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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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故事
1
翻开省报第四版，他眼前一亮：右角下方，赫然凸起一行铅字:《一个养鱼专业户的苦衷》。
哈，总算鼓了一个中泡！
所谓“鼓泡”，乃铜川县新闻界内部流行的专用词儿。这些新闻稿，不像文学作品严格禁止一稿两投，而是默许多投。报纸上稿不易，每一条新闻不论长短，至少也要同时寄给省市的两家报纸和两家电台，谓之“批量生产独家新闻”。投出去不拘哪家用了，便算“鼓泡”了，用的地方多“泡”就多，市级报台算“小泡”，省级“中泡”，中央级“大泡”。一篇稿子，有时是很要鼓些泡的。
一个月前，王建明照例写了一批《一个养鱼专业户的苦衷》，总共投了九家报台，广种薄收，到底鼓了一个中泡。他兴奋，又欢喜，掏出剪刀，三两下剪下烟盒大的文章，而且，立即就抓起了电话:
“喂，宣传部吗?找王启堂老师。我广播站王建明。"
很快，对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喂”，就像一只坏了多年的纸盆喇叭忽然叫出了声，而且王建明确乎闻到一股呛人的酒气。
“喂，建明吗?找爷爷我有何事?”
这王启堂是宣传部报道组组长兼武装部民兵报道组副组长,跟王建明拐弯磨角沾点亲,细细地排起来，王建明便是他的侄孙。王建明从部队回到农村，全靠他多次帮忙，才熬成广播站的正式记者。故而他动辄便以长辈和恩师自居，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弄得“侄孙”面红耳赤。好在王建明习惯了，并不计较，自顾兴奋地说:
“喂，我又鼓一个中泡，民兵稿!”
“我晓得。”对方的 反映出奇地 冷淡，“不就是《一个养鱼专业户的苦衷》么?我早就反复跟你打招呼，少去写批评稿，看惹祸。你的耳朵呢?我问你， 事实核实清楚没有?你落款写的肖方宽口述，王建明整理，人家是不是请了你整理?发稿之前他看没有?签名没有?”
“纸盆喇叭”弄出的噪音把王建明满脸的喜气震得无影无踪。这老贼，一定害红眼病了，他愤愤地想。早先，碍着恩师的面子，他每写一篇稿子，总要请王启堂指教，指教之后，作者便成了两个人。尽管王启堂说得好:“指教可以，不过，不要挂我的名字，如果实在要挂，也不准排在前头。”王建明全靠人家栽培，自然“实在要挂”，而且“必须挂在前头”，而且稿费也就二一添作五了。近两年，他羽毛丰满了，王启堂“指教”的机会便大大减少，能不嫉恨?管他的，王建明振作精神，干脆利落地说:“老师尽管放心，百分之百的准确”
“哈哈哈！好，不愧为我的学生！”那笑声仿佛遇到了电波的干扰，越发沙得刺耳，“哈哈!明天你出钱我请客，就在我寝室里，吃你的标点符号。哈哈哈……”
电话压了。
王建明用力撂下话筒：猛然间感到说不出的空虚。鼓一个“中泡”固然值得高兴，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真正帮到那位专业户。问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篇文章完全可能没有一丁点儿作用。
2
王建明剪着指甲，一不留神将指头剪出血来。他用嘴吃干净血，咝啦咝啦吸一阵凉气，不剪指甲了，直愣愣盯着负了伤的中指。他在想象中冲着王启堂一次又一次竖起了中指。
昨天，在王启堂那间乱糟糟的“猪圈”里喝干了一瓶“崇阳大曲”之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倒不是心痛那六元二角三分酒菜钱，虽然六元多钱意味着省报这篇《一个养鱼专业户的苦衷》的全部稿酬已经提前花掉了，决不是什么“标点符号”，他之所以心神不宁，是被王启堂说的。
“老弟，不点‘武装部长’吧，可惜一篇民兵稿，而且当前正赶在火侯上，说不定有可能鼓一个大泡，成中央级民兵稿。点吧，一个乡有几个武装部长，这不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是什么?你等着吧，他不找你难道会来找我！”
王建明背上直冒冷汗，上好的大曲酒喝着比烂苕干酒还苦，尽管他表面上不惊不诧，表示奉陪到底，但心头早已乱作一团。
几年来的教训难道不深刻吗?
