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历史，别看乱，精彩超过三国
五胡乱华这段历史不为人熟知，原因更多在于当时政权更迭太过频繁，人物关系比较混乱，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细究起来，他们的故事精彩程度并不输给三国。
分享潘岳先生的一篇雄文，立意高远，气度雄浑。此文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误解之源。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再次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冲击。但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中国，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彼此征伐交相融合，承继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在罗马，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并演化出分裂自治的一个个封建国家。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西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
一、汉化之路与再造一统
中国与罗马命运的交会，源于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
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班固为汉朝彻底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此战之后，北匈奴西迁欧洲，推动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南匈奴南下中原，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先声。 南匈奴南下前后，内迁的还有西北的氐羌、东北的鲜卑、漠北的羯人。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
百年间，内迁的五胡数百万人，其中， 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 鲜卑250万。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只占三分之一。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军事和人口数量均占优势的五胡族群，并没有按照老习惯“牧马中原”、“胡化”汉人，反而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
南匈奴人刘渊是南匈奴羌渠单于之曾孙，他经史皆通，读《毛诗》与《尚书》，学《史记》与《汉书》，最爱《左传》和《孙吴兵法》。他割据山西称帝，却并不想恢复匈奴的北方故业，而非要以“汉”为国号统一天下。为此，他自称是刘邦、刘秀、刘备之后，说自己是“汉代之甥”。之后的羯人石勒，出身于雇农奴隶，同样喜爱汉文化，“雅好文学”，爱听人念《汉书》。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变成了儒生。
五胡政权中首先统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坚。苻坚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马倥偬的豪雄，却自小熟读经史。即位后最重文教， 每月亲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他的目标，是道德上要不坠“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实践上要超越“汉之二武”（汉武光武）。
他打服西域，却送回汗血宝马，要显得比“为马打大宛”的汉武更高一筹。他一边打东晋，一边在朝廷里为东晋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兴灭继绝”的周政。他俘虏了慕容鲜卑却不肯杀，安排慕容暐与慕容垂君臣入朝为官。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首屈一指的汉人名士。因为苻坚立志大一统，念兹在兹要“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更符合儒法并行的“汉制” 精神，也因为东晋太讲究门阀政治、大兴老庄玄学而不重视儒法实学，王猛拒绝了东晋北伐将军桓温南下的邀请，精心辅佐苻坚实行一系列汉化改革。
《后汉书》
苻坚采纳儒法并行的汉制，从下层选拔精英（号称“多士”），直通基层，亲自或遣使巡查汉人百姓和戎夷种落。同时，禁老庄、图谶之学，任用“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苻坚深知，只有“统一”才能得到“天命”。以至于他还未消化好长安的鲜卑贵族，就要冒险南伐东晋，因为不统一天下，他就吃不下饭（“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
之后的拓跋北魏统一北方后，比前秦推行了更彻底的“汉化”。太武帝拓跋焘大量重用汉人士族，把河西学者迁到首都，鲜卑子弟都得跟着学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在北魏汉化的道路上，拓跋焘与崔浩君臣有定鼎之功。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汉人世族子弟。一方面，崔浩为拓跋焘出谋划策，驱逐柔然，荡平大夏，消灭北燕，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另一方面，崔浩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废止军事贵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恢复文官制度的尚书省，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条文。
出土的北魏仪仗俑
崔浩还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言听计从，大规模征召汉人名士数百人进入中央和地方。尽管崔浩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但汉人与鲜卑人的融合之路并没有中断，北魏汉化的路线并没有终止。崔浩虽死，其政犹在。
之后的孝文帝拓跋宏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实行了“体制性汉化”。他迁都洛阳，仿照两晋南朝官制；命令鲜卑人定门第、改汉姓、说汉语；自己带头并让弟弟们和汉人士族通婚。清河崔氏复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复为北魏朝臣， 重修北魏史。有史家认为，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与隋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是因为他们“改汉俗行汉礼”。不尽然。因为天然习汉俗行汉礼的南朝并没能统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恢复了中央集权行政体系，重建了基层政权，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
西晋崩溃后，天灾人祸，基层政权完全崩坏。北方遍布“坞堡”，百姓依附强宗豪族聚居起来自我保卫。战乱导致土地抛荒，一方面流民无地，一方面豪强趁机多抢多占。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485 年，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其中，“露田”是要种粮征田赋的，耕农去世后还给国家，再分配给下一批青壮年；而“桑田”是种桑麻枣榆之地，不用归还，可以留给子孙。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此后，强者仍强，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从北魏到唐中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和“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针对的是乱世中的豪强割据。豪强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层，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汉式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负责征税与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建设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
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如东汉的“察举制”畸形化为东晋的“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流民成为豪族的私属，朝廷无法掌握，以至于六朝300年，“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增长”（唐长孺，1992）。
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因此，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
南朝宋刘裕北伐
当然，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发明了“三省六部制”原型，为隋唐所继承与发展。北伐了10余次，虽然无一成功，但从没宣布放弃。因为华夏大地的统治者，一旦放弃大一统，就等于失去合法性。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的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汉制” 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
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因此，“汉化”绝非“被汉人同化”。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为“汉人”。“汉人”实为中国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
萧衍画像，明朱天然《历代古人像赞》
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成为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汉文律典与史籍记载着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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