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以为诸葛亮是杰出的军事家，但其实我们都错了
诸葛亮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的著名历史人物，群众称他是“智慧的化身”，学术界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些文艺作品，特别是古典戏剧更把他塑造成“神机妙算”的“超人”。一切历史人物的历史价值，无论他的名声地位如何，都是由他自己的思想、行为铸造而成的。因此对他的评价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既不可夸大、虚拟，亦不可简化、隐讳，这是历史工作者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诸葛亮之所以名满天下，被誉为盖世天才，首先体现在他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高屋建瓴地透析当时的政治形势，人们说这是他智慧的结晶，因此本文不妨从《隆中对》说起。
诸葛亮提出《隆中对》后，随即加入刘备集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从此开始了他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一生。他辅助刘备，贯彻《隆中对》的路线，取得许多重大的胜利，直至以益州为根据地，建立稳定的蜀国。但他始终没有达到复兴汉室、卒成霸业的目的。这固然是由于魏、吴力量的强大，然而与诸葛亮在斗争中犯了某些错误，特别是在荆州问题上措置失当，有很大的关系。
按照《隆中对》的路线，首先是夺取荆州。荆州是曹、孙、刘三方必争之地，谁占据了荆州，谁就可西进四川，东下三吴，为统一中国打开通路。然而从刘备与孙权的关系来说，荆州既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又是建立联盟共同抗曹的交点。刘备不取得荆州，就没有立足之地，不能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孙权就不会重视与他的联盟；若刘备不与孙权联盟共破曹操，任何一方都难以夺取荆州，夺得了也难以保住，这是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怎样夺取荆州，如何保住荆州，是刘备集团始终都必须重视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犯了急躁冒进和重益轻荆的错误。
起先是夺取荆州时急躁冒进。
公元208年曹操大军南下指向荆州时，盘踞荆州的刘表病逝，内部随之发生分裂。以长子刘琦为首的一派倒向刘备一边，这支力量不大，且屯驻在夏口（今汉口，属江夏郡），时刘备屯樊城，相距颇远。以次子刘琮为首的一派动摇于曹操、刘备之间，屯聚襄阳，离刘备近，力量也较强。当时诸葛亮主张立即吞并刘琮，乘机占领襄樊，为夺取全荆州建立基地。对这个建议，刘备以为不可，借口“刘荆州（刘表）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没有采纳。结果刘琮降曹，让曹操占领了襄樊，接着南下江陵，兵临孙吴。后世史家对此事有不同议论：一种意见认为当时刘备完全有力量解决刘琮，占领荆州，没有采纳诸葛亮的建议，是坐失良机；另一种意见认为，刘备虽能吞并刘琮，但不能抵御曹操南下大军，即或占领了荆州，也是保不住的。应该肯定，在荆州问题上，刘备与诸葛亮并无根本分歧。刘备对荆州早已垂涎三尺，刘表在世时对刘备也早有戒心。此时刘备不立即吞并刘琮以夺取荆州是正确的，所谓对已故刘表不愿“背信自济”只是托词。他审度当时形势：第一，以武力解决刘琮虽不困难，但是难以完全制服刘表集团将士，民心未服。
在刘表集团内掌握兵权并有相当影响的是蒯越、蔡瑁这一干人，他们是当地的望族，反对刘备而倾向曹操，是刘备夺取荆州的极大阻力。刘备从他的政治生涯经验中，深深感到不取得荆州大多数人的拥护，要在那里站稳脚跟是不容易的。为此他曾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史称：“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但人数毕竟有限，刘备还难以服众。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还缺乏这种政治经验，急于求成。第二，荆州是曹、孙、刘三方必争之地，谁抢先占据了荆州，将成为其他两方攻击的目标。若刘备抢先占领荆州，不仅会受到曹操大军的全力攻击，同时还可能引起孙权的嫉妒，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使自己陷于孤立境地，最后还是被迫退出荆州。第三，曹操是刘备、孙权的共同劲敌，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与之抗衡，“外结好孙权”，建立孙刘同盟是战胜曹军的保证，本是《隆中对》的决策，而如何解决荆州的归属问题，是孙刘能否合作的关键。曹操南下的矛头虽主要指向孙吴，若按诸葛亮的意见抢先占领荆州，孙刘联盟必然不可能建立起来。孙吴难以抵抗南下的曹操大军，刘备集团更不是曹军的对手，也必然是损兵折将，再度飘零，只有利于曹操。所以刘备主张暂时不夺取有争议的荆州，先与孙吴建立联盟，同心破曹，是完全符合孙刘双方共同利益。
