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武侠小说的突破与回归

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就有梦醒处的苦涩，这点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早在先秦，“武侠”便已有端倪。“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那时关于“侠”的形象还是模糊的，一直到西汉《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敢于牺牲生命去救助他人，却不自我夸耀。

唐传奇中，“豪侠”作为三大表现题材之一，涌现了诸多佳作，如《谢小娥传》、《昆仑奴》、《聂隐娘》、《虬髯客传》、《红线》等，大体构筑了武侠活动的基本场景——江湖，集中塑造了一批侠者形象，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女侠形象，如红拂、聂隐娘、红线等，这些豪侠小说不仅为唐传奇添彩，更重要的是给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带来了灵感。在豪侠小说中，“仗义”“报恩”“比武”成为了三大故事主题，后世的武侠小说也大多如此。

宋人在传奇创作方面，基本沿袭唐制且稍有发展。元代，关于武侠的创作缺少突破，侠客形象也没有亮点。明清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繁荣阶段，盛行的类型有侠义公案小说、儿女英雄小说、忠义侠盗小说、幻想仙侠小说等。在此之前，有一本英雄传奇堪称古代武侠小说中的里程碑，它就是《水浒传》。

因为《水浒传》的家喻户晓和巨大成功，一批忠义侠盗后继之作应运而生，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绿牡丹全传》等。到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成为武侠小说主流，代表作品有《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

侠客与清官结合，侠义与公案合流，使之合情合理又合法，既确保了侠客义士个体自由之特立独行之精神，又突出了其制度补丁的作用，“清官侧重于为国为君，而侠客义士侧重于打抱不平，为义为民”，人民寄希望于侠客，也寄希望于清官，因此侠义公案小说在封建统治思想浓厚的清代尤为盛行。

明清兴起的才子佳人小说也渗透到武侠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侠情兼备的小说题材样式——儿女英雄小说，较为出名的有《侠义风月传》、《儿女英雄传》，虽然小说充满了一些道德说教和封建名教气息，但对以后武侠小说摹写人情世态（民国旧武侠小说）和阐发人性（港台新武侠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视角。

中国近代史不仅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更是一部英勇的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史。内忧外患的历史困境，军阀混战的现实遭遇，而手无缚鸡的知识分子和蒙昧无知的社会大众却对此无能为力，但爱国之心、民族大义人皆有之，又适逢“小说界革命”大行其道，因此，充满着侠义精神的武侠小说风靡神州大地。

例如，向恺然为觅救国之道，留学日本，后根据亲身所见所闻写就数十万字《留东外史》，“内容涉及日本国度的人情风俗，中国侨民的所作所为，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以及为了镀金而出洋留学者的言行举止等。作者要以此书‘与恶党宣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以技击类为主，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于1923年出版的《江湖奇侠传》引爆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狂潮，白羽、郑证因等都是武侠技击小说写作的高手。技击类武侠小说外，还有以王度庐为代表的侠情小说，以还珠楼主（李寿民）为代表的奇幻仙侠小说。

港台新武侠代表着中国武侠小说创作和影响的巅峰时代，梁羽生、金庸、古龙武侠三大家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倪匡、温瑞安、黄易、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柳残阳等，也都算得上武侠名家了，一时间，群雄毕至，侠士咸集，将武侠小说推向了历史最高峰。

之后的大陆新武侠虽然信誓旦旦夸下海口意欲超越前者，但终究只是在梁金古温黄伟岸身影下过活，而另辟新路、“剑走偏锋”的网络奇幻小说虽然质量良莠不齐，也缺乏代表大家，但生机勃勃，作者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前途反而不可限量。

80年代中旬后，武侠小说发生了些微的变化。金庸封笔古龙逝，时无英雄承其志，又逢影视网络起，纷纷跳水为“名利”。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后是“后金庸时代”，温瑞安、黄易 勇挑大旗，捉刀奏笔书写江湖，怎奈时代发展太快，后现代消解与颠覆着古典与现代模式，而唯一不变的是这个社会一直在变，武侠小说也在经历着这场“突变”与“裂变”之路，结构框架，叙事语言，价值取向，一切都还处在解构与重构之中。

