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
一
我自认是个称职的法官，有三点为证。首先，我根正苗红，看着《律政先锋》填的高考志愿，在政法大学读完本硕，考过司法考试，直接进入法院系统。虽说不是家学，可我嫁了个全家都在检察院的老公，也算没输在起跑线上。其次，我爱岗敬业，刚入职的几年，在基层法院玩命，五加二白加黑，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转审判员后，平均一年两百多个案子，连轴转了五年，差点连孩子都生在庭上。分管的副院长说，那时院长老去慰问他，要他一定劳逸结合，别像年轻人一样拼命，”年轻人”特指我。第三，我业务能力强，庭内庭外都是我的地盘我作主，家中的争议正确展开方式是：“异议”，“驳回”，“好歹出去溜哒一圈，再说合议庭审议驳回”，“公诉人的意见已记录在案，本庭判决即刻生效，如不服，可向上级单位提出抗诉“。由于基层司法资源紧缺，我只得身兼“上级单位”。
我工作的解压方式是，用双手薅住老公的头发前后左右摇，嘴里大喊：“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他们的羽翼太耀眼了!”。三年前中院选拔人才储备，刑一庭点名要我，我看了看老公的头发，一点也不意外。 刑庭的庭长就是我原来的分管副院长，我猜他也是怕我去别的地方带偏了人家的工作作风。当然我也担心我老公年纪轻轻就秃了瓢，所以开开心心走马上任了。
中院的刑庭比民庭案子要少些，与基层法院比更是轻松不少，但承办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之前我埋头看卷宗，开庭，写裁决书，补合议庭评议，忙的跟打仗一样，现在时间多的有点奢侈，对案子能做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反思。我坚信法律的力量来自于冷静和坚决，法官要摒弃感情，如同我当初的的誓言：“只忠于宪法和法律”。我坚信，也坚定的执行，但明天开庭的案子，让我犹疑了。
二
案子简单清晰，从拘留、批捕、起诉到第一次庭审总共不到两个半月。但案情悚然，一名四个孩子的母亲，因为看不起病，将生病的小儿子抱到家门口池塘里，亲手溺毙，孩子当时十八个月。事后她将孩子掩埋，正常生活，直到有人发现后报案，她被捕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立案庭的王姐以前把卷宗推给我时，总是一副兴灾乐祸的样了，那天交接案子时，绷着脸紧锁眉头，出门时撞到档案柜角，恶狠狠的咒了一句：“该死的东西”。我能理解，她的小女儿刚好两周岁。
我翻阅案卷的时候，刻意告诉自已要保持着中立，作为审判长，我需要证据和逻辑来支持合议庭的裁定。为了避免内心的道德审判，我把被告想成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村妇女，麻木不仁的母亲，而不是存心作恶的歹徒。但看到卷宗里孩子的影印照片，那一团的血肉模糊！我的心像被刀捅进搅烂，指甲快要嵌入肉里了，脑里一个勒着红披风的刽子手举起了刀。我恶狠狠的站起来，把书记员吓了一跳。我嘟哝着：“该死的东西’。想像着被告人坐在审讯室里，满不在乎的回答着问题，嘴角甚至挂着一丝微笑，简直让我怒不可遏。我女儿五岁!
