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梦里少年的长安，他不止是写了《乡愁》的余光中

01

1971年，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彼时 43岁的余光中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花了二十分钟写下《乡愁》，一气呵成。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朋友读后赞叹不已，夸余光中，“这么快就写出这么好的诗，真是才思敏捷啊。”

余光中搁下笔墨，双眼婆娑：“你不知道，我写这首《乡愁》用了二十分钟，可它在我心中已经了二十多年了。”

几十年离居大陆，是年少的一枚邮票，青年的一张船票，长大的一方坟墓，让他忍不住思念那梦里少年的长安，回应那骨血里长江黄河的召唤。离家千万里，方知情更切。

从此，《乡愁》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余光中的一张名片。一方面，它向读者介绍了余光中，另一方面却也遮住了诗人。太多的读者把余光中简化为“乡愁诗人”，从此定了位他。其实余光中一生，散文数百篇，诗歌逾千首，主题也丰富多姿。一直希望读者能透过《乡愁》这张名片，“进得大门来，进得庭院来”，欣赏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回到梦里少年的长安，他不止是写了《乡愁》的余光中。

02

1928年的重阳节，菊花盛开，遍插茱萸，余光中的母亲和亲友们在南京栖霞山上登高眺远。第二天凌晨便生下了余光中。取名光中，是取光耀中华之意。

余光中的母亲本是江苏武进人，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福建永春教书。在任教期间，她认识了余光中的父亲——时任教育局局长的余超英，后来便成了余超英的续弦。

余光中本有一个同父异母、大他九岁的哥哥余光亚，但哥哥在18岁那年死于疾病。人丁兴旺的余家到了这一代，便只剩余光中这棵独苗。

生于重九，余光中自称是“茱萸的孩子”，他本该在南京这座十朝古都的文化浸润，以及家族的呵护下长大，无奈码头的一声炮响，9岁的他跟着父母，便开始了漫长的流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12月13日，日军由南京中山门、中华门进入，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众流亡。一连六个星期，日军疯狂屠杀中国百姓高达35万人，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对于这段经历，余光中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唏嘘不已：“九岁那年我逃过一劫，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离母亲和我不过一百公里。”

余光中的父亲当时因工作关系已提前撤往武汉，而母亲则带着他跟逃亡的人们撤出南京，一路辗转常州、宜兴、太湖渔村、上海，又经水路至香港。安全起见，又经水路由香港至越南，再上昆明，到重庆与等候的父亲汇合。

流亡千里，途中也是九死一生。母子俩曾和族人一起藏身于佛寺大殿的香案之下，母亲紧张地捂住余光中的嘴巴，透过幕帘的缝隙，可见大雄宝殿外的院子里，日军牵着马匹带着刺刀驻扎，到傍晚便见日军又在外行凶，火光冲天，热浪扑面而来。有一次日军上了殿前，母子两个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不想日军竟来礼佛，并未翻找。有一次，族中一个小孩发出了一点声音，引得日军上前，幸好没有搜查。

也曾藏身于路边被轰炸过后的废墟里，母亲拉着他爬上阁楼，然后把梯子抽掉，躲在草堆后。日军拿着刺刀到处戳刺，耳边传来一声声锐利痛苦的尖叫。

那时候，9岁的余光中已经深深体会到亡国之痛了。他跟着大人们一路逃亡，跑不动了，族人们便拿箩筐挑。在一个靠近苇荡的小村落里，族人们轮流守着要口，若是发现了日军，便发出特定的信号，让妇孺们坐船逃进苇荡。在逃奔途中，母亲曾和余光中搭乘一条麦船前往上海，不料遇上气候突变，船只撞上了桥墩，整条船都翻了，幸好母亲和他都被急速驶来的渔船救起。这次翻船，余光中饱受惊吓，又受了风寒，一路发烧，直到在苏州上岸时才见好转。

关于这段往事，余光中后来在《下游的一日》里这样写道：

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南京大屠杀的日子，樱花武士的军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其后的几个月，一直和占领军捉迷藏，回溯来时的路，在苏州发高烧，劫后的和桥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余光中称这段岁月为“蒲公英的岁月”，流亡的漂泊无依可见一斑。多年后他写下《乡愁四韵》，后来被罗大佑谱成了曲，红遍了大江南北：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呀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他的乡愁连绵不绝，跨越他一生的时间，也跨越了空间。他的乡愁里，藏着文化的美感，也藏着经历里的痛楚，是美与痛的交叠。倘若不知余光中的这段经历，读他的爱与恨，乐与愁，便少了那阔别大陆半个世纪的情愫。

