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
我的村庄
黄润妹
一日，读了格致为萧红先生诞辰百年写的《女人没有故乡》。文中说女人是没有故乡的，故乡也不承认女人，所谓的故乡只不过是女人的出生地。读罢，竟然有点伤感。
窑棚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不敢称其为故乡了，读了那篇散文之后。称她为故乡，或老家，总觉得不够资本。因为我于三十年前就嫁到另一个村子去了，也就称她为我的出生地或是“我的村庄”吧，就如儿时玩伴送给我的一个毽子，一截黄瓜，或一副自己削的打毛线用的竹针儿。无需对别人讲，自己心里记着就是了。
我的祖辈都是客家人。“九山半水半分田”是我的村庄最恰当的写照。
自从走出我的村庄之后，不再每天赤脚与泥水打交道，而是穿鞋着袜，仿佛晴雨霜雪都于我无碍，坐在集镇的一间商店里，忙着所谓的生意。开始的时候，还从家里带米带菜，后来，米菜也到集市上买了。与村庄的联系便愈来愈少，尤其是父亲过世后，哥哥一家也在集镇买了房。回去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用亲情维系着的乡土情结便彻底断了。我完全成为了一个“不村不城”的人。
一个没有了村庄的人，犹如一颗豆芽菜，没了泥土的滋养，一经时日便没了生机，就算长出了根须，也是蔫蔫的，终会腐烂掉。
说不清是我抛弃了我的村庄，还是我的村庄抛弃了我？
一
听老辈人说，我们这儿最先不叫窑棚的。据说人民公社时期是相邻的板下楼生产队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地域太宽，不好管理，便另设一个生产队，称窑棚生产队。之所以叫窑棚，是因为我们那儿有个烧瓦的窑厂。窑厂就在我家对门的小山坡脚下。在紧挨窑洞几步之遥的小山坳上盖了一个杉皮大棚，以供瓦匠做瓦放瓦之用。大队干部就干脆把这儿叫窑棚生产队了。这个山坳，我们村里人称它瓦厂坳。
瓦厂坳就在我家的对门。记忆中，它是孩子们的乐园。
瓦厂坳其实是一个小山丘的顶部，小山丘的一边是我的家，另一边居住六七户人家，相对而言，是个较为宽阔的地带，那是我们窑棚生产队最为集中的地方，村里人喜欢称它为“窑棚垌”。
那个外地的瓦匠走了之后，这个近一亩的大坪一度成为了晒坪。许多的时候，各家孩子大大小小一路喧锣擂鼓般“冲啊”“杀啊”地涌向瓦厂坳，在那里打仗，鹞子捉小鸡，捉迷藏，打钉子；这多半是男孩子玩，女孩则喜欢跳房子，打小石子，或玩点花儿草儿。
最热闹的要数寒露过后，开始摘茶籽的时节。晒坪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全生产队一半多的茶籽都得在这儿晒。从队长宣布进山摘茶籽的那天开始，一到收工时分，你一篓，我一箩的茶籽往晒坪的一角倒下，一个巨大的锥形茶籽堆就形成了，孩子们迫不及待地爬上茶籽堆，一脚踩去，圆滚滚的茶桃便掩盖住了双脚，竟是柔柔的，痒痒的，怎么也踩不到底，个个兴奋得咯咯直笑，在茶籽堆里肆无忌惮地摸爬滚打，嬉戏喧闹，或干脆躺在上面，任小伙伴们恣意地往他们身上堆满茶桃，像凫在水里只探出个脑袋来，决有不把茶籽堆踏平决不收兵的架势。
这样闹腾到山上的茶籽摘完了，大人们才把小山似的茶籽堆摊开，均匀地晒满整个晒坪。小孩子们才收敛一些，但新的盼头又在心中萌生。那就是等茶桃晒成了黄褐色，外壳也干裂成漂亮的花瓣状，一颗颗黑黝黝的瞳仁般的茶籽蹦出壳的时候，只要天有一点点要下雨的迹象，大人们就会忙着收茶籽了。茶籽一收完，我们小孩子家闲不住了，翻厨倒柜找到搪瓷把缸，背上小锄头、小田铲就奔晒坪去挖茶虫。好强的孩子总是霸占着堆了茶桃的地块，那儿地底下的茶虫自然多些，有经验的小孩都知道。一般都是哥哥姐姐管挖，一锄头挖去，稍稍敲碎泥团，钻在里面的白身子、红嘴巴的茶虫便暴露在青天白日之下，懒慵地蠕动几下，知道无处可逃，也就不再动弹，便卷曲着身子诈死。待在一旁的弟弟妹妹们惊喜得如获至宝，亟不可待地把它们捡进把缸里。待家里煮菜时分，各自赶忙回家去。嚷着要母亲立马用油炒了。边炒边撒点盐味水，那是又香又脆呀。那年头，没有什么荤腥吃，能有一碗炒得香喷喷的茶虫摆上餐桌，也是极好的牙祭呢。
晒坪挨着山那端，有两棵大荷树，相隔不到十米，一大一小，小的两个大人合抱刚好，大的两人抱不过来。风起时，荷树叶儿是个舞蹈家，翩翩起舞，优雅极了；下雨了，叶儿却像演奏家，嘀嘀嗒嗒，动听悦耳。树顶的枝桠中各有一个喜鹊窝，常常听见喜鹊一家子欢快的喳喳叫声。我曾经好奇地问父亲：喜鹊是荷树的孩子吗？