相较于上世纪50-80年代，“后金庸时代”的武侠文学虽有发展，但总体还是呈衰落之势。个中原因，除了梁羽生、金庸的封笔，古龙的逝世之外，也与武侠文学创作的社会环境、读者阅读偏好和作者创作水平有着莫大的关系。

“后金庸”时代的港台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影视、电字传媒的发达，对小说等文字传媒造成极大挤压；大量武侠及动作漫画的兴起，取代了武侠小说文字的功能。网络在为武侠文学创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没有了出版社、杂志社的专业把关，一大批低级庸俗的作品充斥在读者眼前，经典之作却少有。

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读者的阅读偏好，文学审美也发生了变化。“快餐式”文化横行使部分读者更追求简单、刺激的阅读快感，而放弃了慢慢品味文学经典里的智慧与内涵。相比作家着力描写的“侠义”和庞大、精细的武侠世界，在亚文化背景下，读者的猎奇心理的使他们更喜欢毫无意义的争斗和充满血腥、杀戮的画面。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武侠文学的创作，刺激了劣质作品的产生。

在大众文化的视觉化，娱乐化和人们阅读偏好、审美趣味的改变的情况下，武侠小说及其他大众文学的作者逐渐向纯娱乐和艺术快感倾斜，故事情节也多有雷同。作家的创作失去个人特色，创作态度也越来越不严谨，作品的总体质量也不如以前。

例如，温瑞安被认为更注重形式的革新而非内容的创造，艺术成就也就难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徐渊在《金庸小说与“大陆新武侠”创作》中指出，金庸的小说之所以大获成功，其原因在于金庸的创新性、对人物的把握以及对文化展示与传播的促进作用。这是现今大多武侠小说创作者没有做好的。

吴秀明、陈洁在《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中表示，武侠小说是一个永远开放的体系，它需要创新，即使这种文体和观念革新很难。但惟其如此，它才有意义值得读者不断去探索、去实践。

“后金庸时代”里，港台武侠文学是否能走得更远，还是个未知数。

从早期的古代武侠小说，到最近的架空幻想小说、软科幻小说，我在题材上做出了突破，我谈谈在转型尝试中的体验！可能对于我来讲所谓的想象力文学实际是一个大类，类似科幻、奇幻、武侠一类，归根到底源自人的想象力，我会给它们一个“大幻想”的概念。我偏好书写现实中未有的世界或者“超我”的角色，我觉得把这样的故事背景安置在古代或者现代，乃至未来都未尝不可。最近尝试写软科幻是因为我觉得人性是永恒的，对无知无穷的探索也是永恒的，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就是在不同的世界观上去书写这些母题，像《尼莫》也是我在人类面临的新情境下对不褪色的文学母题的再思考。我在漫长的写作时间里已经能感受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武侠、奇幻和科幻等等想象性的题材都是我在自己擅长领域的尝试，向现实主义转型我是暂时没考虑的，不过我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创作模式，试图避免“避长扬短”和“坐吃山空”这两个极端。

无论题材怎么变，我作品的基调都很是大气，对这种恢弘设定的偏好是有点原因。可能人生最早看的几部书一定会影响终身。小时候我家里有四大名著，和一些前苏联的书，都是比较偏好宏大叙事的。那个时候也看《封神演义》这一类神魔古典小说，它们都会主张构建一个世界。而后来涉足武侠小说的时候，金庸《天龙八部》里多个主角的网状结构让我神往迷恋。这些书对我的写作影响都很大。

我多年写作经历，我觉得我偏好的类型应该是盛世崩坏。开篇就是花团锦簇、烈火烹油，最后一无所有。可能是因为，我喜欢美学中悲怆的东西，喜欢先展现世界的辉煌，然后将这种辉煌剥离摧毁。我也更喜欢写高位的人物，去写他有很强的力量，但却不能驾驭，又或者他在对抗更强大的东西——或是命运，或是时代，或是心中人性和神性的挣扎——对自身有一个毁灭，对周围的事物有一个毁灭。不过现在对笔下角色更似子女，倒是心慈手软了许多。