03

寄居在法国租界、上海友人的家里，至少不再为战乱四处奔逃，这一时期，具有眼界的母亲坚持让余光中接受学习，并教他英文。

到了重庆的山野，生活清简，没有太多娱乐，余光中几乎在读书中度过。书籍贫乏的年代，余光中从同学那里借得一本《英汉大辞典》，小小年纪看得津津有味。二舅孙有孚在战乱里，不知从哪儿搞来很多书，他抽着水烟筒，摇头晃脑地给余光中讲解《赤壁赋》、《醉翁亭记》、《秋声赋》……以及诸如《水浒传》、《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文白交融的旧体小说和古体文章的美感，便在这时，在余光中心里埋下了种子。

因为在川渝的乡野里长大，余光中在私下里一直和妻子说四川话，有时朗诵自己的作品，也带有浓浓的川味。多年以后，他教学生们打水漂，捡起小石子往水面上扔去，一连跳了三下，却说:“这个没打好，再打一个。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玩的。”说着又捡起石子，来了个五连跳。

余光中心气颇高，对自己要求也极严。记得他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知识渊博的国学老师戴博琼。学生们作文，写成文言最高60分，写成白话文则能拿七八十分，因此，学生们都爱写白话。但余光中不，他偏要写文言，尽管他的分数始终没有上去，却在优秀的国学老师那里磨炼出自己文言的美感。这于日后他的文白融合的文风，具有深远影响。

或许是因为少时逃亡的经历，余光中熟知地理，爱收藏地图。他对地图有一种痴迷，不单收藏，而且会画，看几眼地图，甚至能判断该地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他也爱天文，总是遥望那星海寻找美的慰藉。

1947年，余光中先后考取了北大和金陵大学，因为母亲不忍与他分别，余光中便选择了金陵大学。本想可以好好念书，不料入校一年半后，遇上了国共内战，余光中不得不暂停学业，和母亲辗转到了上海、厦门。1950年，余光中到了台大中文系。

余光中对文学翻译有着偏爱。他常把雪莱、拜伦的诗歌翻译刊载在报刊之上。他的译作《老人与海》不仅用来代替他在台大的毕业论文，多年以后也依然畅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第一个翻译《凡高传》的，不是严复，也不是其他著名翻译家，而是余光中。这本书有多火呢？《凡高传》这本书自经面世，长期畅销，成为很多学校规定的必读书目。作家三毛去世，要求带三本书入土，其中一本便是余光中翻译的《凡高传》。

在台大，余光中受惠于作家梁实秋，以及众多名师的指点。梁实秋不断打磨着余光中的少年锐气，也不断给予他鼓励，让余光中在散文和诗歌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段时期，余光中出版了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他沉浸在诗文中，和文坛好友钟鼎文、邓禹平等成立了蓝星诗社，影响颇广。再后来，余光中三次赴美，在爱荷华大学继续攻读文学写作，也为外国学生讲授中文，更有幸拜美国著名诗人佛洛斯特为师……文学之路变得坦荡。

信手拈来的典故，随情而抒的意象，现代人的说话风格和古典美贴切融合，纯雅天然的文人气韵搭配西方的现代视感，这或许就是余光中自身经历所赋予的独特美感。

《听听那冷雨》中，这种美感表现得尤为强烈，余光中仿佛喂了小火，细细地把唐宋诗词慢慢炖入了散文中：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他曾在一场催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这一段，正是化用了蒋捷的《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两者各有各的好，然而比之诗词，余光中化用的散文里，句子长短间杂，更有跳脱自我感慨的宏大气象，更有庙堂之悲，江湖之痛。

又如《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李白的酒，李白的剑，李白的月光，都是我们对于这个唐代大诗人再熟悉不过的事物，却在余光中的吟诵中有了豪气、意气、盛唐之气，让人拍案叫绝。

04

读余光中的诗文，便见了唐诗宋韵里的文人温情，然而他一旦动起真来，当真是以笔代刀，不留丝毫气力。

早年间他参与文白之争，坚决否认摒弃文言文的做法，面对纯白话作家对他“文白间杂”的指责，余光中据理力争：“为什么文章中不能看到一个文言，必须写成清汤挂面式的散文？这便是‘浣衣妇’式的散文，像是有洁癖的老太婆，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洗掉了污垢，也洗掉了衣服上的绣花。”

