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1943》的史诗性质

　　首先向《鄂尔多斯1943》的作者和译者致敬，感谢他们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好小说，并为“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这一功德无量的项目增辉。我是该项目所辑作品的终审，因此有幸成为这部小说汉译本最早的读者之一。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我的终审意见：

　　一本大地或草原之书。其史诗性不仅来自急剧变幻的历史风云，来自不同的民族、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及其各自代表的不同现实利益，诸多层面彼此交织、纷纭复杂的矛盾冲突，而且来自像历史风云或草原一样广大浩瀚的日常生活，来自日常生活中人心像草原上万物竞生一样自然的向背大势。小说格局阔大，气势恢弘，风格厚重，叙事开阖有度，不同的场景转换灵巧自如，显示了作者驾驭重大历史题材，并在错综的情境中完成众多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塑造的不俗功力。

　　这段文字记录了我对这部小说的最初阅读感受，而我今天的发言无非是对这些感受的进一步展开。考虑到时间，这里谨就其史诗性质集中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鄂尔多斯1943》是一部历史小说，有史诗性的追求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学者们早就告诉我们，历史小说脱胎于民族史诗，二者传统上有某种如影随形的关系。不过，那更多说的是西方文学传统。中国的汉民族没有经典意义上的史诗，但有诗史互证的传统，其历史小说更多地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内蒙古当代文学在这方面或许可以说左右逢源：一方面，从《格萨尔王》到《嘎达梅林》，其丰盛的史诗传统似乎和西方有更多的呼应；另一方面，其蕴含的历史记忆，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记忆，包括对文化和文学本身变革的记忆，又始终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样的视角看《鄂尔多斯1943》的史诗性，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这部小说含5卷，外加一个尾声。结构是绵延式的，以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建政后一直如梦魇般纠缠着内蒙古札萨克地方的土地冲突为主要贯穿线索，时间跨度40余年，不算大也不算不小；空间上则具有全景性质。这当然是其史诗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传统史诗性的另一突出表征是赞颂民族英雄的伟大品质和业绩：冒险、征战、不惧艰困、当机立断、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如此等等。《伊利亚特》《奥德赛》，包括《格萨尔王》，差不多都是这样；《嘎达梅林》基本延续了这一轨迹，不过，主人公身份发生了由王公贵族而平民领袖的变化；《鄂尔多斯1943》则大大推进了这一变化。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时间节点的精心选择。小说以19、20世纪之交主人公洛瑞的出生开篇，以1944年洛瑞的牺牲收束，这样的选择显然是为了突出洛瑞等形象的塑造之于这部小说的特殊重要性。如果考虑到小说的蒙文版原名《札萨克盆地》，再考虑到小说中出场的大、小人物竟达70余之多，这一选择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盆地”于此不仅特指地域地貌，亦可视为一个双重隐喻，同时指向作者的历史意识和小说的叙述重心。事实上，尽管标识性的重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军阀统治、抗日战争、国民党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等——始终是小说所描写的尖锐而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的震荡源；尽管伴随着历史的一再重新洗牌而加速度展开的多方权力和利益博弈，始终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契机；尽管小说对以札王札木斯仁扎布诺彥为核心的蒙古权贵阶层及其复杂的社会关联，包括其内部关联也投以了相当的笔墨；最后，尽管小说的场景远不限于札旗地方，时不时地也会转换到北京、西安、延安等遥远而风格迥异的文化和权力中心，但真正让作者倾心倾力的，还是鄂尔多斯草原上广大底层人民淳朴、平凡而又充满生趣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关切，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悲愁和欢乐，他们似乎前世就被注定，但又随时成为挑战对象的命运。正是如此像草原一样广袤深厚、真实朴素的生活把上述的一切不断地推为背景，并像浩瀚的长涌托举着纷披的浪花一样，托举着小说中众多如走马灯般转换的情境和人物的刻画。“盆地”在这里又不妨被比做小说中一面无形的凹镜，它使所有的情境和人物都有了一个聚焦的向度。可以一般地把这一向度称为人类生存或历史的正义，还可以用两句对称的话来概括这种正义，其一如小说中达日巴拉所言，“人间的苦难从来没填满过这红尘世界的欲念”，其二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显然，在《鄂尔多斯1943》中，更能体现这一正义，因而也更能唤起读者同情和共鸣的，只能是以洛瑞和阿日宾朝格图为代表的底层群体。