那是一九七六年初，他采写的消息《铜川县大型水电站胜利竣工》，赫然竖在省报头版头条。他乐坏了，自忖这一“泡”鼓了，定然百分之百的转为正式记者，可以结束临时工朝不保夕的生活了，殊不知县革委主任正在省城要钱，眼看八十万人民币的电站追加投资便要到手，那消息却帮了倒忙。事后，王建明被臭骂了三个钟头，若非王启堂从中斡旋，非断送了前程不可。从此，他凡事必先请教恩师而后行，如履薄冰的日子过了几年，总算转了正。
不料前年春天，他遇见十几个养鸡专业户痛骂食品公司撕毁收购合同，鸡蛋臭了没人管，于是又沉不住气了，义愤填膺了，连夜写出《快给养鸡户找条流通路！》，分别寄给各家报台。几天以后，居然到处“鼓泡”，闹得满城风雨。王建明又挨了一顿臭骂：“王建明，你本事不小嘛，到处捅漏子！你晓不晓得县委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先给你汇报？你欠了铜川八十万元，还嫌不够是不是？”
想着想着，那负了伤的中指疼痛忽然加剧，痛得王建明的腮帮抽搐起来。他把它送到唇边吹着，心头鬼火直往上窜。呸，电站竣工难道不是事实？“卖蛋难”的问题未必是我凭空捏造的？当记者有没有权力如实地反映问题？当记者……算了吧，不如不当这个受气记者，回农村去，还可以发财，成万元户。
然而，王建明的理想是成为名记者，甚至想当作家。成个万元户有啥意思？而且，这个喊你赞助，那个请你捐赠，比王启堂吃你的“标点符号”还凶。他讨厌王启堂，但是不得不佩服王启堂精明，那真是个老贼！有一天，王启堂喝了酒，沙着喉咙谆谆告诚他:“作为喉舌嘛，当然不能跟领导唱反调。你去翻一遍广播站历年来的播出稿，每篇每条的意思，都是那四个字，形势大好。我们要善于领会上头的意图。比如上头的报纸在登’卖粮难’，你赶紧写一批关于铜川县粮食如何堆成山，县委又如何把这个问题当成大事来抓的稿子，负责到处鼓泡。过一阵又说要稳定粮食生产，你就专门写一个乡如何保证粮食种植面积，保险又鼓泡。要说揭露问题，老子晓得的问题比你多。何必去管那些枝节问题呢？到时候自然有人来纠正。”
王建明虽然对这番宏论很抵触，但是细细一想，又不得不承认这是经验之谈。事情明摆着，前两次倒楣的原因，就是跟县委唱了反调。
这次，《一个养鱼专业户的苦衷》究竟会引出什么结果呢？他两道浓眉几乎连在一起了。“看不骂死你！”有那么严重？说不定人家根本没有注意到那篇文章，早就把报纸拿去包了东西。更何况烟盒那么大一点，稍不留意就看漏了。就拿铜川县的新闻界来说吧，看报时通常是大致扫一下标题，如果鼓了泡，就说好，细细地欣赏一回，不鼓泡，那张报便成了废纸，立即就甩了，七嘴八舌地“批评”起编辑来。至于报上究竟登了些啥，对不起，反正不见“铜川”二字。
这样一想，便有了安全感，负了伤的中指不很痛了，眉毛也归了位。或者，再鼓一个大泡也无所谓，别人不会注意到的。今年武装部为了鼓励人们上大报，规定凡是在《军报》或《大众日报》鼓一回泡，便记三等功一欢，奖励现金三十到二百元。三等功哦，在部队辛辛苦苦施工八年，连六等功都没有沾上边。
“铃——”
王建明懒洋洋地站起来，朝电话机走去。“找谁?”他不耐烦地问。
“建明吗？”是“纸盆喇叭”在叫唤，语气十分急促，“赶紧来，我等你！”
他的心一阵紧缩，脑门上立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喂喂喂！”刚要问什么事，耳朵里却清晰地响起“嘟嘟”声，对方已放下了话筒。
莫非让老贼说准了？他想，手脚变得冰凉。
3
王建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广播站。
