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钱多就幸福吗？

小时候咱们都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同志讲过一句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我们今天讲两位美国雷锋的故事，看下美国雷锋是怎么对待敌人的。

九十年代，美国有一个街区叫布朗斯维尔街区，有十万人，犯罪率特别高。当地的警局为了应付这种犯罪状况整天增派人手，但是根本抓不过来。2003年的时候，调来了一位新的警官，叫乔安尼杰福。

新官上任三把火，小乔警官上任之后一反常态没有组织什么严打，而是让警察局的人坐下来慢慢地讨论一下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警察局通过各种数据列出了一张单子，记载了过去一年里至少被逮捕一次以上的青少年，总共是106个人。别小看这106个人，因为每个青少年被抓的时候一般都不是第一次作案，这106个人大概跟过去一年的5000个犯罪案件有关系。

小乔警官觉得把这帮人安抚下来，那整个片区的犯罪率就下降一大截。所以他就让警察局里的人根据这个名单联系上面的每一个人，然后告诉这帮人，如果配合，会帮他们重返学校，尽量地拿到毕业证，得到一些工作机会、医疗机会之类的。如果你不配合，那可能就要牢底坐穿了。

这么说了之后没啥效果，这些人根本就不理警察，小乔警官觉得这肯定是还没建立起信任。而建立信任的第一步是先去了解这帮人。

为了了解这帮人，警察没日没夜地加班，在Facebook上看这些人平常联系哪些朋友，然后通过这些朋友的关系网络，结合公安系统户籍资料，查到每个人到底是谁，了解这些青少年的人际关系状况。

把这些关系网络做了归类之后，给每一个孩子建了一个资料夹，去跟学校的人聊天，跟他父母兄弟姐妹聊天。如果这个少年犯有一天没去上学，警察们就觉得这孩子肯定在家睡懒觉，于是就跑他们家去提供叫醒服务。过节时候还给他们家庭寄信，这套路都用了之后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感恩节的时候，他们从警察局里申请了一笔费用，买了100多只火鸡，挨家挨户去送到这些孩子家里。小乔警官还有一套说辞：

我知道你们有时候很讨厌我们检查，我们只想让你们知道，我们真心希望你们能过一个快乐的感恩节。

这种家庭一般既不是很富裕也不是很和谐，没想到大过节的警察同志居然能上门送温暖，这是他们多少年都没有的待遇。这一套措施实施之后取得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效果，这个街区一年要发生370次的抢劫案件，小乔警官把温暖送出去之后，抢劫案的数量就降到了一年只发生了40多次，每年还继续降低。

美帝的另一位雷锋麦克雷诺兹，他有一个女儿，1992年的时候她才十八岁，在一家餐厅吃完饭往外走的时候碰到了歹徒，歹徒开枪把他闺女打死了。这个歹徒是个惯犯，曾经进过七次监狱，还贩过毒。

老雷因为这件事特别悲痛，他女儿去世14个小时之后，他上了当地的一档电视节目，跟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对谈了两个多小时，感动了全国人民。上完节目之后他马上做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组织了好多圈内的人，警察、法官、律师，一块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以及要建立一个什么机制去弥补。讨论了一圈，就发现原因出在加州的法律身上，加州的这个法律判罚太轻了。

你在监狱里如果表现还不错的话，有一些状况下可以把你放回去。只要你不继续犯罪，那你就可以在监狱外面服刑。加州的法律里这个条件特别低，而且放人的速度特别快。杀害老雷他女儿的那个杀人犯，13岁的时候贩卖海洛因被抓了，中间进进出出一共七次。后来他老婆怀孕了，就被临时假释出来了。

这个法律明显是太松了，把这种恶贯满盈的罪犯放出来，让老雷的女儿白白牺牲了——大伙一致同意这个结论。他们就写了一个提案交给州议会，这个提案有一个俗称叫三振出局法案。三振出局是棒球上的一个术语，如果你被对方连续打出三次好球，那你就出局了。

引用到法律领域，第一次偷东西，被抓到判了两年，然后放出来了。第二次又被抓到了，这回是因为抢劫，抢劫比盗窃更严重，正常来说是五年，因为是第二次，所以乘以二，要判十年。服完刑再出来之后，假如又犯了一次罪，那就三振出局，至少要判25年有期徒刑，比较厉害的还要判无期徒刑。

提案写出来之后就找老百姓签字，要达到立法机关认真讨论的地步，需要有几千个以上的选民去签字。这个很好找了，老雷当年上过电视，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签名。到了投票环节有72％的加州选民都支持三振出局。于是这个法案就通过了。

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加州的凶杀犯罪减少了41％，抢劫下降了38％，盗窃下降了30％。老雷姑娘去世之后，他靠推动一项制度，拯救了更多的人免于像他一样遭受这种灾祸。加州一天原先要有12个人死于谋杀，出了三振法案之后，每天只有六个人被杀，所以老雷觉得他每天拯救了六个人的生命。