父亲笑着说：是啊，荷树是喜鹊的家呢。
有一天，我得意地对小伙伴们说，大荷树是鹊儿的爸爸，小荷树是鹊儿的妈妈。
噫，你是说，大荷树小荷树是两公婆咯？阿强一脸疑惑，很是不屑地说。！
你看他们的大枝桠已经紧挨在一起了，像不像亲昵地牵着手的两公婆啊？阿兰指着大荷树，争辩道。
不像！不像！不像！阿强说。
就像！就像！就像！阿兰说着就抓起地上的荷树叶掷向阿强。
阿强不甘示弱，奋起反击，顿时，大荷树下，枯叶飞舞。
小伙伴们见势一块起哄：喔呵，两公婆打架咯！两公婆打架咯！
话音刚落，阿强阿兰立马改变攻击对象，拼了命地把树叶撒向小伙伴们。
嬉闹声一浪高过一浪。
二
窑棚的地势呈扇形，而且是把全然打开，斜放着的扇子。梯田、山坡、山谷、溪水相间，纵向排列，地势陡峭。五六条小河（实际上只能称为溪）最后在“扇子”的“扇柄”部位汇集成一条稍宽阔的河（严格地说还只能称之为小溪），这儿正好是窑棚与板下楼交界之处，它随地势“哗啦啦”往板下楼流去。
说起这条河，村里人没有不熟悉。因为我们发蒙读书的小学就在两里路外的邻队板下楼，每天吃过早饭，肩挎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样的帆布书包，手里端一把缸饭，用小汗巾兜住，紧紧贴在胸前，顺着这河往学校去。我们村庄的房屋都分布得很零散，各家早饭有早有晚，上学的时候很难得与别的同学一块去。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去的。才开始的时候，还真有些害怕。脚下就是河，有时河水冲成一个深潭，訇訇作响，便觉得它神秘莫测，尤其听大人说起过某个水潭溺死过小孩，是因为那里有水鬼，更加毛骨悚然。看也不敢往河里看。路的右边是一片稻田，时常有野物出没，有时几只小鸟突然从禾田里扑簌一下飞起也会吓我半死，狐狸、兔子、野猪就更害怕了。但又必须壮起胆子走。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恐惧，小小年纪就得忍受那么多的无奈，还真觉得残忍。后来，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胆子大，就是那时候练就的。但是一旦放学回家，我们七八个同学都是一块回去。一路上，走走停停，或到河边看水潭里的游鱼，石缝里的螃蟹；我们女同学素来嘴馋，春天的杜鹃花，夏天的酸筒杆，秋天的小毛桃，冬天的茶花糖，就长在路边的河坎上，便成为了我们的天然零食；当然，看见猪草，也顺手扯一把带回家，博得母亲一声“我满崽真勤快”的夸赞。
渐渐地，便喜欢上了这条河。它唱着欢快的曲子，叮叮咚咚，哗哗啦啦，陪我上学，伴我长大。它有时像个顽童跑着跳着，突然来个倒流，激起一个个漩涡，或一朵朵、一簇簇雪白的浪花，真是又热闹又好看呢。然后，拐一个弯，从学校旁边悄悄流过，生怕惊扰了我们读书似的。
后来读到“母亲河”这个词，书上说，长江黄河是我们中华名族的母亲河。觉得那是抽象的概念，不可望也不可及。但感觉身边这条河，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母亲河。我记得有一回跟随母亲到河里扯石菖蒲。母亲背上小锄头，挎着竹篓，下了河，把长在石头上的菖蒲拔下，拔不动的则用小锄头轻轻一挖，然后在水里漂洗干净，摊在河里凸出较高的石头上，晾晒一下，回头一并收回。石菖蒲是我们这儿女人生了孩子必须用到的一味草药，加上满山香、钩藤、艾叶晒干煮水洗澡，是月婆子和刚出世的婴孩最好的保健暖药。一般都是端午节前挖采，还必须是上午去。因为民间有“上午人寻药，下午鬼寻药”之说。只要看到哪家女人去河里扯了石菖蒲，不用问，她家过不了多久准会有人生孩子的。随母亲采过石菖蒲不久，我自然又多了一个妹妹。
三
其实，对村庄最初的记忆总是与母亲连在一起的。
说起我母亲，却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伤心和遗憾。我竟然已经记不起了她的模样了。“母亲”这个亲切又温暖的词却跟我无任何关联似的，它仅仅就是我学过的一个词汇，一个称谓而已。
那年，我8岁。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早上，我们姐妹三个，与接生娘一起，守着床上昏睡的母亲（母亲患有眩晕症）。这时的母亲已经产下一个女婴几个小时了，但是胎盘未能娩出，一直处在昏迷状态。哥哥去离家不远的麻风医院叫医生了，可是医生迟迟未到。估计是不在家。父亲只好又急忙去公社的卫生院叫产科医生。
