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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手记-东拼西凑的南渡北归

2018-01-31  本文已影响328人  一篇读罢

引言:《南渡北归》一书,共三册,我读的是增订版。该书书名取自陈寅恪之诗——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以此为题,描写民国学人在1937年-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的生活和学术。作者岳南更是凭借此书而一炮而红,然而,该书热销不衰的现象,是读者被压抑的需要得到松绑之后的反弹还是作者笔力雄健?是个疑问。这个疑问,通常转化为“《南渡北归》好不好?”、“如何评价《南渡北归》?”这类问题。本文即是对此类问题的一个回答。

东拼西凑的南渡北归

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之后通常会出现一个我称之为“骂前朝”的思潮,如汉初之“暴秦”、唐初之“隋鉴”。民国三十八年之后,虽然国府迁台仍持正朔,然而在大陆那边,已经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之而来,便是对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迁台或迁居海外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

这批知识分子在接受“思想改造”或者被批判之前,已经在1937年因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开始了流亡或滞留在日占区的日子。1945年之后,随着抗战的胜利,而重回故土,并在内战爆发后再次面临流亡与滞留的选择。有此背景,遂有南渡北归之说。

正如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写的那样,此次南渡实指日寇入侵造成的分离,当时他们还沉寂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同晋人、宋人、明人相比,他们等来了“北归”的日子。谁也没料到,3年之后,他们的命运会同晋人、宋人、明人一样。

《南渡北归》一书,写的就是这段往事。

这段往事的淹没,是因为我前面说的“骂前朝”思潮。被重新提起,则与近年来大陆方面的解禁密切相关。从陈寅恪热到民国热,再到为国民党正面抗战正名、为蒋翻案,均发源于这个解禁的大背景。

当民众的记忆被人为地切断之后,又被此一背景下的各类书籍、讲座、课程片段地拼接。我们透过这些媒介所看到的的画面,尽管残缺不全,却是新鲜的、刺激的、有范的。总之,旧社会绝对不是黑暗的。于是,从极端的丑化到极端的吹捧,我们又掉进了另一个思维的误区。

《南渡北归》的腔调,亦是如此。

它无非是借着这股“从极端的丑化到极端的吹捧”的思潮而热销不衰。因为,如果我们细究其内容,实在有“东拼西凑”之嫌。

就内容而言,它写日寇侵华,却不是战争史;写诸位学人,却不是传记;写学术研究,却不是学术史;写西南联大,却不是校史。每个方面都涉及,却又每个方面都不详细,真是四不像。更迷惑读者的是:在这种内容的拼凑之下,作者用了“注释体例”,以标榜其学力,以令读者相信其论点。

这就更坐实了此书“东拼西凑”的性质。以下,仅就本人阅读体验,略举数端,以证明之。

东拼西凑的南渡北归

1“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煽情句式。

首先,民国这批知识分子,能否统统冠之以“大师”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大师”一词,如果作为一种极高的学术评价,那能当得起这两个字的人实在寥寥。如果作者采取的“大师”含义如此,那就势必要一一评价书中所叙之人的学术。显然,作者并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如果采用泛化的“大师”称呼,那叫知识分子或者知识群体更符合这批人的身份。

就算,这批人的学术研究都当得起“大师”二字,“再无大师”的预言,又从何说起?“再无”这种极端肯定的话,说的太满了吧。就算当代的学术研究没有撑得起大师一词的,那也不能说以后也没有。何况谭其骧、唐长孺、阎步克、裘锡圭等人学术研究,足以媲美。

如果想用“再无大师”四个字来肯定前面“大师远去”四个字,那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了。作者在书中用这种“否定别人来肯定某人”的做法还有很多,详后。

图1-各位“大师”的照片

2图1的照片是什么bug?

在《南渡北归》三册书的封面上,每册都有一张“大师”的群像,然而,如果我们对民国学术稍微了解一点就会发现,王国维死于1927年,梁启超死于1929年,鲁迅死于1936年。这三位“大师”并没有参与到“南渡北归”的行列。既然没有参与,又为何他们的相片赫然在列?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不是“东拼西凑”是什么?

3书中对姚从吾,评价不当。虽然引用了李敖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一文,然而却错解了李敖的原意,以至于用一种嘲笑的口吻来评价姚从吾的学术地位。

姚从吾先生,是近代中国元史研究四位奠基者之一。这一点,只要稍微看一下萧启庆的纪念文章或者翻一下吴相湘的《中国近现代二十七位学人列传》亦或看一下刘晓写的《元史研究》这类综述书籍,就可以知道。而李敖在《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一文中,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怀念自己的老师。李敖原文俱在,一查便知。

4对徐复观的评价也是如此。更是表现了作者对徐复观乃至对新儒家立场的隔膜。这样的例子,要是挑的话,写十万字都写不完。

5除了以上具体的错误,本书最大的失败是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态度,并因这种颂扬的态度而选择性忽略了对民国社会的判断,从而对这群知识分子缺少了准确的定位。

民国作为一个乱世,这是不能翻案的。这群知识分子,尤其是迁台的知识分子,多与国民政府息息相关。即使无关,他们也多是当时的社会中上层。我们对他们的肯定,不应该忽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这一远比他们更为众多与广阔、更能影响中国命运的群体。而这两者,即结束分裂和改变底层,都是当局完成了。

如果读者想粗略地了解一下民国学术史,本书可以一读。如果我们想了解民国史,各种近代史书籍可供选择。如果我们想了解这群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相关著作尽可获得。

总之,在本书所涉及的每个方面,都有更为详尽深入的著作可以替代。本文想要做的便是,对粗略读此书的读书,善意地提个醒:就本书的学术价值而言,实在是难逃“东拼西凑”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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