以后的事实表明，诸葛亮也认识到暂时不取荆州的正确性，故能担当起与孙吴结盟的谈判并完满地达成协议的使命。曹操大军威逼东吴，孙权忙派人与刘备联系，刘备就毫不迟疑地派诸葛亮与之进行结盟谈判。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诸葛亮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劝说孙权，他说曹军虽众，但皆“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孙权）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刘备）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会谈中诸葛亮只着重分析各方军事实力，争取孙权全力抗曹，绝口不提荆州的归属问题。“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随后的赤壁之战能取得胜利，正是孙、刘联盟的结果。刘备趁胜轻易地占领了荆州江南的零陵、桂阳、长沙、武陵四郡，从而初步实现其《隆中对》夺权荆州的计划。后来曹操听说刘备取得了荆州，大为震惊，“方作书，落笔于地”。
诸葛亮的第二个失误是重益轻荆。赤壁会战后，曹操兵败北归，当时的主要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在荆州的归属问题上，孙、刘两家的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清代王鸣盛指出：“周瑜方结刘拒曹，曹甫败，旋欲制刘以取荆而并图蜀。”形势的新变化，刘备是清楚的，所以进取四川时，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率大军镇守荆州，自己在庞统、法正等人辅佐下，率兵进攻益州。诸葛亮镇守荆州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一是要继续极力保持刘孙友好结盟关系，维持刘孙和平共处的局面，保住已得的疆土，使刘备专力西进巴蜀而无后顾之忧，不至于东西两面同时用兵。二是必须保住荆州的安全，防止曹操再度挥师南下争夺荆州。
在夺取益州的计划顺利进行的过程中，庞统不幸中箭而亡。与此同时，诸葛亮却丢下荆州，率张飞、赵云等部大队人马开赴四川，把镇守荆襄的重任交给关羽。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如王夫之所分析的那样，“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诸葛亮的这一行动破坏了原来兵力的战略配置。若是为了尽速夺取整个益州，诸葛亮这次援蜀还无可厚非，但在益州取得之后，就应该还师荆州，把住入川的大门。问题在于他没有这样做，到了四川就一直蹲在那里，眼看着刚愎自用的关羽在荆州破坏了孙、刘和平相处的关系，以至于丧师失地，关羽被杀，让孙吴占据了荆襄。荆州之失，导致公元222年蜀吴夷陵之战，刘备大败，从此刘蜀只能闭守四川一隅，《隆中对》所拟定的统一天下的战略计划终成泡影。
荆州的丧失是诸葛亮重益州而轻荆州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后果。在《隆中对》中，他认为荆州在统一天下的战略地位只不过是“用武之国”，只有军事上的价值，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处于侧翼地位，所以只需“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就行了，主力应放在益州，由刘备亲自率领出于秦川以图中原。诸葛亮对益州的看法则不同，认为是地形险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地方，政治上、军事上都非常重要，是“复兴汉室”的根基所在。显然，这里已经包含着明显重益轻荆的思想。王夫之一再批评这一思想的错误，他认为这是不从当时政治形势出发，而仅依据地理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是靠不住的，“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其结果是“得则仅保其疆域，失则祗成乎坐困”。诸葛亮为蜀汉在四川经营了几十年，“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
或许有人说，诸葛亮轻视荆州的思想和荆州在赤壁大战以后的变化是有关系的。赤壁大战之前，“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沃野万里，士民殷富”。但是，经过赤壁大战，情况不同了，并引庞统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说的话：“荆州荒残，人物殚尽。”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赤壁之战虽在荆州地区进行，但为时不久，曹操水军败于孙吴后，加之军中瘟疫流行，便立即撤兵北归，荆州再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遭到很大破坏，倒是孙吴把占有荆州的图谋提到日程上来了。
如前所述，早在刘备进军益州之前，孙权接受周瑜和甘宁图取西蜀的意见。赤壁战后，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孙吴方面开始了向四川进兵的军事部署，周瑜提出愿与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情况急迫，而建安十六年（211）十月刘备对入川图蜀的事尚犹豫不决。庞统非常急切，因进言道：“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刘备这才决定西进。益州确实是“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正好“权借以定大事”，这可能就是诸葛亮之所以重益轻荆的主客观原因。