我很气愤，因为自已对这案子未审先判了。第二天业务通报会，庭长问起这个案子，这可能是我第一个审理的死刑判决，于是我一五一十的说了。庭长只回了句母亲是母亲，法官是法官，就没再指示了。我想这是在暗示我回避吗？生过孩子就影响公正吗？她不该判死刑吗？恼得我想立刻回家，去薅我老公的头发。
三
开庭的时间确定后，我第一次主动召集了庭前会议。以前庭审前，我鲜有同意当事人庭前会议的申请。但这次我有疑虑，不单是因为我可能会存在偏见，还觉得可能存在被忽略的因素。来的公诉人是位年轻的检察官，他一脸的嫉恶如仇，瘦削的脸颊显出坚毅。辩护人是位年近四十的女律师，干练的短发，职业套装，金丝边眼镜。她之前代理过我的案子，业内口碑不错，这次是自愿来辩护。
我对这类律师有些戒心，因为有的标榜废除死刑推进法制，专门找这种案子打，打赢了就自誉为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打输了顶多辜负了罪犯，遂了控方的愿，稳赚不赔。
控辩双方均表示，对已提交的证据和证人清单都无异议，但辩护人又提交了新一轮的补充证据清单。本案案情清晰，案发到庭审的时间很短，当事人法律意识又比较淡薄，当前证据几乎都是检察院单方提交的。所以公诉人以过了举证期限为由，象征性的提请法院不应采纳，但并未坚持。我基本了解到双方的态度，控方关注犯罪事实，拒绝认罪协商，主张死刑。辩方应该是作有罪辩护，关注量刑标准，不建议死刑，辩护人补充证据的指向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公诉人应该和我想的一样，不存在证据能证明被告能被轻判，认为补充证据对庭审影响不大。用老百姓的说法，这种人天理不容，已经无药可救了。
会后，公诉人先走了，辩护人和书记员又确认了一遍证据清单。我临出门时，问了她一句：“你有孩子吗？”。“有，儿子，十岁”，她迟疑了几秒，说：“就算杀人不犯法，哪个母亲下的去手！”
晚上回家，女儿抱着我的大腿撒娇，我想：“是啊，就算要了当妈的命，也下不去手！”
四
第二天庭审，两名人民陪审员早早到了法院，一位是李主任，在妇联工作，之前参与过我的案子，比较熟悉，另一位是姓陆医生，是初次接触。以往陪审员往往陪而不审，到点来到点走，但这次两位陪审员对案子格外上心，庭前多次与我沟通案子的细节。陆医生夹着疾风怒雨而来，他这辈子专职救死扶伤，可想而知他的愤怒：“有病就冶，冶不起还有医院，还有社会，还有政府。真是禽兽不如！”。李主任有些犹疑：“都是当妈的，怎么下的去手…”。这再次提醒了我庭长的话，母亲是母亲，法官是法官。
本案是公开审理，我和陪审员进入法庭时，旁听席满满当当的坐了一屋，庭里特意增派了两名法警。我第一次见到被告，她穿着藏青色便服，脸色苍白，眼神呆滞，木然的坐在被告席上，起身，坐下，没有一丝生气。如果不是看了卷宗，我一定认为她五十多了。当我敲响法槌的时候，我盼着她有些反应，但只有在旁听席上的丈夫和婆婆，被敲的一震，紧张又无助。
不出所料，控辩双方对犯罪的事实认定无异议，控方证据质证的很快。旁听席开始就悉悉索索，大概不满被告在铁证面前，竟不痛心疾首请求宽恕，反而十分镇静的回答“是”。控方拿着照片：“被告，请你再次确认照片中男婴是否你第四子，即本案的被害人？”，被告瞥了一眼，回答“是”。”法医鉴定，推测被害人于当日二十二点到次日凌晨两点间死亡，即被你掩埋后的八到十二个小时后死亡，你是否知晓？”。旁听席原来嗡嗡的议论，瞬间炸开了锅，“禽兽”，“畜生”，“枪毙她”，“把她也活理了”，有人站了起来，还有女人的抽泣声….。
我急促的敲法槌要求肃静。被告开始嘴角抽搐，双肩颤抖，手掌扳紧护板。突然声嘶力竭的的一声哭喊，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她用力捶自已的胸，扇自已耳光，用手扯头发，她快要崩溃了。身边的法警上前按住她，我连续敲槌，”肃静！肃静！被告请控制情绪，旁听席肃静，不得干扰本庭审理。“我询问辩护人是否需要休庭，她半蹲在被告面前按住肩，两分钟左右后，庭审继续。我重复了一遍公诉人的询问。