　　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平民英雄史诗”性质。这里的“平民英雄”与其说是一个组合词，不如说是一个复合词；与其说是对主人公身份的界定，不如说是基于历史正义对“平民”和“英雄”之辩证关联的命名。在这一点上，《鄂尔多斯1943》与《嘎达梅林》可谓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区别。“一脉相承”是明摆着的：就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致力的目标、主题及核心情节的平行程度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洛瑞就是小一辈、小一号的鄂尔多斯版嘎达梅林；需要稍加辨析的是“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当然不在于前者是虚构的小说人物而后者是曾经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我相信前者或也有与其对应的“本事”），而在于综合各种要素，虽都是“平民英雄”，但前者应重读“平民”，而后者应重读“英雄”。这里，洛瑞出身更贫寒，经历更低层尚属其次，其社会地位较之嘎达梅林的差异（后者被捕时已是旗卫队的总兵，而前者直到牺牲时仍不过是一名僧兵排长）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距离权力和冲突中心更远，是由此所决定的他独特的存在和影响方式。我们会注意到，尽管同样被赋予了强悍、坚韧、智慧、人格的感召力等英雄必备的品质，但作者始终没有试图把洛瑞塑造成一个平民领袖式的人物：他和以旺登尼玛活佛和希尼喇嘛为代表的蒙古进步政治势力——无论是历史上的“独贵龙”运动，还是现实中的人民革命党——更多表现出的是精神、信念上的同质，而几无组织上的关联；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通常领袖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上高瞻远瞩的特质，倒不如说，这位“家乡卫士”于此更像是一个笑傲江湖、任情率性的侠客；如果说他未能成长为像嘎达梅林那样的旗帜性人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札旗的抗垦起义受多方博弈的牵制，最终未能发展为历史上昭盟起义那种爆炸性局面的话，那么，他的牺牲却暴露了他没有完全摆脱义字当先的草莽局限，是历史悲剧，但更是个人性格悲剧。

