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或是耻辱柱，记者们终于迎来了临刑的时刻么？

窗前的藤蔓还是绿色的，但我知道它们很快就会迎来枯黄落叶的那一天，就像身边意外枯萎的同伴一样，因为冬天到来了。

去年的今天也是记者节，那时我仍然愿意说一句，我对媒体业的未来满怀信心。但是今年，我没办法让自己说出这样的话了。

我们每每觉得“现在就是媒体业最艰难的寒冬了”，但也总是会在第二年发现“原来这一年才是”。所有媒体从业者们就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等待着沸点的临近。他们所能做的只有尽早地跳出去，或者坚守到那一刻的到来。

这一年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件能让我说出“你看，就是这件事让媒体的生存环境变得更糟了。”甚至与去年相比显得更安静了许多，大家的注意力从社会事件转向了爱豆们的人设，仿佛社会歌舞升平，至少也是波澜不惊。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觉得今年的一切都还是从前的样子，这当然不是进步的表现，但是去年的文完全没有过时，似乎没有为今天这个日子重新写点什么的必要，直到我看到了张艾嘉的《相爱相亲》。

《相爱相亲》不是第一部涉及到媒体的国产影视剧。在2003年的《走向共和》中，略显扁平的记者形象是进步和革命的化身。在2012年的《搜索》中，媒体的逐利性已经开始被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但是故事里的几个记者作为主角形象是立体的，有相对复杂的行为动机。而到了2017年的《相爱相亲》，电视台的记者们已经变成了完全丧失人性的逐利机器。

在传媒业发展更充分一些的中国香港，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2015年，HKTV的《导火新闻线》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对于记者的态度虽被认为有些理想主义，但冲突基本上是两种新闻业经营理念的交锋。仅仅过了一年，2016年《导火新闻线》原班底推出了同名电影，结果从传统媒体生存环境到人物创作理念都被推到了更极端的程度。

端着照相机等待铁架砸死小女孩的人当然不会赢，但是强行让胜券在握的主编突然辞职也不是名正言顺的取胜之匙。身为主角的正义方不得不胜利，无奈理想主义已经被逼上了绝路，这是编剧没有办法的办法。

理想主义早就死了，从2014年《新闻编辑室》中查理·斯金纳倒下的那一刻就死了；所有社会事件一发生的开始大家就在期待“反转”的那一刻就死了；甚至于，从“自媒体”开始被称为媒体的时候就死了。但情况从来都没有严峻到今天这样，即使报馆一家接一家地倒闭的时候也没有，即使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也没有，即使我们知道报道之后肯定会有反转的时候也没有。

我们不能说这些因素和媒体现在的生存状况一点干系都没有，但是最后钉死媒体这个行业的也许不是这些从业者曾经最担心的事情，那些都是“因”。

真正可怕的最后的“果”——对整个媒体行业的污名化。

就像“公知”曾经面对的那样，就像“女权”正在面对的那样。

在毫无征兆中，沸点即将来临。无论是白岩松、崔永元还是柴静，都无法独善其身。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从报道中找到足够的事实去分析真相了，整个网络都被淹没在观点和情绪的海洋中。

记者们已经被押往绞刑架，他们所能做出的选择，也许仅仅在于十字架或是耻辱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