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手记 | 豫章书院：被“囚禁”的青春，被忽视的囚所

一、

2009年,柴静及其制作团队曾做过一期节目：《网瘾之戒》。她们走进临沂网戒中心，调查电击治网瘾。

在那之后，杨永信这个名字，以及其背后的网戒中心，进入大众视野。

舆论一度沸腾。人们抨击“杨永信”们的暴虐、家长的不负责任。同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中的使用。

人们为此叫好，以为取得了肉眼可见的“胜利”。却唯独没有尝试探讨过：我们该如何让此类悲剧不再发生。

2016年，杨永信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他将所谓的“电休克治疗仪”换成了“低频脉冲电子治疗”。而“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连名字都没换，继续开着。

2017年10月，江西省南昌市豫章书院再度刷新了人们对网戒中心的认知。在封闭式管理、军事化训练的“古代书院”中，幽禁、暴力、洗脑、丛林.....禁锢着一群孩子的青春。

8年过去，世界已经换了一个样子。但对于网戒中心、家长、孩子之间的博弈而言，时间仿佛凝固了。

8年之前，柴静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采访手记，讲的就是“网戒中心”调查的片子。她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接受点击‘治疗’的小姑娘，那姑娘跟柴静在中心采访的孩子一样，回答得滴水不漏，一字不差。“不怎么疼，就像针灸一样”“不超过5毫安”“疼可以让人清醒”。

在柴准备结束采访时，姑娘的眼泪流下来了。

“你为什么痛苦？”

“我没有”

“为什么哭呢？”

“我没有”

姑娘面色平静，声音没有一丝抖动，只是眼泪顺着脸流下来。

“你在流眼泪”

“我愿意留在这儿”，姑娘说。

二、

在豫章书院报道的采访过程中，我们也遇见了这样的孩子。他们在微信群里为书院开脱，认为“惩戒”是必要的手段。

其中有一个男孩子，进入书院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叛逆，却随时间推移，接受了那里的规则，并且懂得利用这套规则为自己铺路：讨好书院最高“领导”山长，毕业后留下成为教官。看到他的朋友圈晒图，和山长站在一起，笑容满面，“感谢山长对我的教诲”，他配文说。

我始终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对此负有责任。无论是女孩的哭，还是男孩的笑。

采访中，我被巨大的压抑感笼罩着。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程昊”的男生。

他在电话那头讲述着在豫章书院遭遇的一切：被关在十平方米，无窗无光的房间里整整七天，期间没有任何人跟他交流。来送饭的老学员“像是看到动物园的笼子里又来了一只新动物”。之后的生活，枯燥、压抑、恐惧，书院的暴力惩戒让他不敢反抗。

他选择了另一种逃离的方式。

孩子说，书院里有位教官有同性恋倾向，后来成为他的班主任，对他很照顾。在每周的考评评分中，会为他打出最高分。晚上班主任和他住在一处，要求他和自己同睡一张床。男孩同意了。

“他摸我的大腿，我假装睡着，不敢发出声”。得益于这层暧昧的关系，男孩在三个月后得到“请求父母接回”的权利。

出来后，男孩把班主任的联系方式删除了，并且在网络爆料中提到他。

“他有跟你交心吗你觉得？推心置腹？”我问。

电话那头的男生沉默了数秒，语气低缓：“有过。之前他说过一段时间会来我家乡的城市发展，说我们俩再见面，再重新认识”。

“那你怎么回答的？”我问。

“我当时为了讨好他，没有明确拒绝。说等我出去再说，再联系。”男生笑着说到。

三、

这段细节我在发表出来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一是因为无法求证，二是我觉得这孩子有些走在“边缘”，因为如果觉得有“话语权”后就有“寻仇”的权力，那是另外一种恶。

网戒中心如同一个虚拟的“集中营”，身处其间会看到各色各样的人性。我们都无法预判，这些走出来的孩子，在今后漫长的人生中，是否会无意识地模仿学校的教官、山长、学长，是否还会信任他人、拥抱善良。

如果他们不幸，始终被心里的阴霾囚困，那么凶手除了暴虐的教官、书院“丛林”般的规则、不负责任的家长之外，也许监管缺失的有关部门也要对此负责。

在位于全国各地的相关网戒中心中，类似豫章书院的体罚必然存在。如何让这类机构得以规范，如何让孩子们“安稳”度过叛逆期，如何让平等沟通成为家长与孩子之间对话的前提，或许是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难题。·

8年前，柴静所做的那期节目播出时，我刚刚读初一，跟在一群比我年龄要大出两三岁的同班同学后面，显得又弱又小。那时候我暗自决心：“一定要变成熟，跟他们平等对话”。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我早熟、敏感，显得少年老成，却在被人夸“聪明”、“比年龄大的同学都厉害”后，黯然逃开。因为我知道，那背后是另一种牢笼。

8年后，我18岁，以实习记者的身份跟各种人相逢、交流，努力试探着通往他们内心的大门。无穷无尽的新闻故事让我重新“长大了一次”，逐渐跟年少的自己和解。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从豫章书院出来的那些孩子们，也能放下内心的疏离，重新接纳这个世界的美好和阳光。

而我们要做的，是继续追踪报道下去。

希望8年后再回首，豫章书院是最后一个“网戒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