不记得过了多久，接生娘叫我去摸摸我母亲的脚，看还有不有热。我便把手伸进母亲的被窝里，摸了摸她的脚，告诉接生娘，母亲的脚凉凉的，我又重新扯了被子给母亲捂严实，想让她暖和点。根本不知道那时母亲的处境有多危急。等父亲叫了产科医生回来，产科医生摇了摇头，说人走了多时。接生娘说，我叫她妹崽去摸她脚的时候，估计就已经走了的。
不记得母亲的离世，我哭没哭。但是一直记得父亲呆坐在母亲睡的床边抹着眼泪，哭诉着母亲劳碌的一生。还听见哥哥像小孩撒泼似地嚎啕大哭。
虽然记不起母亲的模样，但跟母亲在一起的情景却历历在目，一直忘怀不得。
有一次，我们一群小孩在瓦厂坳玩了一阵之后，便说去生产队的仓库里玩耍。我二姐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妹一脚踩空，二人从仓库的走廊上面掉到了地上。仓库保管员惊慌地扶起二姐，解开背带，赶紧叫来我母亲。母亲吓坏了，见小妹没哭，眯着眼像睡着了，赶忙把奶头塞进小妹的嘴里，却不见小妹吮吸，急哭了：“唉呀，俺个妹崽呀，酿感煞（酿感煞：客家话，‘如何是好，怎么办’的意思）！”幸亏后来，小妹慢慢醒过来了。蠕动着小嘴开始吮奶了。检查她身体的各部位，均没有发现哪儿受伤。大家都说，大概是受到惊吓而已。二姐也仅仅脑袋上磕破了一点皮。，
吃过晚饭，安顿好二姐和小妹睡下，母亲抓了一把竹篾片塞进灶膛里点燃，叫上我一块出了门。外面漆黑一片，我有点害怕，不敢望远处。因为听大人讲起过“鬼点灯”的事，而且有个晚上还亲眼见过：站在我家门口可以看到对面（隔了几个小山岗的地方，走路要大半天）一户人家的屋顶，他家屋后是一片梯田，一条陡陡的黄泥巴路把梯田一分为二。夏天的晚上有个亲戚住我们家，饭后大家在门口纳凉，亲戚惊讶地说，远处对面有人打着火把，是去搞什么的呢？大家望过去，果真有四五盏火在游动，就像四五个人举着火把在游走。
谁走那里去呢？那是一条去梯田和去山上的干活走的小路啊，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队上又不开会，这时期的禾苗早淹没掉了行与行之间的空当，也不是照泥鳅的时候，哪来的火把啊？
那或许是传说中的“银鬼子”呢？那位亲戚说。
至于什么是“银鬼子”？我一直没弄明白。只感觉那是很可怕，大概是谁也没有见过的“鬼怪”吧。
火把像舞台的聚光灯照亮了我和母亲，还有眼前的路。到了二姐跌倒的地方，母亲从口袋里抓出事先准备好的大米往周边地儿一撒，口里念念有词，只记得有一句是“阿杜，阿英归来哈”，阿杜是我二姐，阿英是我六小妹。母亲又在她们摔跤的地方抓一把沙子兜进了衣袋里，然后返回。返回途中，时不时念着那一句“阿杜阿英归来哈”。回到家中，母亲把带回来的沙子和大米放进了二姐和小妹贴身穿的衣袋里，并轻轻抚摸小妹的额头，做这些动作的同时，母亲一直在喊“阿杜阿英归来”，声音不高也不低，就像平时正常说话一样。也不晓得母亲的“喊魂术”是否起了作用，但记忆中二姐和小妹的这次意外事故，也算有惊无险。
印象中，我们家喂过母猪，当然是母亲喂的。不记得小猪仔是否圆滚可爱，也不知道老母猪那大布袋似的肚子里每顿要装进多少猪潲，只记得母亲每日没完没了地打猪草，煮潲。不管天晴下雨，打雷刮风，总是没有停息。有时母猪还要把门拱开，到处乱跑乱拱，损毁庄稼。气得母亲拿起小竹棍使劲抽打它，还一边切齿痛骂它：就知道吃！吃再多也长不出肉来。母亲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我对老母猪的看法——我也讨厌起光吃潲不长肉的母猪来。
讨厌归讨厌，但养母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吃到腊乳猪肉。当然那是被母猪不小心踩死，或压死的。一窝猪仔下来，在喂养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点意外。出了这意外，母亲虽然也心疼，毕竟又少了工分。那时家里喂的猪，不管是肉猪还是猪仔都是拿去生产队换工分的。不可以自己宰杀或是出售。但是，在那个常年吃不到肉的年代，死了的猪仔怎么舍得埋掉。母亲便会收拾干净，遇到是秋冬季节，便会把乳猪肉腌了，挂在灶门脑上的竹钩上熏干，加点辣椒炒了，那真是香味无穷。
