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9天《权修第三》篇第7段
弘毅乐学书院《管子》学习第19天《权修第三》篇第7段
原文阅读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诈谋闲欺，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
字词注释
[1]商贾：商人。古代把游走做买卖的称为商，把在商铺售货的称为贾，所谓行商坐贾。《周礼·天官·冢宰》郑玄注曰：“行曰商，处曰贾。”
[2]货财上流：指将行贿受贿带入上层。意思是因贿赂风行而使财富流向朝廷和官吏手中。
[3]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妇言人事，当作“妇人言事”。古人认为妇女参与政治是非法的，会带来政治祸害。
[4]安难：安于患难，甘冒危难。
[5]死节：死于名节，为国献身。
[6]肃：严肃，整肃。
[7]度量不审：法规制度不明确。度量，指国家制定的各种规范和度量衡。
[8]衣服无等：服制没有等级差别。衣，指衣服。服，指衣服上的各种装饰，如玉器等。
[9]凌节：超越规范，逾越规矩。凌，超越，逾越。
[10]诈谋闲欺：搞阴谋诡计，玩弄骗术。闲，防范。一说“闲”是“间”的本字，离间、背离之意。在此有钩心斗角的意思。
[11]赋敛竞得：争相征收苛捐杂税。
[12]偷壹：苟且偷取一时之快慰，而不从长远去打算。
[13]务本事：指致力于农业生产。
[14]君国：君临一国，统治一国。壹民：使民一致。
[15]宗庙社稷：代称王室、国家。指国家政权。宗庙，指帝王国君祭祀祖宗的处所。社稷，指帝王祭祝的土神和谷神。古人用社稷指代国家政权。
译文参考
做买卖的商贾在朝中掌权，就会使财货贿赂流往上层；妇人参与政事，赏功罚过就毫无信用可言；男女没有界限，民众就不懂得廉耻。在财货上流、富足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赏罚没有信用，老百姓又不懂得廉耻的情况下，而希望百姓能为国家忍受困苦、甘冒危难，士兵能够为国捐躯、勇守死节，那是不可能的。朝廷不加以整肃，贵贱无别，长幼不分，制度规矩不明确，衣服佩戴没有等级，君臣上下都超越应守的规范，若这样还想让百姓遵从君主，安守法令，那是办不到的。君主好搞阴谋欺诈，臣下和百官就会横征暴敛，役使民众只贪图眼前利益或偷取一时之快慰，致使百姓增怨生恨，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民众亲近君主，那是办不到的。拥有土地而不注重农业生产，治理国家而不能使民众统一和服从，在这种情况下，还指望国家不发生危难、不走向灭亡，那是不可能的。
核心内容解读
《管子》在国家治理中重视商业，强调商人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管仲也意识到，商人的谋利行为与利己思想有可能损害公共经济的运行，因而主张约束商人的社会影响力与公共经济参与度。
他指出，“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上好诈谋间欺，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如果商贾这样的人群较多地参与管理阶层，对其他人员的品行造成侵蚀，这种自私风气会侵扰上下。也就是说，因为商人在朝中掌权，资本会逐步影响、控制政治，进而导致权钱交易。因此，他也反对贫富严重分化，因为资本腐蚀社会，加重人剥削人，会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的失衡。他的这个思想很有可能对儒家学说的义利观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段中重要的观点还有“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农”根植于“土”,“土”生产了“粮”，农业是为“政治”之首务，农业的根本是粮食问题。
这一点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今天仍然是重中之重。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已是全球最大的产粮国，粮食生产在经过12年连年增产后，这几年一直稳定在6.2亿吨左右。世界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对中国的土地和粮食给予了特别关注，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土地和粮食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全球。
约翰逊提出过著名的问题“谁来养活中国？”结论是：当然是中国人自己。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粮食生产上将完全自给自足。如果中国真的大量进口粮食，也并不会引发灾难。在“农业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发展吗”的命题之下，约翰逊的见解是：“实际上，农业不仅没有威胁经济增长，恰恰相反，在过去的15年间，农民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数据和评述的基本意思是：今天，中国的农业和粮食已然成为全球化的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政教关系以“法治”替代“神治”（上）
春秋战国政教关系的特点是从“神治”逐渐走向“人治”，但是“人治”亦有多种，“法治”即是其中之一。如慎到说：“法非自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慎到是目前留下著作最早的法家代表人物，他的这个观点，给法家的政教关系思想一个明确的定位。
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地下长出来的，而是发自人间，彻底否定了神为人立法的可能性。正如美国汉学家D.布迪（Derk.Bodde）所指出的，在中国从没有任何人曾经暗示过，任何成文法，哪怕是最好的成文法是由神创造的。其后的法家代表人物，基本都坚持了这一思想路线，以“法治”替代“神治”。
法家主张依法治代替神治，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天道自然”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关于“天”的认识，主要分成主宰之天和自然之天两大派，而法家都属于后者。法家的鼻祖管仲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在他的眼中，天已经不再是威严的至上神，而是春夏秋冬规律运行的自然界。慎到说：“天有明，不忧人之暗也；地有财，不忧人之贫也；圣人有德，不忧人之危也。天虽不忧人之暗，辟户牖必取己明焉，则天无事也；地虽不忧人之贫，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则地无事也；圣人虽不忧人之危，百姓准上而比于下，其必取己安焉，则圣人无事也。”（《慎子·威德》）
这里，已经明显可以看到道家天道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天和地都属于自然界，不会直接干涉人类社会的治乱贫富。天有天的运行规则，人有人的社会法则，两不相关。故人类的圣人应当效法天地，实行无为而治。商鞅说：“天地设而民生之”（《商君书·算地》），天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天地才有民生。韩非说“天有大命，人有大命”（《韩非子·扬权》），“大命”就是“大道”，天有自己运行的大道，人也有自己活动的大道，两者不可混淆。他又说：“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韩非子·功名》），即使是人类社会中的圣贤，也不能做违反自然的事情，使冬天长出麦穗来。
上述这些思想，实际上否定了三代以来的“天命神权”思想，将人类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从彼岸转向了人间。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商君书·壹言》）国之治乱，全在于是否实行法治。所以圣人治国，不效法古代的神权天命，不因循今日的现状，唯在于观察民心而立法。（上）
参考资料
《黄河文明四千年：华夏时空变迁与公共经济逻辑》，宋丙涛；张庭；潘美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2月
《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上、下卷）》，张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
《乡土社会的人类学视野》，彭兆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