱,他叫秘书立即退回去,并说我的困难自己可以克服,他每次出差都要叮嘱工作人员算清账目,不占公家便宜。

在工作态度和作风方面,常常夜以继日的工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凡事总先充分倾听下面的意见,而后综合归纳,作出明确决断,议而决,决而行,一件事情总是抓住不放,一抓到底,限期完成,抓出成效,反对拖拉疲沓作风。

这样一位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曾一度对阎锡山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坚持抗战到底存有幻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党的教育,转变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竟被林彪、“四人帮”百般诬陷,横加审讯拷打,于1968年5月10日含冤逝世。他的死是财贸战线上的重大损失。他严守“士可死,不可辱”的古训,以死来对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暴行。他的革命品德,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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