记得母亲总是没完没了地做针线活。一到雨天不出集体工的时候，除了缝补衣服就是纳鞋底。尤其是到了秋天，天气要转凉的时候，母亲更是心急如焚，一有空就要忙活起来。全家人必须要有一双过冬的布鞋。另外还要每人打双袜底。其实就是现在说的鞋垫。那时却是名副其实的袜底。记得当时的袜子是那种长筒的棉纱袜，棉纱很粗，袜口子没有弹性，可以穿到膝盖下，还必须用根带子捆紧。买回的新袜子都要加工一下，女人们称其为“开袜子”，就是把袜底从脚跟到脚尖处对中剪开，把打好的袜底绱到袜子上，那袜子才耐穿，就是穿一两年也不烂。
对母亲点点滴滴的记忆是我唯一可以祭奠母亲的形式。记得母亲带我们姊妹去策源外婆家，印象中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沿着崎岖小路翻山过坳，还要经过麻风村。最让我恐惧的是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吓得躲在母亲身后不敢动。那是“白衣使者”给我最初的印象。然而，过了麻风村，就是人迹罕至的 “黄茅岭”了。“黄茅岭”其实就是高山地带，多长些灌木、蕨类和茅草。一到秋天，看去就是枯黄一片，渺渺茫茫。有一次是夏天，草丛里蹿出来一只野兔，倏地又跑远了，湮没在草丛里，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不敢看草丛，生怕里面蹿出一个什么野物来。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依稀记得，家里大姐和哥哥去挖过蕨根。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就是到那黄茅岭里去挖的。那时所有的家庭都不够粮食，一到冬天，大家都上山挖蕨根，以缓解家里粮食紧张的局面。那时不仅没吃，更没穿。霜天里，人们挺多就有一双草鞋穿着去挖蕨，带一截红薯当午餐。好多人，脚跟皲裂开来，露出血红的口子，时而渗出血来，染红了草鞋呢。
到了外婆家，别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外婆楼上摊开一楼板的马铃薯，外婆便从里面挑选出个儿大，长椭圆形，粉紫红色的，丢进灶膛里的火星灰里，煨熟了，拍拍灰，剥了皮拿给我们吃。粉滋滋的，香喷喷的，那叫一个香！那是记忆里最美味的东西之一。
后来，我们家里也有了马铃薯。母亲也学外婆的，常把马铃薯煨了给我们吃。
四
不太记得蕨粉糍粑的味道了，但是有关蕨的事件却深深烙在脑海里。
一个飘着毛毛雨的上午。大姐和哥哥吃过早饭就要去黄茅岭山顶挖蕨根，大概是下着雨的缘故吧，怕搞病身子，父亲不让他们去，哥哥姐姐不听，硬要去，父亲拿起一根竹篾片就往姐姐脚腩肚上抽，后来，也不不记得他们到底去没去？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去挖蕨。想起那事，心里总是酸酸的。心想，那时代的大哥大姐们确实受够了苦。没吃没穿，还要干活，动不动还要遭父母打骂。
朦胧的记忆里，还随母亲去过生产队里的打蕨棚。那时不记得到底是几岁。只记得有个晚上，母亲背着妹妹，带上我，与大姐一起去了打蕨棚，大概是家里也送了蕨根到打蕨棚打蕨吧。由于前往打蕨的人太多，大概是到天黑了才轮到我们家。不太记得打蕨棚的装置、设备怎样，按我现在的想象，那应该是利用水能，装置一套不需人力畜力可自动捣碎蕨根的水轮设备。跟以前的老榨油坊里，用水能辗碎茶籽的原理一样。只记得那里有个很大很大的水轮车，连着一个水碓，水从上面冲下来，水轮就转动了，水碓就能自动一上一下踏下去，捣碎石板上的蕨根了。打蕨用的仅仅是石板，而不是家里舂米的石臼。
哆！哆！哆！一声声欢快的敲击声敲在寂静的村庄里，也敲在了我母亲和大姐的心头：打了蕨粉做蕨糍粑吃哩！母亲和大姐非常兴奋地一次次对我说。蕨根当然是先洗干净的，把捣碎的蕨根泡在大木缸里，使劲揉搓，捞出又粗又黑的蕨渣，沉淀蕨粉。之后，倒掉木缸底里的水，便见缸底沉淀一层略带白色的蕨粉，用铲子铲出来，叫主人带回家去。专门负责这个事情的是个老头，我们称呼他伯公，就是我爷爷的哥哥。