这两位美国雷锋做的好人好事，后来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小乔警官做的事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被推广到别的地方，而老雷的三振出局法案在2012年的时候被加州的立法机关大幅修改，基本上废弃了老雷当初的那个想法和做法。

这个就得认真讲讲里边的道道了。

对于小学生的教育水平来说，是班级大了好还是班级小了好？其实大部分人会说班级小了好，因为老师的精力是有限的，比较大的班级，他基本上只能关注学习成绩靠前的同学。那些成绩后半截的同学可能就得不到老师关注，于是孩子成绩也不太好，甚至可能人格发育都不太健全。

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现在都在推的一项教育改革就是小班制改革，把班级人数控制到足够小，多去聘用一些老师，保证一个老师少带一些孩子。

好多学者研究发现，有没有用其实要看条件。班级人数和每个孩子得到的教育质量的高低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倒u线的关系。最高的点大概是20人左右，如果你每个班级的人数比20个人明显低很多，那么教育质量不是很好。如果明显高很多，质量也不是很好。

如果一个班十个人这么小规模的话，很容易出现某一孩子特别强势，成了班里的小霸王，甚至让所有的学生来对抗老师。孩子们的想法也容易一样，问题的视角同质化了。大伙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就达成一致，不太辩论。

所以经过这么些年的小班制的改革，各个国家发现没怎么取得什么明显的教育质量上的提升。

倒u曲线还在其他地方也发挥作用。

现在社会的这个节奏这么快，都觉得不幸福，挣钱少。是不是挣钱越多幸福感就越高？也得看条件，这个条件在美国来说就是“7.5万美元”。低于7.5万美元的时候，你的收入越高，确实幸福感就越高。当超过7.5万美元之后，收入再增加跟幸福感就没啥关系了，而且继续增长的时候幸福感还会下降。

权力和服从的关系是不是也符合倒u线呢？是不是权力用得越多，社会就越有秩序，大伙要顺从？

其实不一定。

家庭里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姐姐跟弟弟打架，弟弟打姐姐的时候家长要去阻止弟弟，肯定不能大吼大叫，姐姐如果打弟弟的话你也不能区别对待，要一视同仁。这是在家庭这个环境下，作为家长的权力执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几个点。

好多学者研究权力的运行规则的时候发现，大家都认同权利，那就是说具有合法性。一个权力要想合法需要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权力机构要给人发言的机会。

第二，法律要具备可预见性，守法怎么样，不守法怎么样。今天违法跟明天违法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第三，必须公平，不能歧视。

那么问题来了，权力如果滥用的话会不会损害到合法性？这其实就是第一个故事里小乔警官碰到的状况。那些少年犯虽然特别多而且屡教不改，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当地法律规定得不够细，法律惩罚得不够严，是法律管得太多了。

如果每一个少年犯的兄弟姐妹、父亲、堂兄弟都被抓进牢里去了，那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周围人都被法律认定为违法的，那他一定会觉得这是法律的问题，法律是不公平的。这时候警察就是敌人。

所以小乔警官安抚大家，送大家火鸡，给大家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让大家更好地学习生活，其实是在帮助司法机构重新赢得尊重。他要让违法的家庭看到法律有时候也会站到他们这边，在大家脑子里就会重建权力的合法性。

老雷的三振出局法案却不是这样。三振出局法案根本的逻辑是说,现在权力执行得不够，要继续往上增加强度。

通过重罚惯犯的方式来减少犯罪，背后有两个假设——

第一个，如果处罚特别重，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他犯罪的成本就特别高，于是他就会更少地犯罪，这是他的逻辑。

1969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警察曾经罢工过16个小时。结果全市的银行一个又一个地被抢。出租车公司相互之间抢地盘，大打出手，甚至相互烧对方的车子，扔汽油弹。

所以如果处罚特别轻，确实犯罪就会多，但如果处罚特别重，犯罪分子会减少犯罪吗？犯罪学家调查了好多犯人，问他们：在你犯罪的那一刹那，脑海中在想什么？

实际上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前并不想太多，他并不会去想如果我被抓到了怎么办。这个会让他分心，他要集中精力。杀害老雷女儿的凶手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发生了就发生了，很自然，我就是做了一件想做的事，根本就不会想后来会遭到什么样的制裁。

他说，老雷的女儿当时看他的眼神不是特别尊重他，眼神里透出一些鄙视。你看这多荒唐，你因为别人鄙视的眼神就把人杀了，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会有的逻辑。所以惩罚增加到普通人特别害怕，不敢去犯罪，这是正常人的思考逻辑。

但是罪大恶极的罪犯不这么思考问题，你瞅他一眼他就能要了你的命，怎么把一个正常人的思考逻辑去框到一个不太正常的人身上？给他再严厉的惩罚都没有用。所以三振出局法案根本就震慑不到犯罪分子，是不成立的。  

