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浪漫思想家胡适、生活达人林语堂、寂寞文人梁实秋（外篇）
谈论他们三个，鲁迅是绕不过去的，因为不谈他们三人与鲁迅之间的那些事，对读者来说，似乎他们的形象就是不完整的了。鲁迅比胡适之大10岁，比林语堂大14岁，比梁实秋大22岁。1936年鲁迅去世的时候55岁，当时胡适之45岁，林语堂大41岁，梁实秋33岁。
鲁迅最显著的特征应该是斗士，他手里拿的是投枪和匕首。
01批判胡适的幼稚病
胡适是近代中国思想领域的启蒙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鲁迅对于“国将不国”的现状也是痛心疾首，因此极力呐喊，推进社会变革。这一时期，鲁迅和胡适是同一战线的战友，关系密切。鲁迅公开表态，他最佩服陈独秀和胡适，赞扬胡适的文章“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鲁迅相继创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胡适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鲁迅为“白话文学运动健将”，宣称白话文学运动成绩最大的是鲁迅，“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胡适称赞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
他们并肩作战，在媒体上相互呼应，相互支持，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
但鲁迅和胡适的矛盾是必然要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现状和进步道路的看法差距太大，胡适主张改良，不主张学生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去，学生应该专心学业，就是他所谓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整理国故，希望年轻人多看古书。鲁迅则主张学生走进现实，他说：“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胡适主张改良自上而下的进行，就是说他对政府寄予希望，自己可以做政府的诤友。而鲁迅对政府是完全失望的，他主张抗争，对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是上海分会执委，胡适是北京分会主席。1933年2月发生了一件事，胡适事先未与组织商量，公开攻击“同盟”，为政府说话，于是同盟决定开除胡适，从此鲁迅公开与胡适决裂。他讽刺“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之陈源之流”“挥泪以维持治安”。
前面我们说过，胡适在抗战的问题上也是比较幼稚的，他甚至对记者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于是鲁迅痛斥“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对于鲁迅嘲讽和批评，胡适始终没有回嘴。有人评论说，相对鲁迅的无端谩骂和攻击，胡适表现得大度和儒雅。我想这是幼稚的看法，这不是街头巷尾的吵架，可以息事宁人的。这真是鲁迅急于变革和胡适不急改变的本质使然。
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大肆攻击鲁迅心理病态，胡适告诫她：“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胡适是一个正直的学者，他回避了和鲁迅在政治主张上的分歧。
02 批评林语堂幽默的小品文
如果说鲁迅对胡适是批判的话，那么鲁迅对林语堂则是批评，更多的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爱护，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林语堂与鲁迅相识于1925年，林语堂正好30岁，鲁迅44岁。那时候的林语堂是坚定的左派，是鲁迅的追随者，不断发文支持鲁迅的打狗理论。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林语堂马上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痛斥军阀的残酷行径，而鲁迅在数月之后才写下名篇《记念刘和珍君》。
1926年，秋林语堂受邀担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不久延请鲁迅等一大批名教授到厦大。在厦大，鲁迅在与胡适的追随者们的斗争中落了下风，生活非常艰难，林语堂力所能及地给了许多帮助，鲁迅是感激的。同时，胡适是林语堂的恩人，敬重胡适的学问和人品，在立场上有些尴尬，因此鲁迅对林语堂心生芥蒂，两人之间开始有了罅隙。
1929年8月的一天，鲁迅夫妇、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在上海的一家饭店一起吃饭。鲁迅一贯极力主张引进西学，林语堂的外语很好，鲁迅就建议林语堂多做一些翻译工作，林语堂答复等自己老了再说。据说鲁迅怀疑林语堂是说他鲁迅老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两人吵了一架。可以说鲁迅有点摆老资格，林语堂没买账。
20年代末林语堂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思想上由左向中转变，对政治不太关心了。1932年他创办《论语》杂志，倡导幽默小品文。同年底“同盟”成立，仍邀请林语堂任宣传主任，鲁迅与林语堂又在一起共事，他们的个人友谊得以重修旧好，但鲁迅对论语的文风仍然是不满意的。
在《论语》创刊一年之际，林语堂邀请鲁迅为《论语》写文章，鲁迅在文章中直言不讳，“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鲁迅指出“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但林语堂没有听从鲁迅的建议，提出不仅“玩物不能丧志”，而且还会“养志”。对此，鲁迅并没有做出激烈的反应。鲁迅说：”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所以鲁迅是希望林语堂继续是一名战士，但也没有勉强，两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
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在美国发表悼念文章，他客观地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03 批驳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
梁实秋是哈佛大学的硕士，1926年留学回国，当时才23岁的他就被国立东南大学聘为教授，肯定是意气风发的。次年他发表了一篇批评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文章，不想遭到了已经46岁的文坛大咖鲁迅的批驳，两人你来我往地干了起来。年轻气盛的梁实秋干不过鲁迅，便说鲁迅态度有问题，指责鲁迅“不满足于现状”，什么都看不惯，到处骂人。这基本上是意气之争。
胡适曾将鲁迅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与林纾、严复的译文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造诣，又直接了解西文，“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但梁实秋却不买鲁迅的帐，1929年9月他发表文章，曲解鲁迅的“硬译”概念，把它说成“死译”。双方的论战一直持续到鲁迅去世。说起来，在翻译问题上，其实双方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分歧，矛盾在于在论战中衍生出来的文学的阶级性问题。
“资本家的走狗”这一称号是冯乃超送给梁实秋的，这是1930年的事，梁实秋回敬了一篇“我不生气”的文章，并反过来暗讽对方是拿了卢布的走狗。于是老帅鲁迅披挂上阵，可谓剑剑封喉，刀刀见血，在冯乃超的基础上，更给梁实秋加上“丧家的”、“乏”两个修饰语，把梁实秋骂了个体无完肤。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他们论战的高潮。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鲁迅和胡适之间没有发生论战，鲁迅和林语堂也没有发生论战，但有面对面的言语冲突，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是真正的论战，双方唇枪舌剑持续了将近9年，可谓持久战了，而梁实秋也是被鲁迅骂得最惨的一个。
虽然鲁迅的言论比较辛辣刻薄，但他对胡适的批判，对林语堂的批评，对梁实秋的批驳，更多地是认识上的不同，较少有个人的恩怨。
我用批判、批评和批驳三个不同的动词表达鲁迅对胡适、林语堂和梁实秋三个人的不同态度，是想给出一个基本的定性，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看到其他人有这样的表述，如有不妥，欢迎指正！
最后就用胡适的一句话结束这篇短文吧！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