打蕨棚点的是马灯。那晚，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很是兴奋。毕竟打蕨棚离家不近，从来就没去过，很想知道那乌黑的蕨根，怎么就能打出雪白的蕨粉来。总觉得那水轮有神奇的力量，竟能让水碓自己踏碎蕨根。可在昏暗的马灯下，我早早地就犯困了，坐在一个木墩头上，怎么也睁不开眼皮。听伯公大声说对母亲说：桂兰，你家妹子“钓鱼子”了哦，小心着凉啊。桂兰是我母亲的名字，“钓鱼子”的意思是打瞌睡。然后就听见母亲大声地呵斥我：阿润，莫睡着了，等下老虎来了！厂棚外黑咕隆咚，一听见母亲说到老虎，还真打了一个激灵。像被一瓢冷水泼醒了，便振作一下，努力保持脑子清醒，木然地望着暗黄的马灯。可是坚持不了多久，瞌睡虫又返回来了，再次睁不开眼睛。任由母亲、大姐怎么拿老虎来吓唬，也不顾了。也不记得睡了多久，只记得后来，母亲点了一把竹篾片，我迷迷糊糊跟在后面，在昏暗的火光中脚步也东倒西歪。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里的，只记得母亲拿出钥匙开了屋的侧门，之后便没有了记忆，或许一到家，就倒在了床上睡着了吧。
后来听老人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的时候，那才叫苦呢。那有限的蕨粉对每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更何况蕨根也有被挖完的一天。那么多饥饿的人们，涌向黄茅岭，就是一座山也经不起那么多人挖啊，何况是山上长着的一种植物！可总不能等着饿死呀，村民没有办法，只要能拿来填肚子的都得尝试。于是，有人开始直接把蕨根剁成一截截，晒干，用石磨磨成粉，做蕨渣米馃吃。那东西黑不溜秋，关键是粗糙，难于下咽，也难于消化，但毕竟能填饱肚子啊……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稍记事的时候，情况已经好转多了。就是大哥大姐要上山去挖蕨，大概也并不是因为家里确实揭不开锅了。我猜想，当时他们也就是十六七岁，属于思想比较活跃的时候，只是想去黄茅岭凑个热闹而已。另外已品味过那蕨粉糍粑是出奇的好吃，又滑又嫩又柔韧。弄来补充家庭粮食的不足，还能改善生活，有什么不好。但父亲不让他们去，本是出于一种对子女的疼爱，也是父爱的一种形式，天气寒冷，还下着毛毛雨呢。只是父亲父爱的表达方式局限于武力了。
五
小时候开心的事记得不多，或许本来就不多吧。外婆来家了，是件最幸福的事。我外婆却很少来，一是离得远，翻山过坳，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二是来了怕麻烦母亲，怕母亲为了菜肴发愁（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兰香的外婆就住在相邻的大队，相隔不到五里路，常来他们家呢，或吃一餐昼饭，或宿一晚上。羡慕死我们了。每次她外婆来了，兰香总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外婆来我们家了！那口气多少带着几分得意，几分炫耀。把我们姐妹几个眼热得口水汩汩直吞。因为外婆来了，她妈妈一定蒸了灶烟熏得香喷喷的腊猪肉了。最不济也有一碗鸡蛋炒辣椒。腊猪肉我们家也是有的，就在灶门上方的竹钩里挂着，不多，就一小块，黑古隆咚的。但没有重要的客人，母亲是不会拿下来蒸着吃的。除非外婆那边的人来了。但是，不知道要盼多久，外婆才会来我们家一回。我们姐妹几个欢天喜地，就像过年一样开心。不但有腊肉吃，饭里的红薯是也掺得少些呢。谁不高兴？
那时，没有谁家的米饭里不掺红薯丝的。我们小孩家家一块玩耍时，常常会谈论谁家的饭里红薯丝多，谁家的红薯丝少。
每年收了红薯，大部分都得晒成红薯丝。晒红薯丝的时候，最难掌握的就是天气。那时候家里没有收音机没有广播没有电视，父母亲凭的就是一点点经验。那时候已是冬天了，为了赶时间晒出去，都是头天傍晚就分析一下天气，明天是否出太阳。觉得出太阳的可能性大，便把第二天要晒的红薯洗好，仅仅是洗好而已，却不敢刨成丝。要到了晚上，看见满天星星，母亲才敢大着胆子开始刨红薯丝了。昏暗的煤油灯下，晃着母亲躬起脊背的影子，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还感到好玩，常把小巴掌放到刨子下面，装上一巴掌薯丝，再捻一根放进嘴里。真是粉滋滋，甜丝丝。因为这时候的红薯多半存放了一些时候，风干掉好些水分，吃起来格外的甜了。常听母亲说，人吃的红薯丝要迟点晒，拌在饭里才甜。最先晒的则是喂牛的。牛开春耕田，怎么也得喂点薯丝犒劳犒劳它。再过一阵，我们便没有了兴趣，母亲刨红薯丝的“嗦嗦”声便到了我们的梦里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母亲才能刨好那几担红薯。
