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沪上写作的幽灵——旧社会蜕变中的都市风景线
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华北沦陷区文坛上，有“南玲北梅”之说。她们的小说以女性的不幸的真切描写和人性的深入挖掘为共同点。时过境迁，张爱玲在普通读者那里的地位远远超过了梅娘，这不是简简单单“社会变换、兴趣使然”就能解释得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张爱玲小说的内容、风格、气氛构建的特殊魅力。在当代伟大作家中，很多文学批评专著没有给她足够的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她作品“内容不广，与时代之风迥异，对封建制度态度暧昧”和她很多著名作品由伪政权刊物出版（当然还有和胡兰成的交往）及香港创作时期对大陆革命甚至抗美援朝的负面视角。
张爱玲（图片来源：网络）
一 、内容：蜕变中的都市风景线
张爱玲的小说从描写的内容上看，时间宽度还是有的，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但给人的感觉不强烈，而且难有“写史”之感，并且取材的范围也不是很广。小说内容主要是封建式大家庭的畸形、败落、衰亡和中西文化共生下的不得解脱、没有未来和希望的人物的生活，并且后者往往依附于前者或与之联系。如《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家庭，《金锁记》曹七巧的家庭，《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家庭《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梁太太的家庭，张爱玲描写的人物多以式微败落封建家庭为背景或与之联系；《封锁》中的吴翠远和吕宗桢“偶遇恋情”，《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婚姻，《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佟振保生活，《花凋》中的辛云藩过往，则就是中西夹层里人物的写照了。散文则集中在“女人、爱情、物质生活”等“小资”生活方面和这些目录下的思考延伸，面目琐碎，目光冷峻，享乐气息浓重。《说女人》《谈音乐》《谈舞蹈》《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等，这些散文琐碎“小资”气息浓重（当然，也是有思考内涵的）有些近于周作人，但女性眼光明显。
话剧《金锁记》剧照（图片来源：网络）
二 、人物：罪态颓变中的家庭男女
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可以用“不正常”来概括，大都具有“罪态”人格或“沉沦”人格，要么是自私、变态、狠毒、势利、拜金；要么就消极、庸俗、麻木、堕落、不得解脱。并且，张爱玲的小说中以女性居多。”罪态人格”中，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琉璃瓦》中姚先生，《心经》中的许小寒，《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沉沦人格”中，如《连环套》中的赛姆生太太（小名霓喜），《小艾》中的小艾，《相见欢》中的林太太，《封锁》中的吴翠远和吕宗桢，《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
值得说明的是，张爱玲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大都放在华丽的帷幕（但实际已为虫蛀）前，即使“罪态”也像一场仪式，即使“沉沦”，也置身烟火。张爱玲在塑造人物时淡化了情节里的人物个性的展现，反从细微心理、典型细小环境、特定关系空间来表现人物，在缓慢的节奏中，突出了人物内心的历程（而不是行为下的个性），有着很明显的西方写作特色（但又赋予了浓郁的东方色彩），张爱玲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和她与西方作假的同步也是为她自己所承认的。
我们难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看到正面、积极的人物，但我们也很难看到其对“罪态”人物犀利的批判和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态度。也难以看到她对“沉沦人物的深刻悲悯和给予可能（但大都不会实现）的救赎之路。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不管处于怎样的位置，都不会被唾弃，也不会有前途。这，我们可以在曹七巧、姚先生；小艾、聂传庆身上有很好体现。
《红玫瑰与白玫瑰》剧照（图片来源：网络）
三、视角：游离不定的审视
张爱玲的小说视角可以概括为“女性视角”“中西视角”“上层城市视角”。
“女性视角”是指张爱玲的小说大都围绕女性展开，散文多是反映女性感知、心态和生活。张爱玲小说留下了很多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让人记忆犹新，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小艾》中的小艾，《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等，反观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就不是那么鲜明了，并且依附于女性的存在（佟振保比较特殊，但这样人物很少），更难见具有担当色彩的男性中心。对于这些奴性，张爱玲不乏现实的冷峻，讥刺她们，可怜他们，但不露声色，并有很强的世俗主义，带有企图品享声色之娱、沉溺琐碎的个人色彩。即使受难女性叛逆女性也与“五四”之音迥异。
“中西视角”是指作者一方面表现封建家族式的颓败，另一方面在西方享乐拜金主义和“一战”后信仰缺失导致的人不得解脱，追求自由无望。这主要通过夹层中的少爷、小姐、留学生、教员、洋人之间的关系和生活来展现。《倾城之恋》《花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茉莉香片》是其代表，散文中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谈舞蹈》《谈音乐》则是另一表现。这一视角与第一标题重合太多不再赘述。
“上层城市视角”是指张爱玲笔下多是上层生活（尽管是颓败的），我们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基本少找不到农民、工人、乞丐、流浪者等下层人物，即使小艾这样的下层人物也是放在上层“灯红酒绿”的背景下的。并且张爱玲的这一视角的视野也不是太广阔，没有超出遗老遗少、太太小姐、留学生、教员的圈子。
张爱玲经典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四 、意象：昏暗沉闷的指向
张爱玲小说选用的意象是和她要表现得内容相通的，多是华丽但透尽衰败的东西。“寒冷的月亮”“霉变的屏风”“昏暗的房间”“易碎的镜子”“破烂的藤椅”“咿呀的胡琴”“鲜丽的旗袍”。这些意象有着强烈的暗示色彩，要么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如《茉莉香片》里“霉变的屏风”和“屏风上只能被虫蛀的小鸟”就很好的表现的聂传庆这个少爷在家庭扭曲和外在无能下的精神面貌和困境。《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像吐着蛇信子样的仙人掌”则在再现了葛薇龙在姑妈利用自己后，遭戏弄、羞辱时心里产生的委屈与伤心（当然，葛薇龙的感觉不仅仅如此）。张爱玲特别钟情于意象运用，这也可以从他在生活中对旗袍和棉拖的大量收集中见端倪。
张爱玲小说在环境上选用冷色调，色彩昏暗，活力几无，沉闷压抑。《金锁记》中曹七巧家的环境描写甚是昏暗压抑，隐隐可以想象出这样环境下有着怎样扭曲的灵魂和人间的悲剧和人性的变异。《封锁》中对故障暂停的地铁的描写和地铁内众生相的刻画，映对了吴翠远和吕宗桢，尤其后者的精神空虚。《茉莉香片》中对“不到一年就破败不看的花园”的描写、和聂传庆与言丹朱遇见时的山的极冷的绘画则映衬了封建大家庭的败亡和夹层中扭曲人物的没有希望。
张爱玲的意象选择和环境描写极其细腻并成功，她笔下的意象和环境与内容、人物、心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完美境界，并且融汇了中西方，既可见《金瓶梅》和《红楼梦》式的细小意象的选择，由可见《呼啸山庄》《红字》式整体环境描写样式。
上海弄堂（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