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之彼幸：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原创：胡侃文字 简书号：胡侃文字
文君听琴，即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一直以为司马相如是个典型“务虚”的文艺青年。最近再读《司马相如列传》，觉得并不仅仅如此。司马相如的人生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以赀为郎”到与卓文君私奔之前，这段时间他的人生似乎有意跟他较劲，总是拧巴，处处局促；后一阶段自与卓文君私奔到死，他虽然依旧任性，却能从容应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撕扯，且面对机遇也未尝失手。其中，被汉武帝赏识有很大偶然性，但即便没有这样的机遇，相信他一样自在惬意。
司马相如的家境原本应该不错。他喜读书，又学习“击剑”，冥冥中就有种文艺范儿。他第一份工作是汉景帝的武骑常侍，得到这份工作源于“以赀为郎”。“赀，财也。以家财多得拜为郎也。”意思是找这个工作花了大钱，说明家里条件不差。
但在和卓文君私奔回成都时，却是“家徒四壁立”。其实，在梁王去世他回成都时，已经是“家贫，无以为业”。家境就已经大不如前，但他却没什么能做的工作，可见是个不太懂操持的人。
按说作为“秩六百石”的“武骑常侍”，工作体面，前途似乎也不错，不应该有局促的岁月。但像很多青年不能安于现状一样，司马相如因为他的文学梦，加上汉景帝并不喜欢辞赋——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在皇帝身边用自己的爱好建立功业，所以遇到机会，他就逃离了一条看似更稳定有保障的人生道路。而绝不考虑所付出的代价。“因病免，客游梁”。
司马相如，此图似不太符合相如气质，倒符合蔺相如
如果一切顺利，这也未必不是一个选择，毕竟梁王这样有实力的同志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遇到的。他有能力让司马相如发展自己的爱好，并将其转化成真正的事业。可惜，梁王很快死了。没有了靠山，只能回成都老家再说。家里穷，还无所事事。
他素来交好的朋友王吉，当时是临邛令，对他说：“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确实运气不错，每到没有出路的时候，就有人来帮忙。但这些缘分与他当初在汉景帝身边当值有没有关系？说不定正是因为他当初放弃的选择才是王吉与他交好的原因。
史云：（相如）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又云：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
这很奇怪。司马相如当时是潦倒的文人，而王吉是一方首长。就算平日交情不错，何必如此谦恭谨慎？且“缪为恭敬”的“缪”字，颜师古注云“诈也”。这是为什么？
一个大背景是：汉武帝此时已经登基。汉武帝与汉景帝在文学态度上截然不同，武帝喜欢文艺，学术上支持儒家。而我以为作为高级别官员的王吉，有其政治敏感性，并且他所治下的临邛是个文化建设工作很不足的地方。新朝新气象，王吉是不是也像投武帝所好，搞点文化工作成绩，在圣上面前表现？
那为什么是司马相如呢？第一，司马相如曾在中央工作，档案信息什么的应该有所备案，中央对司马相如这个人是知道的；第二，司马相如在梁国写出的《子虚赋》传播度非常广，其个人知名度也很高，汉武帝后来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足见其影响力。
当然，既然是“素与王吉相善”，也不能排除王吉此时真心帮助司马相如的可能。不过从后来的事情看，“缪为恭敬”的王吉如此尊崇司马相如，更多是在临邛大富之家面前摆姿态。
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王吉如此推尊司马相如，让当地富豪好奇，所以在他们的高端宴会上邀请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结果王吉去了，司马相如没去，说是病了去不了。王吉再次高姿态，这不行，亲自请。司马相如没办法，勉强前往，“一坐尽倾”。所有人都倾慕不已。
此后王吉有意突出司马相如。
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寄心于琴声以挑动之也）。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都者，美也）。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当，谓对偶之）。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琴挑文君，图中之凤凰根据张揖所说的《凤求凰》诗
