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愿岁月静好,我们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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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中国的各大报纸网媒,微信公号都报道了这么一条新闻: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手上这本《我们仨》的作者杨绛去世了。
中国近代文坛上的伉俪有很多,有沈从文和张兆和,林徽因和梁思成,新凤霞和吴祖光,但其中最让我向往的是钱钟书和杨绛这一对。钱钟书曾对外这样说过:“在遇到她以前,我从未想过结婚的事。和她在一起之后,从未后悔过娶她做妻子。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杨绛听后回复:“我也一样。”
他们是自由恋爱的,一个是儒雅才子,一个是俏丽才女,一眼便是终身。一路走来,他们从心心相印的二人世界,到喜迎爱女,组成乐趣无穷的三口之家。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又从相亲相爱的我们仨,变成了我们俩,最后只剩下杨绛一人。在独自生活的最后时光里,她时常想起以前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点点滴滴,于是提笔写下了《我们仨》这本书。
杨绛,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与钱钟书结婚,然后一起留学英法。抛开钱钟书夫人这一身份,她自身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小。她是作家、评论家,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还是翻译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作品。她自1938年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些在《我们仨》这本书里都有详细描述。
《我们仨》是杨绛晚年回忆起从前往事所写的一部回忆录,分为三个部分讲述。第一部分说现实中的我们老了,第二部分从梦境的角度讲述钱钟书生病住院,母女两人奔波照顾,到女儿钱媛也生病住院,后来女儿去世,钱钟书去世,最后只剩自己一人。第三部分则从杨绛婚后跟随钱钟书赴英国留学开始,到后来年老时的生死离别,中间经历了抗日战争、三发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挫折磨难。文中杨绛用平实朴素的文字,记录下了和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媛有关的所有喜怒哀乐,而且还附有大量他们三人的照片和笔记,可以欣赏到钱钟书的书法哦。
一、 家人在哪里,家便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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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钱钟书不足25岁,杨绛24岁还差几天,他们婚后没多久便赶赴英国留学。那时,他们俩个人在国外相依为命,和他人合租住在老金(Mr.King)家,那里就是最初的家了。后来搬出来单独租住的达蕾女士家,在那里,他们学会了自己做早餐,自己去市场购买财迷油盐醋,第一次在无佣人他人帮助下过着婚后独立的日子,体会到了烟火人家的乐趣,其中便写了煮红烧肉,吃虾等趣事。
1937年,他们的女儿圆圆出生了,变成了三口之家,然后赴法留学,把家搬到了巴黎。
1938回国,夫妻分隔两地,杨绛和圆圆在上海父亲那住,钱钟书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后来听父命到蓝田当英文系主任,每次钱钟书回家探亲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团聚安身之处,此时家是不稳定的。
1941年,钱钟书自辞去蓝田职务,本是准备去清华任教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去成,于是一家三口终于长久团聚在一起,挤居在钱家八年。
1949年,夫妻俩终于返回清华母校工作,自此以后家就定在北京了,只不过是居住的地方搬了一个又一个,但幸好三人不再分离了。最后稳定下来的居住地就是第二部分梦境里提到的三里河,这也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家。杨绛在书中写道: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但是,这么欢喜的一个家,在女儿钱媛去世,紧接着丈夫钱钟书也去世之后,也不再是家了。杨绛在书中两次感叹,分别是第二部分结尾处 “不过三里河的家,已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和第三部分的结尾处“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人在的地方才是家,家人不在了,家已不复是家,只是旅途客栈。
二、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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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龙说赵太后》中说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钱钟书和杨绛疼爱女儿,最为她“计深远”的便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了。
还在法国的时候,圆圆看见父母在看书,便也抢来看,于是杨绛他们给她买了一只高凳,一本大书,圆圆就坐在高凳里,手里拿支笔,边看边画。
回国后,杨绛忙着工作,无法全身心的守在圆圆身边,便给她买了《看图识字》《苦儿流浪记》等书,空闲时教圆圆认字看书,只看一遍就全记得,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钱钟书喜欢“格物致知”,圆圆也学父亲的,才三岁的她就观察细微,能发现一些大人都没看到的东西。
圆圆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从小就喜欢看书,观察事物又很细致,做事也细心周全,很让人喜欢和放心。
后来长大了,钱媛留校任教,又出国留学,在工作上一直都是“尖兵”,这些都离不开父母对她的教育。
父母疼爱子女,都想给他们最好的,但其实最好的礼物就是自己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学习好榜样,培养一个好习惯,这可以伴随他们终身。
三、 不求功名利禄,但愿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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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钱钟书和杨绛也被要求参加“脱裤子”、“洗澡”等运动,这一场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让杨绛认识到有时人比鬼更可怕,从此她不再怕鬼了。
于是为了免得犯错误、惹是非,他们夫妻索性离群索居。去吃饭也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
饶是如此小心谨慎,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还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的来批斗。经历过这次革命以后,他们更是能不参加的会议就不参加,能推的职务就尽量不担任。杨绛在书中感叹: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
但是工作需要,三人经常要出国访问做学问,团聚在一起的时间又少了。杨绛在书中说: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
后来钱钟书因为《围城》出名了,又要花大量时间来给读者写回信,处理一系列的采访报道事宜,日常的清静又被打断了。
相对于日日劳心劳力追求功名利禄,他们更喜欢一起去“探险”,发现“石子”,共同探讨,回家后洗手做羹汤,一起吃一顿温暖的饭菜;或是在家时各安一隅,各自看书工作,互不打扰,但只要一抬头便能看见你,知道你在那,便是心安。
虽然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媛的学问都很大,但是在《我们仨》中没有晦涩高深的文学卖弄,只有日常生活的平实描述。书中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父母爱女儿,女儿爱父母,这也许就是美好家庭的最好诠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