“我…不…知…道….！就想….让他….别再….遭罪”她摇着头，泣不成声，庭里渐渐安静了下来。
五
质证完，庭审进入法庭辩论环节，辩护人：“提交的医疗费用清单显示，在被害人出生至遇害期间，共就医七次，花费一万两千余元，至今欠费两千两百元未清，这直接导致了被害人的治疗中断。被告家庭年收入为八千，加上低保补助，总计一万余元。可以推定被告主观上曾积极履行抚养义务，不存在蓄意或预谋的意图”。公诉人表示异议，表示不排除被告在预见救冶无望后，实施预谋杀人。
辩护人继续陈述：“法医的报告表明，被害人死前有明显的营养不良，这是医院开具的体检证明，表明被告的另外三个子女均存在营养不良的症状，其中第三个女儿情况较为严重，已出现肌肉萎缩的现象。”她停了停，吸了一口气，”根据控方证人所述，作为被告的邻居，在发现被害人遇害前，在日常生活未发现被告家庭对子女有虐待的倾向。故可以推定，被告是迫于现实情况而非主观故意进行犯罪，不存虐待杀害的主观意图。”
公诉人表示：“被告可以向亲友求助，或社会专业机构进行申请救助，即使救助不成，也不应实施杀害。”
辩护人出示证据：“这是被告家庭的债务清单，多数为亲友借款，总计七千五百元，都在两年以上。这是被告历年领取低保补助的记录，部分补贴被扣留，直至案发后才补齐。被告及其丈夫均为小学文化。可以推定他们在获取帮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极其有限，不能预见到问题解决方案。”
“案发后被告认罪态度，对侦查工作配合，表明被告无隐瞒，逃避的企图。被告行为主要出于维持对其他三名子女的最低限度的抚养能力，虽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主观恶意不明显，恳请法庭在量刑时考虑上述事实。”
辩护人陈述完后，被告又恢复木然的神情，背后婆婆和丈夫泪如雨下，满脸哀怜，双手和什向着审判席鞠着躬，头快要磕上前面的椅背。他们已失去了一个家人，可能会再失去一个，或者不止一个。
当我结束庭审敲响法槌，我觉得无法只忠于宪法和法律，因为法律测度不了人心。想起庭长的那句话，母亲是母亲，法官是法官，母亲的行为不是法官能裁决清楚的。
六
庭后，合议庭少有的出现分歧，陆医生主张死刑，李主任不认同。陆医生有些气急败坏：“有无恶意那只是律师的推测，孩子像条野狗一样被活埋了，这是事实！我上手术台，能因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病人，因为成功率低而中途放弃吗？他们可是把命交给我，我宁愿自已死在台上！生命都是不可侵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能被强迫着为他人牺牲，他人生命不行，自已孩子也不行！”
李主任说：“被告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要三个还是一个！你说的道理她不能当饭，当药喂给孩子。她死了，四个孩子都能活，我觉得她愿意死，这比亲手杀自已孩子容易的多！有人可能因为相同的境遇，也把孩子一个个都杀死，让剩下的活下去，可法律制止的了吗？你把这样的母亲杀光了，他们的孩子活的下来吗？活不下去了，法律还有什么用！”
我觉得她说的对，那是法外之地。被告求死的信念应该比陆医生还要坚决，我们判决的只是我们的人心。
七
庭审结束后，案子基本脱离了我的掌控。因为合议庭还没判决，媒体判决已经下来了，“兽母活埋幼子，社会呼唤正义！四名儿女长年受到虐待，却无人劝阻提供帮助，直至酿成人伦惨剧…..我们不能纵容，不能成为帮凶，请关心你身边的孩子，他们只想活着。”大半说对了，社会虐待了他们。
我提请庭长，最后裁决交由审判委员会审议决定。无论最后判决量刑如何，我都没有申张公义的快感。我觉得是不是称职的法官不重要，因为“法不诛心，唯论言行”，这言行之后的法外之地，才有可能找到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