他下巴明显地尖了，眼睛也失去了光彩，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下乡跑了奸几天，那个沉重的包袱暂时卸下了，但他心里并不觉得轻松，反而更沉重。回到广播站，心里又翻腾起来。为什么要让王启堂牵着鼻子走，豁出命来大干一场就不行吗？
他发现自己是个窝囊废。那天，急匆匆赶到宣传部，见到王启堂手上的东西，差一点气昏死过去。那是省报群工部转的两封信：一封是乡党委写的，声称武装部长根本没有找专业户入干股，强烈要求报社子以更正，挽回影响；另一封是肖方宽本人写的，说明自己没有委托任何人向报社反映情况，乡武装部长不但没有入股，还一贯保护他的鱼塘，他本人万分感动云云。
“有何感想呀？”王启堂倒背双手，小眼请转个不停，“我早就反复跟你打招呼，少去写批评稿，看惹祸，你的耳朵呢？”
王建明想横了，“我就不信这个邪!肖方宽亲口说的乡武装部长硬要入股，一分钱不交，光分红，我的本本上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有笔，我这支笔就不是笔!马上给报社再写一篇去！”
王启堂嘿嘿一笑，虚着眼睛打量了他半天，酸溜溜地说：“看不出王记者又有本本又有笔喃！你当然可以记得消消楚楚，你也可以写。等毬于零！人家同样可以写。人家写广播站记者王建明趁采访之便，强行拿走一千斤鲜鱼。你赔得起？”说着通近王建明，伸出手臂，摊开手掌:“你陪得起，陪得起么？”
王建明如何抵挡得住，第二天一早，便随王启堂直奔肖家湾，找乡党委和那位未曾谋面的武装部长赔礼道歉。
看在王启堂面上，乡党委书记，一个说不出有股什么味道的胖子，勉强同意“私了”，并答应做好一切善后工作。“唉，冤枉一个人容易，现在要人家吃哑巴亏，工作难做啊，难做啊！唉……”他不停地苦笑，搓手，揉鼻子，长吁短叹。
王建明觉得那家伙是在演戏，看他一会儿飞快地递给王启堂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而王启堂立即显出愧疚的模样，仿佛过错在自己身上，一会儿拉开上级的架势：“不看僧面看佛面，反正得把事情给我搁平了，不准反复！”
王建明好几次都差点冲口而出：“草！请上级出面调查，该谁负责谁就负责!”但是话到嘴边却吞了回去。他明白，自己最大的疏忽是没有找肖方宽签名，肖方宽一旦不认账，文中揭露的问题便失去了依据。如今，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枚苦果只好悄悄吞下去。
结果，由王启堂亲笔给报社写信，代表宣传部作出如下解释：乡武装部长曾开玩地说要与肖方宽合伙经营鱼塘，肖很耽心，便捏造事实去骗记者，致使稿件严重失实。该专业户现已做出深刻检查，考虑到肖出席过全省专业户表彰会，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建议报社不要公开批评……。
事情了结了。
返回的路上，王启堂打着喷香的酒嗝，不免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一番：“不是吹，别看老子不是官，在铜川放个屁也是香的。我老王没有权不假，高兴了照样可以把村长‘提拔’成区长，把乡长‘提拔’成县长。不信试试！不瞒你说，肖胖子搞责任制以前不过是小小的生产队长，老子去蹲点，看他龟儿还会处事，三篇文章就把他提了副书记。老子不写文章吹他，鬼才晓得他这个肖胖子！话又说回来，不是王某，你老弟能有今天？不是王某，这一回你跑得脱？快去写《一个土记者的苦衷》吧！”
此刻，王建明精疲力竭地趴在办公桌上，他厌倦，他愤怒，他恨王启堂，更恨自己。既而又自我宽慰，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正出神，传达室刘大爷送报纸来了。