说起晒干的红薯丝，总会想起那时候用的饭甑。
自我有记忆始，觉得家里最麻烦最费时的就是做饭了，尤其是早饭。那时，我们农村都是用木甑蒸饭的。早上首先得烧开一大锅水，顺便把开水灌好。然后量米下锅，时不时要用锅铲搅动一下锅里的米粒，以防饭粒沉底被烧焦。待米粒煮到可以捻烂的时候，用篾制的饭篓把饭捞起，沥干，倒进饭甑里，那是白莹莹，香喷喷的白米饭啊，看着就咽口水了。可是，最后，母亲总要把一大瓠勺红薯丝倒进饭篓里，再把一勺勺米汤浇在红薯丝上，沥干之后也倒进饭甑里，用一双特制的大筷子，使劲地搅拌。一甑白米饭被搅得面目全非。我不懂为什么要掺这么多的红薯丝，又不好吃。是后来才知道，那时缺米，不掺红薯丝就不够一家人吃饱。
就是在这样的早上，也有一些时候是最幸福最温馨的。那就是饭蒸熟了，母亲从饭甑中心挖出一团白饭来，用手掌捏成一个鹅蛋大的白饭团，给饿了的小妹妹吃。有时也会捏一个给我。那是我记忆里吃过的最好吃的饭团，觉得特香特甜特软糯。
早上煮好的一甑饭得吃一天，中餐晚餐把饭甑放锅里热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想来，饭甑还真是灵活多用的炊具，腊肉、米粉肉、鸡蛋羹、咸鸭蛋、辣椒粉泥鳅放进饭甑里就行了，饭熟了，菜也蒸熟了，一举两得，省时节能。一般的饭甑可以放下四个菜碗，偶尔蒸了腊肉，还没揭开甑盖，便是香味四溢，二三岁的妹妹要是这时候哭闹，母亲准会盛小碗饭，尽量拨拉掉红薯丝，夹块腊肉，叫姐姐端去喂她。我便围在旁边看，见姐姐把腊肉用手撕成细肉丝后，手指沾满了油，便贪婪地用舌头舔了又舔，还故意说一声“喷香”，馋得我不停地咽着口水。饭甑底下也可以炆东西，最常见是炆马铃薯或芋头。其次就是四季豆或豆角之类比较难煮的蔬菜。记得每次炆马铃薯或芋头，母亲总要多放一些，她知道我们姐妹几个欢呼雀跃地围着灶台剥皮的时候，肯定会忍不住吃掉好多。
到了最热的夏天，饭甑里的饭到了中午也不会凉，母亲干活回来，烧火煮点菜就可以吃午饭了。
常听母亲与村里其他人夸赞某某家的孩子如何能干时，总免不了说：看！他们家谁谁谁晓得煮饭捞饭啦！接着便“啧啧”地夸赞一番又一番。
次数说多了，姐妹们便嫉妒起人家来，同时也在心里记恨母亲，三姐还赌气地对母亲说：她好，她乖，她能干，你叫她给你当女儿唦！
唉耶！别个本事冇得，顶嘴倒蛮厉害！气得母亲眼睛一横，抬起手要打三姐。不过手终究没有落在三姐身上。
六
母亲走后。刚出生的小妹被大姐带回了家，后送了人。同年十一月，三岁的六妹过房给了没有生养的大姨妈。三姐辍学在家，与父亲一道打理家里的一些事儿，哥哥到大队当放映员去了，我到大队部的学校读完小，开始了寄宿生涯。每个星期日下午，便带一瓶子干菜，几升米到学校去，待到星期六上午上完四节课才赶回家吃午饭。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读完初中。
上完小时，我还有一个同伴，我们是同年同班也同睡，但不同性格，她霸道，我老实。她可以随心命令同寝室的另一个同学侍候我们两个。譬如早上到厨房给我们打好洗脸水，铲好火笼，甚至端好饭。我不忍心受用，她便脸一沉，说：没事，就让她干。命令似地要我服从她的安排。后来她却没与我一起上初中。她是家里的独女，四个哥哥，一个弟弟。那时她家里正在起房子，哥哥们都还没成家，妈妈连一个帮手都没有，一日煮四餐吃的就够她累的，还要捎带着种菜、喂猪、喂牛、喂鸡鸭。她说唯有她可以帮她妈妈，哪里还有心思读书呀！
中学离家二十多里路，要走过七八里石阶路才到达公路。第一次单独走过那幽深的石阶路，那个静啊，就是一片树叶掉下地也听得清清楚楚。三四里无人烟，自己的脚步声也常把自个儿吓着呢。
每个星期天下午吃过午饭，才去学校。上午还得与三姐出去干活。砍柴、扯猪草，或是干农活，有什么活干什么活。有时中午回家晚了，便忙得够呛，洗澡，洗衣服，还要炒好一瓶子干菜。才开始都是三姐帮我炒，炒过几次，三姐便懒得帮我炒了。理由还冠冕堂皇：你自己炒自己吃，咸淡也合口味些。这些干菜也是我三姐种的晒的。三姐只比我大两岁多一点，也还算个半大的孩子，自然少不了孩子气。要晒个什么菜干，欢喜的时候，会小小心心摆在簸箕里晒好，说道，晒了这菜干给你读书炒菜的呢。若是不高兴了，把个簸箕用力一摔，里面的菜像鱼儿飞出水面一样一跃而起，还没有落回簸箕里，她人已经离开老远了。嘴巴翘得挂得起尿壶，沉着脸骂道：自己吃的，自己晒！我种都种了，你晒一下都不行呀？