第二个假设，把一个犯罪分子关起来，把他扔到监狱里让他待一年，他是不是就减少了到外面犯罪的时间。

实际上未必这样。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统计，触犯了三振出局法案的这些罪犯平均年龄是43岁。如果没有三振出局法案的话，假如他抢劫了，那么判五年他就可以出狱。有了三振出局法案他要判25年，这时候要68岁才能出狱了。

48岁到68岁之间犯很多罪吗？其实不多。犯罪学上有一条犯罪年龄曲线，也是一个倒u曲线，犯罪分子一般从青少年阶段开始犯罪，年龄越大，犯罪的人数就越多，一直到25岁。

25岁之后他的犯罪率就会直线地走低，一般来说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娶妻生子了，家庭稳定下来之后，犯罪的动机就会大大降低。48岁的时候，犯罪的概率已经非常低了，更何况48到68这个区间。

所以关他这20年意义不是很大。政府还因为要关他20年，付出很高的成本。在监狱里他确实不能直接伤害任何外面的人，但是对犯罪还是有间接影响的。其实还是刚才小乔警官那个例子，绝大多数被关进监狱里的人其实都是父亲，即便是青少年罪犯都有四分之一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

对一个孩子来说，失去父亲是一个坎，如果父母一方进了监狱的话那这个孩子在青少年阶段犯罪的概率就比正常的孩子高三到四倍。

如果有了三振出局法案，父亲在监狱里待大半辈子，这其实是无形之中刺激了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很大概率都会走上他父亲的老路。因为长期压抑，受别人歧视，他的精神类疾病的概率比一般人高2.5倍，这也是关押太长带来的一些附加伤害。

所以，并不是法律上管得越严，社会秩序和打击犯罪的效果就越好，其实也是一个倒u曲线。如果你管了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这时候也起反作用。

好多犯罪学家经过各种研究，最后就发现了如果一个片区被抓进监狱的人数，这个比例超过这个片区总人数的2％，那这就是一个转折点了。这时候执法特别严，一定起的是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两位美国雷锋一个功成名就，一个最终折腾半天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1989年的时候，加州有7600左右犯人在监狱里服刑，十年之后就增加了一倍，这个期间就是通过了三振法案。21世纪后，加州一个州的犯罪人口数，是加拿大整个国家的五倍，西欧国家的八倍。这时候加州已经成了一个犯罪集中营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政府坚决要把三振法案剔除出去。

当时确实犯罪率下降了，但是最近一个调查显示实际在三振法案通过之前，加州的各种犯罪的比例已经下降了，这并不是三振出局法案的功劳。

而且可以横向对比，三振出局法案在有些州是通过了，很多州根本就不时兴这个法案，你会发现大家的犯罪率都在下降。所以这个犯罪率下降并不是老雷的功劳，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太多。

加州履行这个法案旅行了20多年，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后来一个年轻人在洛杉矶从四个小孩手上抢走了一块披萨，这个人之前有五次犯罪记录，就给他判了25年。跟他一个监狱的狱友，有杀人、抢劫、强奸的，没有一个刑期比他长，这事引起了公愤。最后加州把三振出局法案废除掉了。

权利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越大别人就会服从，也不是执法越严，社会秩序就越好，这也是《逆转》这本书的精髓所在。

格拉德威尔还讲了自己跟老雷接触的一些感受。老人因为当年推动三振法案的事已经成为一个名人了，隔三差五有好多人去找他，他每次接待一拨人就把大家带到当年他女儿被杀的那个餐厅前面参观。

后来餐厅的老板就怒了：你能不能不把人老带我这来，这都好几十年的事了你还有完没完。格拉德威尔采访完老雷的时候，老雷把他女儿的一张照片拿给格拉德威尔说，你看这个照片特别好啊，你可以放到你钱包里，没事的时候你就看看我女儿，想想她是怎么被人杀害的。

你看老雷有一点神经质，有点像祥林嫂。虽然我们自己的儿女如果被人杀害了的话我们肯定也无法释怀，我们完全能理解老雷的处境，也想让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法律故事，比如那个酒驾的司机把小孩撞死了，小孩的母亲非常悲痛欲绝，最后还是艰难地选择了原谅这个人，让法律去宽恕这个酒驾的司机。

她的理由就是，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我为什么让法律给他判死刑，然后让这个司机的父母也跟我承受一样的痛苦呢？

每当这种故事讲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鸡汤的视角，《逆转》这本书其实也讲了好几个这样的故事，不过从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理论出发，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一类故事不只是一个鸡汤的价值。这类故事越多的话就意味着司法权力的处罚力度就越轻，在司法过严的地区对制止犯罪能够起一个更好的作用。

                                                    （扫码关注小程序，收听更多泛商业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