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焦虑的外化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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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前的香港，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唐朝开始隶属于广州东莞，直到明万历年间，才以“新安县”的名义独立。从5000人的小渔村，到人口700多万的世界第三大金融贸易中心，香港能入世界的法眼、乃至登上国际舞台，完完全全是“现代”的功劳。“现代性”的“地理大发现”，使得香港作为优良港口的贸易价值得以真正凸显；而西方与现代的共生关系及其对香港的粗暴侵犯，本身就奠定了中国体认“现代”的屈辱模型。最终，香港年表上，所有说得上的大事，可以说都发生在1842年之后。

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年份，1984为香港留下了13年的准空窗期。据传，当年邓公征求“一国两制”的年限，首先提出“15年不变”，会场内的人民代表不置可否，鸦雀无声；直到邓公话锋一转，改说“50年不变”，台下方掌声雷动，全力拥护。知识考古不关心事实本身的真假，更在意这一事件的发生意味着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15年也好，50年也罢，中央政府可以妥协，可以耐心等待，但对于港人来说，无论怎样，总有一道大限横亘心头，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97之后，尽管中央政府在帮助香港对抗索罗斯与亚洲金融风暴时倾尽全力，但13年的“自由”体验，使得香港根本不可能在感情上与中央/大陆同气连枝。用周蕾《写在家国之外》的话说：“处于英国与中国之间，香港的后殖民境况具有双重的不可能性——香港将不可能屈服于中国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再度君临，正如它过去不可能屈服于英国殖民主义一样”（P94），“应该如何去讨论一个被逼回归‘祖国’的后殖民地区？特别因为这个‘祖国’与以前的殖民者是同样地施行帝国主义政策的？”（P94~95）这种根本上对大陆的自我认同截然相反的指认/指控，使得香港对于大陆的皈依存在着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周蕾看来，“现代中国并不是，也从来不是，一块超越时间的土地和一个团结的民族”（P109），真正的“回归”应该建基于“文化”，而目前中央/大陆的所作所为在港人看来，更接近于“依靠血脉、种族、土地这些强权政治的逼压”（P115）。

如此看来，15年自然不可，50年大概也悬，更别提13年的绥靖早就吊高了港人的胃口。内地产妇加上孔庆东的臭嘴导引出的“蝗虫事件”，尚且可以“宽恕”为“一国两制”与社会现实的磨合阵痛；然而，无法回避的2012“国民教育”大游行，却在2004年就早有先兆。关于“爱国者治港”的舆论争议，一度引发了“04才是97”的惊呼与感叹；而若是当初人民代表们没那么矜持，15年不变的时候就表了态鼓了掌，那么2012年的今天，香港如何，实未可知。那么，港人游行的前因后果，显然绝非一个“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那么简单。一句话，1984到1997这13年里，绥靖政策下的港人在享受着颇为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刻骨铭心地感受着何谓“大限将至”。1997只是个开始，在港人心里，这样的“大限”以及“指认”为“大限”的年份，还有很多。用郭德纲的话：横垄地拉车，一步一坎儿。

以往谈到香港电影，多是中与英，白与黑，勾结殖民主义与“飞地”，身份政治与时间记忆，这些命题，基本上都以卧底电影的症候性解读为最终旨归。于此，已有罗永生先生这样的优秀学者发表意见，在下不便置喙。不过，至于港人焦虑外化为血淋淋般的具象，则目之所及，莫过于游达志1998年的电影《非常突然》。这部电影，两句话说完亦可，以万字做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亦可，笔力有限而又有话要说，那就不长不短，点到为止。以下有剧透。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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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突然》不长，90分钟刚好。全片分两部分，前80分钟一部分，为铺垫；最后10分钟一部分，为正文。篇幅比例，恰似刘震云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简单地说，香港某警局重案组有若干精英，具体多少没细数，大概6到7个，出去办案往往坐3辆车。两拨匪徒，一拨4个一拨仨，前者不久挂了一个，后者不久逮了一个，抛来减去，一边3个一边俩。前者穷凶极恶，出手狠辣，为了搭救中弹受伤的同伙，敢在大街上拔枪速毙街警，这批人，我们称之为职业的“悍匪”；后者蠢笨无比，打劫金铺不知道有摄像头清晰无比地拍着自己的脸，拿着锤子砸柜台砸五分钟砸不透特制玻璃，一个街道巡警就能追得三人抱头鼠窜，打算第二次抢劫前郑重其事地分配道具，而道具不过是一双套头挡脸的丝袜，这批人，我们称之为业余的“笨贼”。影片的前80分钟，在若干良家妇女遭遇悍匪毒手之手后，精英警员通力合作，不费吹灰之力立毙匪徒；最后10分钟，准备于酒吧庆功的警员便衣出行，意外遭遇两名笨贼，由于种种不可抗力，警员笨贼同归于尽。在不给观众留下任何缓冲的情况下，警员全军覆没，是为“非常突然”。