面对当时台湾教材准备删减文言文事件，已是八十岁高龄的他站出来强烈反对：“文言文等中国古典的遗产，经千百年淘洗到我们手里，是一笔不需要缴税的现金，应该珍惜啊。”

他爱着中国文化的精华，也关切着这片土地。他曾住在高雄，看见天空被污染，空气极差，余光中便写下《控诉一枝烟囱》、《让春天从高雄出发》等诗歌，为长久以来被空气污染的人们请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倘若流传千年的文化，倘若滋养文化的土地都不在了，诗文里的吟诵岂不变成了无病呻吟么。

或许像余光中拿苏轼作比说的那样：“在岛上写的文章，最后总要回归中原。”我想这不单是诗人在说自己的境遇，也是在说自己的创作是要回归中原文化的。因为这份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深情追溯，才有了余光中极具文化美感的诗文。

05

余光中的上百首情诗，在诗歌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情诗描绘着恋爱、婚姻生活中的不同情感，更从情感延伸到了人性。

有一次，作家林海音数落男人的不是，末了感叹道：“再也找不到像余光中这么好的丈夫了。”这话后来被余光中听到了，余光中反问：“你怎么知道我好不好？”林海音十分肯定：“我就是知道。”

的确，余光中和妻子范我存的恩爱，熟悉的人有目共睹。

那年抗战胜利，17岁的余光中在南京认识了14岁的表妹范我存。相识不久后，余光中给范我存寄了自己翻译的拜伦诗作。有趣的是，余光中连表妹的大名都不知道，直接在信封上写着表妹的小名：“范咪咪收”。范我存虽然觉得表哥直呼“咪咪”有些突兀，却因为余光中译作上的才情，生出了很多好感。此后多年，时局动荡，两家人也在战乱之中奔走各地，两人不得见面，直到1950年，余光中一家到了台湾，余光中才见到了心心念念的表妹。

交流变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两颗心走在了一起。虽然两家人极力反对：余家觉得范我存患过肺病，身体很差；范家觉得余光中有些书呆子气，不能照顾女儿。但余光中和范我存在双方父母的反对下，不但没有放弃这段感情，反而更加热烈。

那时候，余光中用刀在自家院子里的枫树上刻下“Y.L.M”,意思是“余、爱、咪”，和那些年我们的青春别无二致。每到周末，念大学的余光中就会蹬上他的自行车，飞速地骑去找范我存。余光中翻译《凡高传》，也是正面译稿，背面情书，让范我存作为第一个读者，由范我存帮助抄写下来，再寄往报社。

<余光中和范我存>

1956年，爱情长跑六年后，余光中终于和范我存结合，并在以后七年里生下了珊珊、幼珊、佩珊、季珊四个女儿。做夫妻四十年，两人很少吵架，纵使因为生活的鸡毛蒜皮吵了架，两人总会很快道歉和好。急性子急脾气，发过也就过了。余光中曾说：“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

多年来，余光中给妻子写了一首又一首的情诗，像《咪咪的眼睛》、《三生石》、《珍珠项链》等，篇篇能见动人的爱情。但也有时候，诗歌中的女子有着与范我存不一样的形貌和脾性，但范我存并不会拿着诗质问余光中，这是不是别人，是不是余光中的外遇。她对丈夫亦是充分信任，不仅把家照顾得极好，更是丈夫里里外外的好助手。

这般恩爱下，余光中写《红烛》，写两根快要被黑夜的风吹熄的红烛，才让人看得几乎落泪。

最后的一阵黑风吹过

哪一根会先熄呢，曳着白烟？

剩下另一根流着热泪

独自去抵抗四周的寒夜

最好是一口气同时吹熄

让两股青烟绸缪成一股

同时化入夜色的空无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我说

但谁啊又能够随心支配

无端的风势该如何吹

年少的爱情，谁不是凭着那一点冲动和激情，可太多的我们，却败给了生活的冗杂和日子的单调。彼此离开，说缘分尽了，能一起白头的很少。可余光中和范我存的白头到老，却分明让我们看见深情的美好。

不仅爱情，对待友情，亲情，余光中也是如此认真。对于朋友们请求帮忙，余光中凡能做到，也每求必应；对于话不投机者，则是半句也嫌多。而他和妻子言传身教下四个女儿，日后都很有出息。他为离去的母亲和早夭的儿子写下的诗文，读起来则是字字动心。

