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又看到好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套用某相声演员的一句开场白: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这些天更怪,年年有变成天天有了,看得人眼花缭乱。正好,这段时间基本宅家,既没人约了采风,也没有兴趣旅游,没啥好写的,摆点闲龙门阵倒是不缺素材。
本月19号,看到某国企的一张罚款通知单,事情发生在14号,几名员工干活时没有面带微笑,被处罚了。通知要求员工限期整改,否则每天罚款500元。通知指出,员工要时常保持乐观开朗精神面貌,不能板着个苦瓜脸。罚款的依据源于一个想当然的推论:心情不好,是一种安全隐患。也就是说,干活时心情不好,有可能被砖头砸了脚,还可能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通知上附有照片,照片上三名员工笔直地站着,不思悔改,仍然保持着苦瓜脸。
这个想当然的推论把我笑坏了。
苦瓜脸我们见得还少吗?在我的经验中,除了个体小饭馆、小卖店等生意不大好做的地方,基本上看不到从业人员的笑脸。你去银行存钱,营业员一直垮着个脸,一副极不情愿的模样,好像你不是存钱、而是去借他们家的钱似的。你去办证,去交水费、电费,给钱也不一定肯笑给你看。如果说他们有安全隐患,一定是挨揍,然而你揍一下试试。此外,那些喜怒不形于色的领导,在下级面前一律是苦瓜脸,偶尔微笑一回,也是深入基层时表示亲民,笑给镜头看的。当然了,在上司面前得笑成甜瓜,不笑,肯定有隐患,会影响自己的安全。
前两天某作家聊天群重提贾浅浅旧事,我写了两篇文章,其中提到余华的儿子余海果,说他去年四月在《收获》上发表小说引起过风波。好巧不巧,这个月,余海果的短篇小说《复仇》又上了《收获》。
余海果发表小说不奇怪,奇怪的是又起了风波。
去年你才上了《收获》,今年又上,一年一次,过分了,太过分了,实在是太过分了!
接下来仍然是想当然的推理:余海果能在全国殿堂级大刊上发表作品全靠关系,其父余华跟《收获》的主编打得火热;靠关系发表的小说肯定写得不咋的,甚至可以从中看到模仿他老子的痕迹;《收获》发表关系户的文章,说明《收获》办得也不咋的,如今基本上没人看了。
继续想当然:《收获》前主编,杂志社社长李小林是老一辈大作家巴金的女儿,也是文二代,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李小林跟余海果一样,全靠父亲上位。再看贾浅浅,天啦,贾平凹的女!文坛乱象由来之久,水之深,可想而知。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难怪办不下去!
有人立马跟进,你看刘震云,那才是真正的大家,比余华强多了。
刘震云恰好也是我喜欢的作家,喜欢的程度甚至超过余华。然而刘震云跟着也出“怪事”了,有人义愤填膺地报料,那家伙,刚刚,竟然当选为河南省文联主席。当省文联主席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今年66岁,已经超过了正厅级干部的任职年龄,这里面敢说没有猫腻!还有人提出疑问,刘震云一直在北京混,怎么会有公务员编制?倘若没有编制,你一介布衣,怎么可以一飞冲天,官至正厅级!
不说刘震云,说小余。
想当然式的推理,其前提肯定经不起推敲。
比较靠谱的逻辑应该是,《收获》对文学作品把关很严,30多岁的余海果连续——说连续不太准确,毕竟时隔一年半——在该刊发表两篇小说,说明作者基本功扎实,其创作水平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更科学的态度是,把他的作品与同期发表的小说进行对比,从整体上一见高低。需要说明的是,不能跟你读到过的成名作家比,尤其不能跟他们的代表作比。
要说关系,余华,当然不止余华,还有莫言、格非、王安忆、叶辛、史铁生、迟子建、韩少功、王朔、贾平凹等等,那一代青年作家,他们靠什么跟《收获》搭上了关系?那一代的中年作家如王蒙、张洁、张贤亮、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以及老一辈作家老舍、柳青、金敬迈等等等等,又是如何跟《收获》拉上了关系?
几代人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所以,著名作家陈村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
你可以说文二代沾了文一代的光,但无法否认文一代的实力。
同时无法否认《收获》的眼力。
我也想跟李小林、还有程永新打得火热,问题是够不着。火热的前提是你的作品他们会抢着发表。如果小说写得不咋的,你叫程永新没事找一个叫余华的牙医喝酒,除非他吃错了药。
你一定要说程永新就是吃错了药,那就听你的。
另一件事比较好笑。小日本跟中国队在厦门踢球,一个穿日本队球衣的日本人前往观战,因为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被当成了汉奸。相关消息是,日本游客来中国,免签。 免签的意思是:欢迎光临。
还有一件事不但不好笑,还让人心情沉重。前世界体操冠军吴柳芳退役后没工作,当了跳舞的主播。穿得略显清凉,便有人说她“擦边”,其队友,奥运冠军更是指责她给中国体操队抹了黑。为这,平台把她的账号封了。
吴柳芳是在竞赛中受伤,因伤重才退役的。运动员一旦退役,管你是什么冠军,都得自谋生路,自己养活自己。前世界举重冠军张某,也是伤重退役,女孩子,人长得五大三粗,好歹懂一点按摩,到洗脚房找了一份工作。洗脚这事不引人注意,没有人跑来说她给国家队抹黑。
这件事怪就怪在,没有人管人家怎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