回顾我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有一路的赞美和非议。其实早年会很在意，后来会挑选着看评论。我觉得大家在写作的时候，有一种所谓“开脑洞”的能力，在脑里构造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还有一种能力，是把这个世界宣讲给人们的能力，这两项能力是同样的重要。在艺术上把他塑造成什么人，这是我来完成，我不听大家的；但是我这样塑造的手法大家没看懂，讲的还不够清楚，叙事有点混乱，这种意见我一定会听的，我会吸收更多关于宣讲的反馈。很长时间里，武侠被视为是男性世界里的东西，从作者到读者乃至主角都是男性为主，女性写武侠的作家和作品也不少。其实武侠小说题材以男性为主，不是亘古已然的。比如唐代传奇，它对女侠进行了大量的塑造，其实梁羽生也塑造了很多以女性为主的世界，比如说《冰川天女传》、《白发魔女传》，精彩的都是女性。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看武侠小说长大的女性是很多的，女性作者比重一点都不低，我的读者中女性也很多。武侠是没有性别之分的。

但可能因历代思想积弊，武侠作品中女性角色时常成为男性快意恩仇的牺牲品，我不会用男权女权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一部作品。我不一定要审视，但我会感知到这一点。我自己来写的话，肯定不会客体化、物化女性角色，肯定会给她们思维的空间。总而言之，我不会用男权女权来引导我的思想，小说里肯定会呈现出我性格里的平权的那一部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在国泰民安、法治严明的新时代下，我谈谈对侠精神的一点见解。侠的概念，即对比自己强大者的无惧对抗，对比自己弱小者的伟大同情，这是相辅相成的。“为国为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面对外敌入侵，侠之大者必然要为国为民。但是现在的和平年代下，真正为国为民的机会是很少的，可能我们遇到的更多的困难和需要对抗的东西，是自己人性的局限。人性的局限即是人的懒惰、怯懦一类，去对抗它们，从而对抗自身所处阶层的桎梏和被设定的命运。我觉得侠精神就是面对自己人生的局限并去对抗的一种无畏精神，这种无所畏惧和坚强，就是一种内化的侠的精神。侠，是先对抗内在，再对抗外在的。创作突破取墨文学研究，遵从内心生发情感寄付，今日的阳春白雪又有多少去时的下里巴人。

对我来说，做学术和写小说是不一样的，不能说完全不影响。比如时间分配问题，创作多了，做研究的时间就少了。另外一方面，创作能为研究提供很强的感知，如果有创作基础，会加深你对文学的感受。同样，文学研究也会为创作提供基础和资源。如果能调整好时间的话，当然是利大于弊的。

我在跟进《雪花神剑》影视化时跟编剧的接触，我觉得编剧和写小说有互补优势。编剧的经验和文学创作的经验真的非常不一样。文学创作可能更喜欢先搭建情节框架，但是编剧会首先考虑人物塑造和人物关系。虽然文学创作没有必要照搬编剧经验，但对其进行借鉴，于推动情节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相比过去，现在的网络文学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并且更加昌盛，我觉得网络文学对于文学发展是一件好事。我认为文学最后是分野的。自古以来，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在各自的评判体系内发展，阳春白雪自身会发展，会越来越精致；下里巴人又有自己一套对于通俗性和戏剧性的考量。无论雅俗都有良莠之分，这是共通的。同时雅俗又永远在互动，是一个互为消长又相辅相成的关系，通俗文学有一部分最终会走向精致化和案头化的，成为阳春白雪；而阳春白雪也会因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被后世素养更高的普罗大众更好地解读，某种意义上便成了下里巴人。今天的网络文学肯定有凤毛麟角的进入文学史的，这也是俗文学中向雅文学流动的那一部分。雅俗是分野的，但也有雅俗共赏的部分，这些是优秀作品能做到的，打通雅俗的界限。

对于想投身网络文学创作的人，首先，我建议大家不要一开始就写特别长的长篇，写作需要有一个成熟期，如果想象力实在肆意汪洋，可以考虑系列小说。其次，写作到未来是可以总结出技巧的，现在年轻很多东西还想不明白的时候，先遵从自己的本能，对人物有发自内心的爱，最后你会发现你的东西和总结的那些规律是暗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