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国宝的国宝-徐森玉

建国后，被国家领导人称为国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陈垣，1951年，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教员特意介绍陈垣说： “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另一位是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1881-1971），中国文博届的泰斗。

徐森玉参加过创建故宫博物院。抗张时期，主持了故宫文物南运的工作，抢救居延汉简和《赵城金藏》。抗战胜利后，负责接受被劫掠的文物书籍。建国后，筹办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今日上图和上博庋藏中最珍贵者大多与徐森玉有关。同时也是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贡献巨大。

举凡二十世纪重大的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设重大事件中，徐森玉大多发挥了决定性的或者重要作用。被周总理誉为“国宝”，文博界亲切称之为“森老”。

徐森玉与鲁迅同年，两人同是浙江人，徐森玉是湖州人，鲁迅是绍兴人，又同在教育部共事，交谊很深。1961年，森老回忆道：

我和鲁迅先生都是佥事职位。当时的薪金虽比较高，但教育部经常欠薪，一拖再拖。在我离开教育部时，会计出了一个欠薪若干的证明，一张条子，就算了结。鲁迅当时也饱受欠薪乏苦。（《上海文学》1961年10月号）

由于鲁迅在教育部主管文博，与徐森玉一同工作，又是浙江同乡，两个人常常相约去琉璃厂淘换文物和图书。鲁迅对徐森玉对文物版本目录的知识十分敬佩，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常常请教于徐森玉。

徐森玉视野广阔，兼收并蓄，在版本目录、金石备考、书画器物等领域成就斐然，其中文物鉴定最为时贤和学术界推重。上海图书馆馆长的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回忆：“余负笈燕京时即闻徐森玉先生之名，知其对古代文物磁铜玉石碑帖历代版刻写本书画无不熟悉，尤精于鉴别，真赝立辨。”按照牟润孙的说法，三四十年代之后从事文博事业的学术渊源都是森老肇始其端， “先生深于录略之学，论历代典籍传写雕印之源流沿革，如数家珍，造诣所极，冠绝海内。……今之司典籍、言版本能略窥门径者，溯其师承，尽皆渊源于先生。

抗战时期，徐森玉秘密来到上海收集整理古籍文物。经过徐森玉、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等人的努力，收集善本古籍3800余种，通过邮寄的方式运抵香港保存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叶恭绰负责收存，并且每本书都加盖中央图书馆的印章。抗战后期，这些图书被日寇劫掠到东京。抗战胜利之后，根据相关档案以及中央图书馆的印章，中国代表团限令日本全数归还，共3286部，34970册。此外，当时极为珍贵的《赵城金藏》被日军盯上，也是徐森玉通过地下渠道通知八路军予以转移保存，免于落入日寇之手。

徐森玉收集、整理、出版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图书。《玄览堂丛书》初集120册、续集120册、三集30册，共计270册，分别于1941年、1947年、1948年影印出版，其中关于明代的抗击倭寇的史料尤为珍贵。丛书里收录的明代陈侃的《使琉球录》，是现存最早记载中国与琉球海上疆界的中国官方文献，也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自我以来属于中国无比珍贵的史料，在当时以及现在都具有重大的价值。

徐森玉最为熟悉的就是赎买回来原藏于故宫“三希堂”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询的《伯远帖》。这两部书法作品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乾隆收集，后来逐渐流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得知《中秋帖》和《伯远帖》被人抵押在汇丰银行，向中央汇报，周总理立即批示购回二帖，特意拨专款，派遣森老、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三人去香港鉴定会赎买。经过徐伯郊居间联络交涉，经过仔细鉴定，最终确定为真品，耗资35万港元购回，回归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