好吧，很像一部故弄玄虚的先锋小说。事实上，在《非常突然》里，打破叙事惯例的桥段比比皆是。警员面对悍匪干净利落无减员、面对笨贼举足失措全覆灭，只是宏观的表征。片中，刘青云喜欢蒙嘉慧，发现任达华也喜欢蒙嘉慧，结果刘青云用计撮合任和蒙。照惯例，任与蒙应当顺利结合，刘一个人暗自欣慰且伤心，而事实上，蒙迅速戳破刘的小计俩，然后主动找到刘，没有任何感激的同时，对刘大喊大叫。类似地，在干掉悍匪之前与之后，刘几次拨打蒙的手机都无人接听，而蒙的住所特征偏偏与先前几位受害女性一模一样，照惯例，蒙理所当然也会成为受害者，更添油加醋的是刘在悍匪的车上发现了与蒙一样的钱包，于是刘跑啊跑，跑啊跑，终于跑到了蒙的家门口，喊门无人应，叫天天不灵，于是我们的刘青云大叔撞门！撞门！！撞门……然后蒙出现了。人家只是去外地散了散心。类似地，警员mecy无论在谁看来都喜欢任达华喜欢到骨子里了，但是人家最后就是说：我对任达华只是欣赏，我早已心有所属；类似地，无论是我们现在还是香港98年的生活伦理，男人包二奶都是不对的，而许绍雄偏偏就毫无愧色地对刘青云讲：我有一个大老婆，还有一个小老婆，大老婆刚刚怀了三胞胎，小老婆刚刚查出癌，如果我大老婆生三胞胎出了事，我该是保大还是保小……当然，我们就不再深究，包二奶这件事情，怎么看怎么应该出在任达华哪怕是刘青云身上了吧。许绍雄？呵呵……

可游达志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切与日常（观影）经验相悖的事情就是真的，就是日常的，就是活生生的。

不信就看影片开始悍匪宅中那些赤裸的女性吧——游达志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东方”的含蓄拍法，那他为什么就把女性的胸部暴露无遗呢？因为这就是日常生活。若是你，强奸完女性之后，还会给她带上bra吗？

好吧，那这一切，又与“港人焦虑”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就在于：“悍匪”是港人。“笨贼”来自大陆。林雪演一个河南人。其他两个，说普通话。

再看看，谁，干掉了谁。

当林雪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自己“何以至此”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面对港人针对大陆的刻骨敌意。林雪在河南，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但这都不是他铤而走险的最终原因。林雪的出走，直接原因在于98年特大洪水，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洪水后的赈灾，一个人只分了五（十？）包方便面。在1994年的《阿甘正传》中，智商只有75的阿甘用“赤贫”和“渎神”为主旨描述了自己眼中的中国，而林雪以及他的两名的同伙的表现，更进一步地向港人阐明了大陆的愚昧、贫穷和残忍，怎么看怎么不入流。就在刘青云兄弟般地为林雪提供高档伙食、并感同身受地拍着林雪肩膀之后一个小时（观影时间），林雪的同伙，就毫不留情地，干掉了这伙温情脉脉的香港警察。刘青云，是第一个中枪者，也是香港精英警员崩盘的开始。

当然，其实事情也没有这样简单。精英警员们之所以在10分钟内全军覆没，多少也与自己掉以轻心有所干系。一方面，他们没料到大陆的笨贼们手握AK47，在他们第一次抢劫金铺的时候，手里只有一把粗制滥造的山寨手枪，正因如此，刘青云才会大喇喇地对笨贼说：“警察！停车！”然后冷不防地让人给了一枪。之前他们已经有几个弟兄着了道儿了，但谁让警员们条件反射地将其归为悍匪所为呢。林雪说：我们这些人，在广州，只抢劫，不伤人。谁又能想到，大陆的菜鸟，到了香港，就开始变本加厉，超出你的预期呢。

另一方面，警员们围堵悍匪的时候，不是没中过枪。然而，对于身穿防弹衣的香港英雄们而言，刘青云好歹还委曲在地上呻吟了一会儿，任达华可是二话没说，爬起来就追人了。偏偏遇到大陆笨贼的时候，大家身上啥也没穿，顺理成章地血流成河了。如果我们要赋予其症候性的解读，那我们只能认为，在游达志看来，面对大陆的时候，港人不具备任何“法理”与“正义”的保护。大陆那粗犷、本能的“前现代”的攻击方式，足以让任何一个自以为进入“现代”秩序的港人防不胜防，无可抵挡。

然后游达志用那些裸露的胸部告诉我们：这就是日常现实。

然后游达志有那些被击碎的叙事成规告诉我们：回归之后，一切，都无法预判。

非常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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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之后，大陆演员参与香港电影的越来越多。香港电影中的大陆角色，跟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角色，一样耐人寻味。

近些年来，港人北上与合拍片愈来愈热。“港味儿”的缺失，逐渐成为香港电影人愈发不屑一顾但同时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话题。仅就2012年论，国产（大陆）电影票房最高为《画皮2》，超过7亿；与此同时，香港华语电影票房最高为彭浩翔的《低俗喜剧》，刚刚突破3000万大关，为此，彭浩翔已在微博上几次三番表态邀功——顺便说一句，在彭浩翔看来，《春娇与志明》堪称合拍片的典范之作，“港味儿”十足；不过，至少在我看来，彭浩翔的自恋情结，似乎越来越重。哦对了，我给《低俗喜剧》，打两星。

莫谈国事，香港与大陆未来如何，我说了不算，且希望血浓于水。但姑且不论港人生活得好坏，香港电影人面对那些粗制滥造的国产电影的非理性攻势，他们的心情，大概不会很好。港人的挣扎与反抗或许还是症候性的，可香港电影人们，是不是就快成为刘青云、任达华和许绍雄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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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还活着。在他的表白里，每一句都是甜言蜜语中的宏大叙事。就他，变脸最快。

201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