多年养成的习惯使他一看见报纸就兴奋起来，立即拿起一份《大众日报》，飞快地浏览。看到第三版，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一个养鱼专业户的苦衷》？天哪--！
4
就在《大众日报》见报的第二天，“纸盆刺叭”便向王建明尖叫起来，原来是有一份签署着省委第一书记批示的传真电报到了铜川，责令立即查处这一恶性事件，于是，一个由县委书记带队的联合调查组，已经直奔肖家湾。
“等着吧，这回你谨防吃不了兜着走。我早就反复……”“纸盆喇叭”的尖叫声今天特别刺耳。
王建明的心情是极其矛盾的，先是感到震惊，惶惶不安，然后又英名其妙地感到快慰，好像压在心上多年的巨石一下子搬掉了。他想，即使遭到报复也没啥了不起，不当记者就是了，回家种地去，堂堂正正地做人!这些年为“鼓泡”，挖空心思，有些事想起来实在可笑，可悲。比如，增产的幅度虽大，但基数比不过其它区县，便用百分比取代数字，企业的利润太少，就只报产值……如此，就算天天“鼓泡”，尽鼓“大泡”，还不是让人戳背脊骨。这些经验都是王启堂传授的。他发现自己虽然瞧不起王启堂，可是又不由自主地在走王启堂走过的路。该迷途知返了。然而，他又是那样深深地留恋这职业。
一周之后，调查组班师回县，问题弄清了。
“纸盆喇叭”立即向王建明广播:“你小子暂时赢了，而且把肖胖子和一个副乡长也挖出来了。幸好，我给省报的信忘了发。哈哈!不过嘛……”他完全明白“不过”后面省略的意思。
果然，几天后“纸盆喇叭”又响了，说是武装部政工科长打来了电话，省委和军分区分别点了铜川的名。“大记者，我们部今年的先进不用说泡汤啰。你说，政委和部长该怎么想？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别多心，我不是说你呀。不是不可以写批评稿，实事求是嘛。不过，像这种事为什么不可以先通个气，由部党委出面解决呢?我猜政委的意思，今年恐怕不会设民兵报道奖了，其他通讯员有意见也没办法……”
王建明反而显平静了，不该惹的事也惹了，听天由命吧。值得庆幸的是，那篇文章毕竟是真实的。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他用自己的笔伸张了正义，为那个专业户撑了腰。
又过了三天，他接到王启堂的电话。那沙哑的声音从来没有这样甜蜜，这样亲切:“建明，是我呀，连老大哥你都听不出来啦!好事来啦，你还没听说?唉呀呀，你这个大名人。县委刚刚讨论过，决定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号召全县通讯员给县委揭烜，抵制不正之风。武装部也决定给你记功。……怎么样，等你拿到奖金，我来办招待，吃你的零头……”
王建明放下电话，也不知是喜是悲，竟落了泪。他觉得应当高兴，但心头却像压了个石头，一直地坠着。
在表彰会上，他毫无表情地坐着。轮到他讲话时，他老是忍不住想坦白自己写《一个养鱼专业户的苦衷》的苦衷。然而终于忍住了，对着麦克风只说了一句话:“我看到了希望。”声音很微弱，但全场都听清了，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散会后他真的请了客，心甘情愿地请了客。不过，从此他变得很认真，鼓的“泡”似乎要少些了。
王启堂倒是很快就鼓了一个“大泡”：《实事求是不怕“家丑”外扬--铜川县委重奖敢于揭短的新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