　　我希望以上的辨析能配得上作者的匠心——我是说，如此塑造洛瑞的形象不可能是出于某种孤立的动机，而恰恰与小说多头并进、灵活转换的叙述策略彼此适应，并在远为广阔的意义上，更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一形象与他由之所出的底层群体，与隐含在种种日常行为和事件中的人心向背和历史大势的血肉关联。正是这种血肉关联牵动着小说中的诸多方面和层面：民族和国家、政治与宗教、一己私欲和社会公正；蒙古人和汉人、中国人与日本人、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官府和民间、富人和穷人、恶棍和善众、流氓和义士；勾结与交易、斗争与妥协、阴谋与爱情、腐朽和新生……围绕着以土地为核心利益的控制和反控制、掠夺和反掠夺、出卖和反出卖，所有这些既互为矛盾，在彼此冲突中激荡出存在和人性的复杂底蕴，又因此而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勾勒出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在这样一种诸多关系交叉并存的历史时空中完成的洛瑞形象塑造当然只是网上纽结之一，然而却是最重要的纽结；其功能不仅如前所说，在于集合起他由之所出的底层群体，并在对比中揭示隐含在种种日常行为和事件中的人心向背和历史大势，还在于作为二者的综合体现，构成了沉默的草原或大地心声的一个能指，其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的一个启示。由此这一人物大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并使一部历史小说因容涵了太丰富的日常细节，而同时兼有民族志和地方风情志的性质（典型的如第一卷中的阿玛图寺院庙会和第二卷中龙腾嘎的婚礼）。不能在这篇发言中就此做充分展开令我感到遗憾，因为所谓“兼有民族志和地方风情志的性质”绝不是小说趁便的副产品，而正是其史诗性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但愿以下对阿日宾朝格图形象的简略分析能对这一遗憾有所补偿。作为小说着力塑造的另一位蒙古族平民俊杰，有关阿日宾朝格图的笔墨尽管大多平行于洛瑞，但从根本上说，二者却犹如一对孪生兄弟。这不仅是说他由小羊倌而雇工而亡命者而革命战士的命运轨迹——包括痛失初恋情人——与洛瑞大略相似，更是说他们都有同一副挚爱故土、嫉恶如仇、敢做敢当，不吝面对命运挑战的肝胆；而无论性格有着怎样的差异，其形象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重叠的。问题是，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独特意义何在？在我看来，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隐身于作为高潮的第五卷后半部分：1943年爆发的札旗抗垦起义由于上层统治者的软弱无能陷入危局，两位一直惺惺相惜的英豪于此再度相遇；危局暂得化解，阿日宾朝克图劝洛瑞投奔延安，然而洛瑞思忖良久，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的想法至为朴素：只想为札旗的老百姓做点事。两位兄弟就这样经此生离死别而奔赴各自不同的结局：洛瑞很快牺牲，而阿日宾朝克图则在“尾声”中大放异彩。在因作战勇猛而独享“红匪阿日宾朝克图”的盛誉之后，他带着伤疤和勋章，以胜利者的身份荣归故里，回到了妻子达日巴拉身边。小说这时给出的是一个牧歌式的场景，但我们都知道，历史从来就不是牧歌。换个角度，胜利者的返乡就不是结束，而是意味着新一轮博弈的开始；牺牲者也没有被封闭在他的悲剧结局里，而是和他试图卫护和服务的乡土及其沉默的愿望结为一体，作为永不衰竭的力量，继续参与着这新一轮的历史博弈。在这个意义上，阿日宾朝克图乃是一个涵括了洛瑞（反之亦然），并把我们的思绪引向更多可能性的复合形象，其所指远远超出了那一段特定的历史，以至可以认为他不仅直通当下，而且拓向未来。

　　由此也提示了阅读和评价《鄂尔多斯1943》及其史诗性质的一个新维度——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一样，所有的历史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代小说。这样的维度必然令小说中变幻的历史风云溢出文本，打通历史和当下的联系，成为当代视野的某种反向延展或彼此映证。在这样的反向延展或彼此映证中，所有的逝者，从人物到事件，都将重新复活并得到二度阐释；半个多世纪以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抗垦斗争将更显惊心动魄，其不畏强权、捍卫家园的核心主题，连同草原大地自身的诉求，将不仅再度得到伸张，而且和例如生态保护这样的时代主题融合在一起，汇入更为波澜壮阔也更为风波险恶的人类文明变迁和民族文化融合这一跨时代的母题。

　　如此辨析其史诗性质，是否如某个朋友所质疑的，一直在冒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包括使小说本身）落入早已被人们弃如敝履的“宏大叙事”窠臼的风险？对此我只能付之一笑，因为我无意加入某种类似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喜剧。在我看来，一个词受累于曾经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致力反拨的语境中被赋予贬意是一回事，在追求“现代性”的时尚笼罩下成为一个方便指斥的恶谥或原罪标签是另一回事；反倒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相对于人人趋之若鹜，本质上更像是同一回事。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宏大叙事”和例如“微叙事”一样，无非是一个方便指陈的术语；而就一部历史小说而言，从方法、调性到相应的语言策略，是采用“宏大叙事”还是“微叙事”或其他什么叙事，从来就不是成败的关键，而仅仅意味着与作者不同的表达需要和探索意向相对应的不同的小说可能性。没有比把这种可能性预设为价值尺度更无聊、也更能伤害写作的了，因为对写作来说，真正有效的价值尺度只能来自写作行为和作品之间的动态平衡。那是通过写作过程中的殚思竭虑，克服了所有的叙事都必须面对的同一难度之后才能谈论的综合尺度：其形式和内容在互为表里、彼此指涉的意义上冲腾转切得是否足够完美？其思想的探询、人物的塑造、经验和想象的描叙，是否在语言刻画的层面上相拥相济，达成了足够精确也足够充分的整体呈现？这种整体呈现是否既有助于我们认知人类历史性存在的真实境遇，又有助于我们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境遇中认知人类自身？等等。按照这样的尺度，我实在很乐意称《鄂尔多斯1943》是一部成功地实现了“宏大叙事”，并在价值多元的当代小说语境中成功地为“宏大叙事”正了名的历史小说，又怎么会担心落入什么莫须有的“窠臼”呢？

