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我神童，其实我很苦逼

        1969—1979在农村那十年，是我值得骄傲的十年，因为就是那段极端贫困的十年，历练了我的意志，让我能够扛得住任何形式的困难与挫折。

        在我印象中，我的童年是和破衣烂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很少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大多是大哥淘汰下来的，不是烂了鞋帮，就是掉了鞋底，甚至有的连鞋跟都残缺不全。

        我每天在天刚蒙蒙亮就被母亲吆喝起来，要么去挖猪菜，要么去捡大粪，等到太阳一丈多高的时候，才吸溜着鼻涕、靸着破布鞋回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混半块粗粮饼子，运气不好只能饿着肚皮上学。

        到了学校，坐在四面透风的教室，听北风在茅屋顶上呼啸，屁股底下是寒冷刺骨的土坯凳子。用作临时讲台的黑色的棺材横卧在教室前方，总感到莫名的恐惧。由于饥饿肚子发出叽里咕噜的声响，而这声响不止我一个，有时甚至是一大片，此起彼伏，盖也盖不住。

        语文老师面容枯槁，讲课无精打采，很少有人能听得进去。我一边朗诵“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一边想着自己能否活过年关？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能不能吃饱饭？是不是还要挖猪菜捡大粪？自己如果能长大，又是否能够娶到媳妇？

        老师安慰我们：“再过20年，就到了小康社会了，要啥有啥，想穿的、想吃的、想玩的，应有尽有，随心所欲，那样的神仙日子你们不想？”

        我们异口同声，但底气明显不足：“想！做梦都想！”

        因为贫穷，语文老师三十多岁还是光棍一条。他听后也很高兴：“到那时我也再不会趴在棺材上给学生上课了。我也会有媳妇，也会有娃儿，也能住楼房了，也没有油灯了，雪亮的电灯能照到每个角落。”

        我们没有搭茬。语文老师又说：“要想过这样的日子，你们就要好好念书，识字才会有出息，过上好生活。”

        我记住了语文老师的话，因为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此，我学习就非常走心，语文成绩杠杠的。为了学好作文，我起早贪黑背诵范文，为的是将来能考出好成绩。

        我比别人付出了多倍的努力，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差不多从一年级开始，我念书就如同坐了火箭，念一年级我用了三个月，二年级我用了半年，念完三年级我已经学完了四年级的课程，结果三年级结束就直接念了五年级。

        很多童鞋都被我远远甩在屁股后面，到五年级时，我能将将近100篇的范文倒背如流，而且，我啃掉了《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洪湖赤卫队》、《林海雪原》等大部头文学作品，到五年级时我便能阅读并理解《毛泽东选集》（俗称红五卷）一到五卷了。

        小学升初中时，我的语文成绩在全县获得了第一名，作文还被刊登在《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上，成为全公社熊孩子学习的楷模。

        受父亲酷爱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影响，我对治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到大，特别是在农村生活的那十年，我基本没有吃过药，打过针。受伤、感冒都是用我自己研制的土方子解决。

        挖野菜、捡大粪、拾柴火，这些对成人非常简单的事情，在我们只有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就很不容易了。用镰刀挖野菜时，经常会误伤手脚，我会迅速抓起沙土放在伤口上面，再用手指用力压住，流血的伤口很快就会止住，回到家里，找出父亲喝剩下的空酒瓶，将伤口上的泥土冲洗干净，然后将残存的白酒倒在伤口上，随便撕块布条裹紧伤口，用细线缠绕。用不了几天伤口就会痊愈，不用花费一分钱。

      在那些贫穷的日子里，头疼感冒是家常便饭。每次感冒发烧，我自己就用温开水兑醋擦洗额头，再熬一碗姜汤，热热喝下，盖上被子逼出汗来就好了，有时生吃几瓣大蒜也能解决问题。

        我研制的土方子被许多人效仿，我由此获得了“小神童”、“二先生”的绰号。我知道，能称得上先生的只有三种人：一是知识分子，二是教师，三是医生。我得此雅称，实在是愧不敢当。

        1979年，我们全家迁回城里，不久我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我挤出时间学习，先后获得了新闻、经济管理和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加上中文专业，我的本科文凭一共四个。

        有人说我聪明，说我是神童，其实我心里清楚，我哪是什么神童，我只不过是苦逼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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