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心疼和钦佩的医生
2020年1月20日下午1时55分左右,朝阳医院眼科发生暴力伤医事件,共有三名医护人员被砍伤,另有一位患者受伤,其中一名陶勇医生受伤最为严重,其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ml,两周后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 。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只是一扫而过,在我看来,这是司空见惯的“医患矛盾”,直到某日我翻到《目光》这本书,才真正开始从心审视“医生”这个职业。
陶勇的经历原本符合人们对“天之骄子”的一切想象:他28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医学博士的身份毕业;35岁成了主任医师;37岁就担任博士生导师。他发表的SCI论文有79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26篇,还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在眼科领域,他是同龄人中绝对的佼佼者。在朋友眼中,陶勇是一个“非正常人类”,他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也是一本能直立行走的百科全书,是天天打满鸡血的励志达人,也是同情心泛滥的爱心大使。陶勇仿佛天生为从医而生,用医术和仁爱,给许多眼前混沌的人带来光明和清澄,却最终无法扫除人心的戾气和恶意。陶勇被砍伤,往后余生与手术台无缘,没人会理解那种痛楚。一个一心向医的顶尖医生被砍,被砍断的,不仅仅是可以进行精密手术操作的手,还有背后一个个带着希望在等待的家庭。在陶勇受伤后,好多患者朋友放声痛哭,因为他倒下了,意味着一个希望又破灭了,有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愿意把手捐给他,因为在她眼里,陶勇的手就是她孩子的眼睛。
遇刺后,在病床上“无所事事”的日子里,陶勇有了大段时间去思考和感悟,由此有了《目光》这部随笔,全书分为生死善恶、学习教育、从医选择、立世榜样等几大模块,同时穿插着陶勇在四十不惑之时关于自我的思考,金钱观、价值观的剖析,关于信任和大爱,以及未来对盲童和科研事业的规划与展望。
于我,陶勇不是一名高高在上的医生,而是一个有着妙手仁心的普通人,专攻于葡萄膜炎的眼科医生,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凭借自身努力进入北大医学院,他把医学当作信仰,他对每个病人都尽心尽力,他收入不高,在北京有一套小房子,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地铁去上班,同时,他也是一名顾不上家的丈夫和爸爸 。
受伤以后,陶勇意识到:在身体好的时候,人会完全忽略这些肢体和器官的存在;当它出问题了,才一下子意识到身体的重要性。我们常常太过专注于我们的心思而忽略我们的身体,实则身体是一台庞大复杂又精密计算的机器,任何一个零件一旦出故障,就会影响它看似理所当然的运行。
砍伤陶勇的那个人,其实只是一个在漫长痛苦的求医之路上没人在乎与拯救其扭曲心理,一个彻底绝望、试图轻生的病人,最终变成了一个偏执的杀人狂魔,而陶勇不幸成为他的陪葬品。
面对至暗时刻,陶勇说:慢慢地,我开始不再纠结这个人为什么要杀我,我为什么要遭此厄运。砍伤我的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用其一生证明绝处再生的意义:人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在外界事物与你的反应之间,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我想如今我有此遭遇,也许就是生死边界的一次考验一把这件事当作我的一段独特经历,让我从医生变成患者,真正体会一下在死亡边缘的感受,对患者的心态更加理解,对医患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对从医的使命更加坚定。
行医二十年,陶勇发现医学和禅宗有共通之处。起初学医时,他的眼里只有病,看病就是病,找出病因,对症下药;慢慢地,他开始看人,病是一个人身上存在的,它不会无缘无故而来,而是这个人所食所饮、所思所想和所接触的人与事一点点诱发而生,所以不关注人,治病也治不了他的心。就像伤害陶勇的这个人,他需要救治的不仅仅是他的眼睛,还有他的希望。
其实,做医生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刚从业的年轻医生,技术和能力没有那么成熟,面对复杂的病症会感到焦虑和害怕;再者,年轻医生往往不被患者信任;门诊量大,还要值夜班、查病房,常年无休,在这样的重压下,收入却很微薄,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学相比,内心的冲击和落差感巨大,所以很多年轻医生往往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放弃。但通过自己的能力和选择,打败病魔,拯救一个人的身体,挽救一个家庭,这种价值感又是如此无与伦比。陶勇说:“在我受伤的那段时间,其实真正让我想开的就是这些患者朋友。有时我很庆幸自己是医生,因为这个职业,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人间百态,众生万象,因为疾病汇集到我的面前,透过疾病我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生,能够帮到他们,我感觉特别幸福。”