　　有关这部小说的史诗性质还有很多话可说，尤其是与之匹配的艺术手法、修辞技艺和美学特征，我姑名之为“大地诗学”。我一直在暗中使劲，敦促自己必须说，尽可能充分地说，以使那些过于抽象、粗放的看法能最终落到实处。然而，现在看来只能是一种奢望了。为表诚意，谨做如下几点提示：

　　一、沉稳从容的叙述节奏。由开篇数章反复由远景而中景而近景而特写的手法所奠定。类似电影中的镜头推拉。场景转换亦迹近电影中的渐显渐隐。以下各卷根据情节的发展有所变化，但总体说来一以贯之，内在地呼应了草原大地及游牧民族生活的辽阔迂缓。

　　二、丰茂的语言。质朴本色，有沃土劲草之感。既反映了蒙古民族由日常口语到书面语的特色，又广泛汲取并整合了传统说唱、民间传奇和故事的语言资源。包括：一是，在叙述和人物对话中密布比喻。旺登尼玛活佛在法会上的讲演通篇几乎皆由比喻构成。妙喻，“在乱世当官的札木斯仁扎布诺彥现在犹似插在芨芨草上的牛犊子粪蛋一样左右摇摆。”奇喻，“仓斯特索德巴似一颗落地的骰子般盘腿坐在秀仁其其格家里。”二是，大量征用格言和谚语。“富人有八十个毛病，游僧有一生的毛病”，简捷、精警、一针见血。三是，歌谣。不止是现成的征引，也包括文本内在的歌唱性。

　　三、戏剧化。历史的急剧变化或转折作用于人物关系、人物性格成长或自身命运的产物，反过来又折射出历史风云的变幻。虚伪的富人班兹尔嘎日迪一心想攀附权贵往上爬，最后却不得不成了一个土匪，直至死于非命。阿日宾朝格图和达日巴拉最初完全不可能的婚姻。

　　四、细密画式的描叙功夫，包括心理描写。据此获得一种对应于存在的复杂和幽昧的质感。当代汉语小说作者中已经罕见有人持有这样的耐心。

期待能有另一个场合或另一篇文字对以上诸点做逐一展开。我是多么希望，这一自我允诺不过是一场小说对我施展的欲擒故纵的计谋。

　　注释：《鄂尔多斯1943》，莫哈斯巴根著，马英译，作家出版社出版，2014年。

　　《鄂尔多斯1943》作者简介：莫哈斯巴根，蒙古族，1950年生于鄂尔多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鄂尔多斯1943》《在那遥远的地方》《灰濛人世》《故乡的热土》《国之匹夫》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二十余篇、电视连续剧本《鄂尔多斯婚礼》。作品曾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荣获“全国职工自学成才标兵”称号。

　　《鄂尔多斯1943》译者简介：马英，蒙古族，蒙名莫·策登巴拉，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阿右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委员。现任内蒙古阿拉善盟文联主席、内蒙古文学翻译家协会副主席。自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及翻译，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诗歌、评论数百篇。出版有诗文集《诗的岁月》《岔路之鬼》等五部，民间文艺专著《阿拉善长调民歌的生态理想》。翻译作品有长篇小说《苍茫戈壁》、诗集《苍天的暗语》《瀚海铃声》、儿童科幻系列《鼻烟壶的故事》等十余部。先后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朵日纳文学奖、八省区蒙古文学翻译奖，《花的原野》小小说大赛第一名等奖项。

　　（作者唐晓渡系作家出版社终审、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