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宣科先生的二三事

今天看朋友圈有人发了一则宣科先生九十大寿的消息，在为老先生高兴之时，又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

初次结缘宣科先生是在2002年的夏天。

当时与学院的同事们组团暑游云南，自昆明辗转西双版纳至丽江。除了登玉龙雪山，逛四方街，看纳西古乐也是到此必游。在我们途经虎跳峡前往香格里拉的中途，我与另一同事临时脱队，折返大研古城，住进了纳西古乐二楼的招待所（演出厅的二楼当时是客房）。折返的主要目的是8月17～18日由崔健发起的玉龙“雪山音乐节”。后来，我写了篇文章，把雪山音乐节和纳西古乐进行了一番比较，这是后话。音乐节只去了半天（大概是晚上零点才回），而其余的几天晚上就是免费蹭古乐演出（我在文章中提到了坐着听、站着听和躺着听）。某天上午宣科先生来剧场接受媒体采访，我们也去了，还煞有其事地递了张名片。许是我的名字比较特别，先生还笑了笑，呵，还是个搞音乐的。

2002年12月，我们组织了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宣科先生应邀参加，我们希望把他对传统的民族音乐商业运作的经验带到会上来。当时还特地安排了一场“音乐与民族”之类的专题讲座，西阶五全挤满了。当然，领略过宣科先生风采的自然知道，即席演说绝对精彩。

宣科先生在会上

这次会上，是与宣科先生的第二次交往，我的那篇文章也令先生留下了印象。当然，会议很成功，从广院到中央院，先生的风采也打动了众多的师生。

当时的苏志武副校长陪同宣科先生

2005年在筹办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仍然想到了宣科先生。但当时有一个事件很不利。

2005年1月，《艺术评论》联合《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这京城乃至全国的核心音乐刊物，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详见《艺术评论》2005年第2期），并组了一个“文化打假进行时”的特稿。

针对的对象就是宣科。

其来源于宣科状告吴学源和《艺术评论》名誉侵权一审胜诉（这个可以网上搜到，其实二审／终审基本也维持原判）。这场官司和缘起我就不说了，学术、批评、文化、商业、名誉、法律～诸多因素交集，用《艺术评论》的话来说，“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也许我所犯的错误就是，在这个时候把宣科先生请到北京来开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会议在5月下旬，官司终审在9月），何况那时候我们学校音乐学科刚刚起步，简直是～～后面的事就不细说了，反正作为后辈，出去顶个雷而已。

回到我刚看到的那篇报道，“宣科已经为捐资助学投入2200万元”。现在都在说音乐产业，人家多少年前就搞这个了，而且是用一些快要失传的音乐，养活一群人，激活一块产业。

宣科在传统音乐传播研讨专场发言

学院的曾老师在居庸关附近的一个农家院搞了个书院和雅集，所以第二届会议在她的书院专门做了一场传统音乐传播研讨，也让我们象牙塔里的学术去田间地头接接地气，蛮有意思。

我和宣科、赵宋光先生在研讨会的合影

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小细节。曾老师谈到在山里聚集一批批文化人办雅集，透露出艰难之意，宣科先生立即掏出身上的所有现金，曾老师不容易，我要尽点心意支持一下。

第三次跟宣科先生的来往是在2012年夏天。当时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同音乐传播专业的两个班前往云南采风调研，纳西古乐是其中的一个内容。有意思的是，我们先在昆明听吴学源先生的民族音乐讲座，后去宣科先生的住所拜会他（两位老先生的关系请参考前面谈到的官司），学术和产业对我们专业来说，总是难以割舍。

这时宣科先生已经不怎么上台演出了。但我们那天在大研纳西古乐会看演出时，他在靠近后面的演出时间上场了，仍然是整个舞台的灵魂，还特意说了欢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朋友，并在演出结束后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对艺人们的自由采访。

观看演出后与宣科及古乐艺人合影

在他住所的交流显得更加随意，他在他的私人演出厅给同学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讲座。第二天，他专门陪我们去了东巴文化研究院参观。

参观东巴文化研究院合影

当时的某天晚上，他昔日的助理小和约吃饭，聊了一些老先生的过往，聊了丽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此后似乎未曾去过丽江，但这些也似乎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