让我不明白的是：之前王吉拜访时，司马相如见了几次后就躲着；卓王孙举办大宴会，司马相如原本称病不想去。为什么在宴会上却主动“挑动”刚刚新寡的卓文君？而事后，司马相如又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司马文豪似乎很有套路，目的直接，早就盯好了卓文君。这实在不是扭扭捏捏、欲迎还拒的司马相如啊！
联想到司马相如入临邛之前，“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都，就是美的意思。难道这也是有意包装的结果？至少，司马相如到达临邛效果轰动，卓文君也知道这件事，不排除这是王吉操作的结果。
另一方面，以卓家在临邛的地位和势力，卓文君新寡很可能也是当时街谈巷议的热点娱乐新闻。司马相如此前虽然未曾与卓家及卓文君有交集，但想必很清楚这件事。也可能已经耳闻不少卓文君的信息而对其有一定了解，比如，卓文君“好音”之类。
大概一开始，司马相如不打算“挑动”卓文君，但他勉强出席这样的宴会，面对王吉和一群富豪虚伪的吹捧，心生厌倦，于是忽然想到一个未见面却大名鼎鼎的卓文君，直奔她而去并将结交卓文君当成此次宴会的主要目的。据《史记索隐》张揖的说法，司马相如挑动卓文君的诗如下：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凤兮凤兮从皇栖，得讬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
遨游四海没有知音，人近心远思念断肠，夜半孤独相伴有谁？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性骚扰。如此一个“雍容间雅”美男子的直白求爱，就算有定力的人都可能动心，何况是新寡又性情豪爽的卓文君。
卓文君音乐造诣极高，她本来就听说司马相如来临邛时的逸闻。在此场合得见其人，更显得司马相如气场不同。她满心欢喜，认定这就是如意郎君，生怕出什么岔子，不能与才子“得当也”。其实到这里，这段“佳话”已经不可扭转了。即便司马相如事后没通殷勤，卓文君也一定想办法将此事更进一步。而既然司马得寸进尺，卓文君也没理由不顺水推舟。
荀派花旦的卓文君剧照
但两人为何如此干脆，一拍即合？二人在一起的根本理由是什么？从卓文君后来少有的几个表现看，此人说得出做得到，不会唯诺犹豫，性格属于豪爽一派，没有小家子气。她看中了司马相如，立刻就能私奔；她和司马相如回到穷的丢人的成都老家，一段时间后就不高兴，显然也不是掩饰自己情绪的人；她不高兴了，根本不顾忌老爹放出的狠话，立马决定回临邛，且当街做小买卖，让爱脸面的老爹难堪；她在司马相如死后，面对中央派来的文员，说话干脆，没有任何藏着掖着。可见此人拿得起、放得下，不畏惧挫折，不在乎非议，是个自我独立而大气的女人。这与司马相如当初无所顾忌放弃所得追随文学梦，即便“家贫无以自业”，还能够“雍容间雅”相比，简直“一丘之貉”。
我猜这两人都是不太在意世俗，又十分愿意自由；不以物质之苦为苦，而以相知之乐为乐；且敢于牺牲所得，痛快冒险的人。他们俩所以能在一起，是因为两人气味相投，对很多事情看法相近。
所以，司马相如虽然不再大无畏的追求“务虚”，但本性仍然是一个任性妄为的人，遇到了卓文君，对他的人生方式是一种鼓励。他终于找到在理想和现实中应对被撕扯的全新动力，因为卓文君和他是一样的。
所以，当卓文君决定和司马相如重回临邛的自家地盘时，司马相如没有异议，而且甘愿穿着“犊鼻裈”在大街闹市中和杂役用人一起洗涮酒器。这岂是曾经写《子虚赋》、被王吉奉为文坛宗师的司马公子所为？对比其从梁王处回成都时的场景，“家贫，无以为业”，在成都难道连一个当街洗酒器的工作都找不到吗？更可能是他自己不愿放低身段吧。但这次，他就很平静，因为背后有卓文君的支持和理解，以及愿意与他同甘共苦，一起丢人——那可是堂堂临邛首富家的大小姐！
文君沽酒
此后，司马相如的人生相对平淡。即便得到汉武帝赏识，人生也没有更多涟漪，反而这件事是因为在武帝身边工作的老乡举荐，若没有这个因缘，想必他和卓文君在成都会更为平淡的度过一生。
与以往不同的是，司马相如面对人生必然或偶然的机会时，显得十分从容，这与此前处处“拧巴”的状态大不相同。武帝召对，他从容应奏，并借机展示自己的特长，再作《天子游猎赋》赢得武帝赞赏；他通西南夷，中规中矩，不负帝望，没看到什么局促之处。我以为这都是他更为成熟、从容的结果。他的文章，在公卿中盛传，可他却“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随写随丢，不以为意，连武帝都希望在他死前把文章收集起来。显然，如果不是心境开阔，不会如此“纵诞”。
需要说的还有卓文君。武帝派人取书之时，司马相如已死，卓文君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这语气，朴素的可以，就像街坊邻居的对话一样，足见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一样，留下该留下的，其余的都无所谓，没有更在意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