我是特听三姐的话的，每次都老老实实按三姐的意思办了，毫无怨言。因为那时我已学会了感恩和换位思考。三姐只比我大两岁多点，种菜、砍柴，喂猪，繁琐的家务也让她轻松不了。如果三姐不种菜，不晒青菜干萝卜干冬瓜干茄子干豆角干，我拿什么炒菜带到学校吃啊？我还读得成书吗？要知道，我们村子里，还在读初中的女孩子就剩我一个了。这么想着就什么都依着三姐了，从来不与她计较什么。星期六回去总会尽量多干活，也让三姐高兴点。
那时能有件灯芯绒的衣裳是最体面最时兴的了。父亲便想方设法给三姐扯了一件衣料，还是黑色的，叫裁缝做了，三姐穿上，可神气了。我很想得开，没有半点情绪，觉得那是三姐应该得到的，因为她没有读书了，弥补一下，心里也会平衡点。
七
窑棚垌里是我们生产队村民最集中的地方。有五户人家，生产队的仓库也在那里，其中还有一栋老屋，是解放前大地主黄安福家的。土改时期被分给穷苦人了。这是一栋非常考究的青砖屋，屋子所有构件的尺寸都套得上金尺的。所请的工匠都是手艺非常了得的人。听老辈人说，大革命时期我们酃县（现改为炎陵县）县委机关就设在这里（一九三零年后，迁到本乡张平化家中）。屋子呈“凵”形，两头伙房，两私厅，两天井，中间一大厅，屋檐界，余坪全都镶上了均匀光滑的鹅卵石。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住在那里的人嫌屋矮，另起了房子，那屋便没人住了。后来没人遮盖，屋子便渐渐倒塌了。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那栋老屋还是很热闹的，那时生产队要开会，要评工分，都是在那里聚集。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小厅里的楼板下悬吊了一个漂亮的莲花形状的灯座，上面可以放灯盏、蜡烛之类照明的东西。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的我跟着大人去玩，仅仅有点印象而已。
直到现在，大家才对那栋老屋的倒塌倍感惋惜。如果老屋还完好无损，一定成文物了。乡村组去上面跑点资金，把那条村民出行的路硬化一下就容易多了。也不至于三十多年来，我的村庄依旧还是老样子，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起的第二代泥巴房子，一天天变陈旧，除了门前屋后，路头路脑的树木长大了，除了村里人们脸上的皱纹变深了些，除了村庄里变得越来越冷清，就再没有一点新东西了。三十年来，竟然没有起过一栋新房子。而且连那些后辈们也难于见着面。这都是因为村庄里没有一条方便出行的路啊。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些人的子女们一个个往外走了，后来慢慢把父母也引向了集镇，引向了县城，甚至更远的城市。门前屋后的田土也荒芜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窝在村庄里的，四五十岁还是光棍一条啊！
我的村庄，你是被你的村民们抛弃了啊！而我虽是你嫁走的女儿，从某个意义上讲，也算是抛弃你的人之一吧。想想十多年前，村民们为了摆脱困境，靠一把锄头一张田铲，一副雷管炸药，终于挖通了出村的路，可是，这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一到雨天便无法通行。有了路，还是运不进来起屋的材料，运不出去能换钱的竹木。修好路，村民们本来就希望可以方便竹木资源运出深山，不再像前辈们那样，一根杉条得肩扛背顶，大汗过细汗地扛到大马路；修好路，那些光棍汉门也渴望还能成个家；修好路，有条件的村民也梦想着能在山清水秀的乡村建一栋砖瓦小洋房。可是，最后村民们只有摇头，叹息，无奈!不放弃你行吗？稍有一点办法的人只有选择放弃自己祖辈生活的村庄啊。
可谁又能彻彻底底抛弃你呢？
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嫂，肩挑一担匆匆赶路，经过窑棚垌里，有个白发阿婆问：“他大嫂，多日不见了啊，挑这么一大担的，做少年阿婆了么？”大嫂笑得合不拢嘴：“是嘞是嘞，酿得太唦（客家话，谦虚的说法，意思是家穷，生了孩子也不容易养大），几只鸡，几斤茶油，几斤水酒，暖药、鸡蛋，月婆子没这些怎么行？这东西不从家里带过去，城里哪儿有啊？”说完脖子一扭，利索地换了一只肩膀，闪起了欢快的扁担花。