诚然私立医院的病人素质高,医生待遇也好,但陶勇斟酌再三还是坚守在了公立医院,他之所以那么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病人——陶勇舍不得他们,长期的相处,他和病人们慢慢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不像医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更像战友,而共同的敌人就是病魔,如果陶勇放弃了,他有种背信弃义的感觉。有时候,陶勇认为不是他在救治病人,反而是病人在救治自己,在陶勇孤独、迷茫的时候给予力量和希望,如同他对他们那样。另一方面,如果陶勇去私立医院,接触的病例从数量上和复杂程度上都将大大缩水,他会拿着一笔丰厚的收入,日复一日做着相同的工作,二十年后,他还是这个水平,也许在别人眼里他是成功的,但在陶勇心中,这和自己的初衷完全背离。
葡萄膜炎极为凶险,占致盲原因的第三位,全国48000名眼科医生,有能力从事这一领域的不过数十位,而患有此类疾病的患者占眼科就诊人数的1%。无数阻碍横亘在这1%的想要得到救助的患者面前,然而就是这1%的世界,给过陶勇太多太多的感动。
有人觉得,医院里的人见惯生死,早已变得冷漠无情,其实不然,正是因为见惯了生死,医生才更加看淡一些表象的东西,而生命才显得愈发珍贵。有些患者觉得医护人员没有耐心,其实他们是想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提高治愈的效率,在繁忙嘈杂的医院里,没有这份果断是很难给患者安全感的。
透过《目光》这本书,我看到人间疾苦:比如天赐和他爸爸。一个孩子在两岁被确诊眼底恶性肿瘤后的每一天,都在学着接受自己逐渐变成盲人的事实;也不忍去想一个有着这样病重孩子的家庭,他父母家人们的挣扎与绝望。
《积极心理学》有一个观点:成年人对于幸福的追求分为两种:一种是溺水模式,就是认为只有解脱的那一刻才会幸福,在此之前都要忍受痛苦。比如,有些人认为,发财了就幸福了,找到一个爱人就幸福了……而在实现此目标前,就是得忍耐痛苦的过程。另一种是春游模式,就是整个环节从过程到结果都是快乐的。就像我们童年听到春游的通知会开心得跳起,会回到家快乐地做准备,然后坐上大巴愉快地和同学们聊天,到了目的地后的每一刻都十足兴奋,整个过程洋溢着幸福的感觉。成年后,我们很难再有这种感觉,慢慢地从春游模式变成了溺水模式,其实是对幸福的感知力开始变弱,当一个人对幸福的感知力越来越少的时候,就很难体会到幸福。但于陶勇来说,因为接触的病患太多,见识了太多的苦难,所以他对自己拥有的格外珍惜和知足。
我们无法想象,对于一个盲人来说,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对于一个因为贫穷无钱医治疾病的人来说,一万块钱是多么重要。其实老天给予我们的已足够多:能每天睁开眼看到天空,可以住在一个无须忍受暑寒的房子,可以步行走到地铁站,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都值得我们感恩。
相比起眼盲,心盲更可怕。现代社会压力重重,很多人迷失于十字街口。面对事业的受挫、爱情的背叛、财富的崩盘、亲人的离去,就算拥有健全的身体也难免会遭受心理的创伤,有些人因此一蹶不振、自甘堕落,也有人伤痕累累、病入膏肓。要解决这些,首先要找到信仰,它是迷失时远方的灯塔,也是痛苦时的一种安慰。当人有了信仰,物质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唯一寻求的人生目标。
关于医患矛盾,陶勇一针见血地指出:“医患关系紧张,也许源头是信任的缺失。”在他看来,原本是彼此信任的医患关系,因为一些负面的个例,让整个大环境变得敏感:为医者不得不小心谨慎,遵循着各项规定办事;为患者不得不到处搜寻、打听,托关系、找门路,生怕被误诊或诓骗。这样也就造成了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明明可以靠医生经验判断的病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让患者去做大量的检测;明明可以和患者多沟通一些诊后的结果预判,但害怕无法肯定的言语会变成患者偷录下来的投诉证据,只得闭口不言。而患者因为不信任医生,不得不多挂一些医院的号,问遍之后才敢确定哪个医生说得更准确一些。这样下来,恶性循环,医生也累,病人更累。
还有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陶勇也有自己的见解: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是优质医疗资源太少,患者往往一窝蜂往大医院扎,而有近一半的医疗资源是被浪费的。如何能有效地利用好基层医疗机构,发挥出它们应有的功能?国家目前主推的分级诊疗——小病就应该在小医院看,大病再转到大医院就诊——就可以有效地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然而具体执行起来的确存有困难——作为患者,他们常常无法分辨什么是大病,什么是小病。很多疾病初期往往无法断定它的严重性,若一开始以为是小病,结果拖成大病,那么最后会导致人财两失。
天下无盲,这是陶勇的毕生追求。他相信,这并非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是可以通过科技的革新得以实现。他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天下无盲的行动中,搞科研的、开发人工智能的、研究有机生物的、从事公益慈善的人士等等,每个人都能为未来医疗努力一小步,那么很多现在无法攻克的疾病,都将会被一个个治愈。
有人时,形如少年;无人时,也能安然自处。不为功名所累,不受情绪所控,永葆初心,心中坚定,沉默亦如雷。那个叫陶勇的医生,活得简单又真实,赤子一样投入他的医疗事业,享受灵魂的充实和幸福。因为陶勇,我重新对医生这个职业肃然起敬,原来还是有悬壶济世,对病人真诚相待的好医生。我愿意为这样的人热泪盈眶,希望陶勇医生能用自己的经历唤醒社会更多的良知,也换来更多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