06

1959年，余光中获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学硕士，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在此期间，余光中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

而此时他的诗文，早已享誉各地。梁实秋对余光中的赞美更是毫不避讳：“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经过岁月的淘洗，年长的余光中已经不在囿于文坛的争论，对他人的中伤，也变得更加平和。那时余光中人在香港，文革的余波还未散去，江青等借用“批林批孔”大做文章。余光中却在这时写下一些诸如《邮票》、《隔水观音》、《公无渡河》等思念台湾，抨击文革的诗文。在他看来，祖国本就是一体的。没想到他却因此成为左派攻击对象，据说诋毁他的文字不下十五万字。

那时候他上课，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好在学生们热情高涨，给中伤者最直接的打脸。本来容纳40人选修的现代文学课，竟然有120人坚持选修，就算站着听课也成。最后，学校为满足同学们的需求，把教室改在了容纳百人的新亚人文馆内。

世人言语嘲哳，我自心中清明。余光中对流言蜚语不可能不生气，但他却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他说：“我这一生从没和人吵架或者打架。合则聚，不合则散，有什么可吵的？”

这正如庄子在《逍遥游》里写的:“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无论外界对自己是赞誉，还是误解、攻击，都不做激烈的争辩，而是认真做好自己认为对的事，这便是内心强大，最坦然自如的活法。也正因如此，余光中安然渡过了不少难关，也能在诗文中继续维系真性情。

他爱追逐美景，著名翻译家思果亲眼目睹余光中：“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落日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灌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写的诗文那么妙。”

他严肃的外表下，其实住着一颗火热的心，渊博的学识，总是掩饰不住他天真性情的流露。对于新事物，他也很接纳。

第一次赴美时他想学开车，想开车转遍美国。这个想法提出来，没想到恩师梁实秋也站出来反对了：“千万不要在美国开车，诗人怎么可以开车？”诗人为什么不能开车呢？余光中不听，把开车学会了，驰骋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上，拉风得不行。

难以想象，安静的诗人竟然喜爱西方摇滚乐。1971年归国后，余光中发表了诗集《白玉苦瓜》，诗歌更简洁自然，更加注重韵律感和音乐性。作曲家杨弦看了，大呼天才，将诗歌谱成了民歌，演出之时全场沸腾。后来，余光中与作曲家一起出版了“中国现代民歌集”的唱片，连罗大佑、李祥泰等都为之痴迷，歌曲传唱进校园中，风靡近十年。

07

严谨的学术和课堂教学之外，余光中是一个不摆架子，见真性情的人。

余光中风趣。据说他刚到中山大学执教，称女学生们“村姑”，多年后女学生们来看他，他笑道：“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做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

他讨厌开会，并不隐晦，敢直接说了出来:“ 世界上最无趣的莫过于开会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头的急事、要事、趣事，济济一堂，只为听三五个人逞其舌锋，争辨一件议而不决、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体浪费时间的最佳方式。仅仅消磨时间倒也罢了，更可惜的是平白扫兴，糟蹋了美好的心情。”说到人心坎里去，但一般人只敢想不敢说。

余光中喜欢小孩，也如小孩般可爱，他说：“不喜欢小孩的人一定有问题，不喜欢小孩的人我也不喜欢。”时常路上看见可爱的小孩，会过去摸摸孩子的头，而孩子见他的善意，也会回以灿烂的笑容。

对于自己的生活，余光中一向清净简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他却笑称自己“一幅不列颠的脸”，他极少出现在媒体视线里，“不喜欢在媒体上晃来晃去。”他也是唯一一个《文学杂志》的创办人中不打牌的人。每顿饭，也常是固定的几个菜，并不苛求。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余光中说:“爱发源于实际生活。”生活简单，人生便简单；生活见真，人生便见真；对生活深情，人生便深情。

1992年，余光中重新踏上大陆，回到他阔别43年的故乡。2000年，他回到了南京，见高楼平地起，而他闻到了桂花香。他走在湖南、四川、南京……寻访文化古迹，乐此不疲，与每个古迹认真地合影。

而这道走在大地上背影，令人见之难忘。

还记得余光中的《十年看山》:

那片无穷无尽的后土

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它作大陆

壮士登高叫它作九州

英雄落难叫它作江湖

当我们追忆余光中先生，纷纷吟诵起他的诗文。不单是因为它美，更因为这诗文里，有着让人永远热泪盈眶的家国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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