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难觅清音——泰戈尔并不和谐的中国行

电影《无问西东》几处情节涉及到泰戈尔在清华演讲，吴岭澜（陈楚生饰）因为听了演讲而开始追寻真实的自己，他在后来给学生讲课时回忆说：陪同在泰戈尔身边的人，是当时最卓越的一群人（片尾彩蛋中逐一定格，即梁思成、林徽因、梁启超、梅贻琦、王国维、徐志摩），这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

这部电影算是近来国产片中难得的真心之作，意蕴深厚。抛开电影不说，其实泰戈尔的这次中国之行并不和谐，迎接他的固然有鲜花，却还有更为扎人的荆棘，有热烈的赞颂和崇拜，更有尖锐的批评和攻讦。彼时的中国国力衰微、思想混乱，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渴，裹挟于动机芜杂的各类纷争之中，远谈不上自信而笃定。那份浮躁和焦灼，不是百年之后的国人所能体味的。而泰戈尔的一次演讲深刻影响一个青年学生的人生，恐怕也只能是现代人诗意的想象罢了。

泰戈尔在清华大学演讲是1924年5月1日晚上，题目是《你们要远离物质主义的毒害》，由徐志摩现场翻译，整理文稿发表于五个月后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号。演讲的要旨正如题目所示，希冀青年一代“精神无伤”、“拿灵魂来给一切的事物”。他说：“我有我的信条，也许你们愿意叫做迷信，我以为凡是亚洲的民族绝不会完全受物质主义的支配。”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人类的文明是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它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

清华校歌的词作者汪鸾翔先生在演讲现场做的笔记和速写

以东方博大的精神文明战胜西方畸形的物质文明，是泰戈尔的一贯主张。自踏上中国土地，泰戈尔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等地的多次演讲中，除了礼赞中华文化之外，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悦观感。比如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他说：“不幸我第一处便来上海这地方，使我颇生出不很愉快的感想，因为竟看不出一点点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将无价的精神，都渐渐化成贱价的物质的死的现象了。这是非常可为悲痛的。”泰戈尔的这类直接批评中国的物质主义的言论招致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会场内外多次有人散发攻击传单，因而他在清华的演讲中委婉了许多，语气中透着欲言又止的无奈。

泰戈尔不愧是亚洲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匠，他以如炬的目光洞察人类苦难的根源，以深邃的思想和诗化的语言劝喻世人。即使穿越百年，他的言论仍不失为清越之音，足以引发我们对自身与世界的思考。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清越之音淹没于众声喧哗，慧心卓识遭遇粗暴误解。不仅是泰戈尔，此前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来到中国都面临相似的境遇。一方面闭关锁国多年后的国人嗷嗷待哺，对外来思想文化如饥似渴；另一方面又极具功利实用色彩，人们引颈期盼的是一剂立竿见影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因而集体性地先入为主、意气用事，缺乏耐心去研究演讲者的思想学术本身，没有兴趣去品咂演讲的内涵与余韵，而是一言不合就开骂，好比一个饿极的汉子，只想要救急的大白馒头，愤愤然碎了红酒和沙拉盘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名士大家也未能免俗。由于这次泰戈尔访华由梁启超的讲学社主导安排，难免就卷入了当时的东西文化论争，没有人以平常心来理解为一次普通的文化交流，而是更愿意看成“玄学派”、“研究系”等文化保守势力搬来的援兵，因而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的猛烈轰击。陈独秀本是最早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文化人之一，却在这段时间不遗余力地撰写大量批判文章。他毫不客气地说：“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瞿秋白更是直接用文章标题称《过去的人——泰戈尔》，批评“泰戈尔已经向后退走了几百年！”郭沫若把邀请外国名人来演讲比作“乡下人办神会”，留给我们的“可怜只有几张诳鬼的符箓，然而抬神像的人倒因而得了不少的利益。”鲁迅也不无讥讽地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像一大瓶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

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让泰戈尔始料未及。这位时年63岁的老者原本抱着满腔热情而来，抱着对另一个东方古老文明的无限景仰而来。但一连串的误解和不愉快的交流让他伤心，原计划在北京有六次公开演讲，最后泰戈尔以身体不适为由取消了其中的三场。

百年前的中国乱象丛生，一如对这位诗哲的译名。台莪尔、达噶尔、太戈尔、泰谷尔、塔果尔、泰果尔、台戈尔……，报章之间各行其是，五花八门。自由倒也自由，终是缺少规则和共识，也就没了交流对话的基础，空留无奈和遗憾。就像一个宴席，固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架不住有人老是掀掉桌子，再美的佳肴也没有福气消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