你看，村庄里出去的人，不管走了多久，也不管走了多远，不经意间总会与这村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那山坳里的一家主人，迎着冬月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把鲜红的对联贴上了大门的两旁，再点三炷香供于神龛，放一挂喜庆的炮仗，告诉列祖列宗：俺们家儿子讨老婆了啦！保佑俺们家里人丁兴旺！和谐美满！婚宴虽在县城里的新家举行，却也让祖宗知晓这个喜事，也让村庄分享这份喜庆。
大年三十，祭祀祖宗的鞭炮声断断续续响过之后，村庄里又静了下来。
八
今年国庆期间，一位朋友说想去乡下走走，我说陪我一块去看看我的村庄吧，他便欣然应允。我们从集镇出发，带上相机，一路步行，走完大马路，就得走三米五宽的小马路了，这是窑棚和板下楼两个组的村民们齐心协力凭一锄头一田铲一畚箕，前后花了两三年时间修建的，全长三公里。已经硬化了两公里。以前这儿都是崎岖陡峭的石阶路。我一边向朋友介绍，一边给他描述学生时代的我就是从这条幽暗的山林里穿过，双脚踏在石阶路上，麻着胆儿听着自己“得得得”的脚步声，还有山脚下那不见其影，只闻其声的河水声，真是让人顿感神秘而敬畏，连气都不敢大出的呢。那种恐慌的心理还记忆犹新。如今那石阶路，早已没了去向，剩下的那一节也被湮没在柴草当中。村民们做梦都没想到，这大山深处，还能耗资几十万铺上水泥路。
走完了两公里已硬化了的路，便到了板下楼的大枫树下，近旁的石拱桥上爬满了青苔，长满了杂草，贴满了藤蔓，几乎看不见麻石了。因为很少人要走那小路了。
这时听见了轰隆隆的搅拌机的响声，那是在硬化剩下的最后一公里呢。过了大枫树，就是我发蒙读书的小学。当时是一栋泥巴房子，现在是一栋新砌的砖瓦房，但是早已没有使用了。全乡集中办学，都到集镇上的学校念书去了。
走到窑棚垌里，一截新铺的水泥路面，还没拆模板。终于得以全程硬化了，村民们出行不知道方便了多少倍，实在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外出打工者的小车，也可以开回村庄，让“嘀嘀”的喇叭声欢快地在村庄的上空回旋……
一眼望去，蓝天白云之下，村庄的山坡，村庄的小溪，村庄的泥瓦屋子，都还在，没任何的改变。村庄的小路改了许多，村庄的稻田也荒芜了许多。半青半枯的野草似乎蔓延了整个村庄。瓦厂坳上的那对荷树何时没有了？听不见狗吠鹅喧鸡打鸣，看不见小孩家家追追打打，上坎“赳”下坎，烂泥田里挖泥鳅，浑然小泥人。家家户户门户紧闭，不见奶奶们像吼牛一样吼着孩子们：这叫花子又疯到哪去啊？
这就是我小时候赤脚疯跑的村庄么？
翻过一个小山坳，就来到了一栋十八板高的泥巴房子前面，四行正屋，青瓦盖栋，木门闭户，铁锁护门。这就是我曾经的家，我曾经的殿堂。大门门框上方大约半米宽的门楣，雕着荷花、蝙蝠和梅花鹿，那是父亲与他师傅共创的作品。哥哥一家早几年住到集镇去了，时不时回去管理一下自留山而已。屋背，父亲亲手种下的竹子已经快长满整块茶山了。那是两根竹苗发起来的呢。
没去哥哥手里拿钥匙，进不去门。便在门口的石门墩上坐了会儿，倍感亲切。记起小时候，常坐在这儿望着对面的远山发呆，想远山后面到底有什么，为什么每天早上的太阳总是从那儿升起。门前屋后的稻田也已荒芜，哥哥家种上了杉苗。屋侧的菜园土里，一些辣椒茄子苗已是生机不再，叶子也落掉不少。比较葱茏的就属那一畦板薯，叶子还青绿青绿的。
后来去了父母的墓地。父母的墓地不在一块，父亲的在屋对面的山坡上，母亲的在屋侧南面的山坡上，均被我哥哥砌好了墓碑和粉刷了坟堂。我在父母的坟堂里都坐了好一会。我想象着他们也陪我坐着呢。只是我看不见他们而已。
不管未来的窑棚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管她记不记得我，也不管她承不承认我，我每年都要回去一趟。
（作者简介：黄润妹，又名黄莺，笔名韵子，系湖南省炎陵县沔渡镇石坝村人，生于1966年5月，在一集市上开家小店营生，闲暇时看书写作，时常在《湖南日报》、《株洲日报》、《湘东文化》、《神农风》、《百花园》、《文化大视野》等刊物发表作品，2014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散文集《点辣椒长不出萝卜》，系株洲市作家协会会员。作者信址：湖南省炎陵县沔渡镇（原石洲乡）石坝村，手机：13557202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