但是诸葛亮也知道，刘备取得益州后，那里的士民并不心悦诚服，“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显然，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是不适当的，西晋初年就有些士大夫多讥议他“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尽管他在益州苦心经营多年，有并吞曹魏之志，想从秦川进攻中原，出奇制胜，走四百年前刘邦统一天下的老路，结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也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只得向后主刘禅表示：“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王夫之对《隆中对》的批评说：“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谋天下之大，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规模定乎大全，而奇正因乎时势。……而公乃执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敌矣”。“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画宛、雒、秦川之两策，不可也。”这是十分正确的评论。
对诸葛亮的评价
诸葛亮于公元234年逝世，去世后给后世留下诸多评论。对他的政治才能和业绩，臧否不一，有谓“亮权智英略，有踰管（仲）、晏（婴）” “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而晋初关中（陕西）有些士大夫如张俨等对诸葛亮评论却是，诸葛亮之辅佐刘备是“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在军事方面则多非议，认为他对曹魏多次用兵，“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孔明之出祁山，以攻为守者也。……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诸葛亮自己也承认，“臣伐贼（曹魏）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只是无奈之举，并无成就。当今学术界则予以高度评价，称诸葛亮为“杰出的军事家”“杰出的政治家”，误矣！撰著《三国志》的晋朝陈寿对诸葛亮做了总的评价：“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庶事精练，物理其本，训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但认为诸葛亮军事才能不足，“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又在其《进诸葛亮集表》中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些言论表明其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有所质疑。清初赵翼则直言道：“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张俨、陈寿、赵翼都不认为诸葛亮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北宋苏洵的评论则点击要害：“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南宋叶适认为，诸葛亮困于益州，虽“奋惰媮之习，厉其众而用之，戎车屡动，邦域不耸，至于以一隅而抗天下，理犹未尽，比公孙述相去几何？”精于战略的毛泽东批评诸葛亮用兵的错误是“其始误于隆中对”。苏洵、叶适、毛泽东都说诸葛亮犯了“重益轻荆”的战略错误。最后诸葛亮自己上蜀汉后主的书中也认识到“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
重要历史人物是在一定时代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在这个时代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的言论行动自然会有得有失，有是有非。对他们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臧否适宜，既不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更不可认为凡身居高位、声名显赫者必然是全智全能。权力、高位、声誉等都不等于真理。对诸葛亮应如此，对任何人亦应如此，古今皆然。
文章内容节选自《逆鳞集续编·诸葛亮与<隆中对>》，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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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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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国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49年考入武汉大学，1951年参加朝鲜战争，1979年前后应学者吴于廑之邀，重返武大任教，主要从事世界史基础研究工作。曾参与编撰《世界史》等高等学校教材。晚年专心致力于中国专制主义历史和近代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近年著有《逆鳞集：中国专制史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