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幸福并感激着 | 第三章 走出来的精神-3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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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海有一位学者曾说，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对中国共产党想绕也绕不过去。
同样，我想若是研究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对长征也应当是想绕也绕不过去的。
关于长征，我们无需细数她的苦难与辉煌，一串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就足以让你我体味个中的磨难与艰辛。
长征，日平均行军37公里，跨越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积雪，渡过20余条河流，穿越15000平方公里的草地。
长征，穿过6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转战11个省份，占领过大大小小62座城市。
长征，几乎每一天都发生着战争，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倒下，中央红军开始时有18万人，最后仅仅剩下3万。
共产党和红军的大半精锐都埋骨于此。
然而对当时的中共来说，长征最深重的苦难不是国民党的百万追兵，不是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不是成千上万的流血牺牲，而是背叛。
人有两种活法，一种是站着生，一种是跪着死。
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下，一批原本大有可为的共产党人却选择了后者。
长征开始后，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对中共伤害最深、影响最大的还属时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的分裂。
张国焘
张国焘，又名特立，1987年生于江西萍乡，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工农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在浙江嘉兴南湖的那条渔船上，年仅24岁的张国焘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另外两人是李达和陈独秀。
直到今天，许多人仍不明白地位如此之高的他为何会选择分裂？
其实答案很简单，只有五个字：实力的权力。
在张的世界里，实力是决定权力的唯一标准。
张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前，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他以为中央红军至少也要有十万人马。可会师后，出现在张面前的是一支经过9个月的转战，伤亡惨重，重武器丢失殆尽，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部队，这与他的八万兵强马壮、精神抖擞的红四方面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会师后张询问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我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现在也就是两万左右了，他一听脸色就变了。
八万枪杆子为何要听两万枪杆子的指挥？
这一刻，张心里不平衡了。即使中央决定增选他为军委副主席，即使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他仍不平衡。
不平衡就要想方设法的找到平衡的位置。
1935年10月，张不顾中央北上的决定，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自封为“中央主席”。用张国焘的话说：“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我们就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会场上，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的宣传画格外显眼。
会上，“中央主席”张国焘还做出了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开除党籍的决定，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和叶剑英则被免职查办。
张国焘（左）与毛泽东（右）
这堪称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朱德后来也回忆称：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
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心向背的道理，被实力冲昏头脑的张国焘忘记了。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张错误的指挥下于“百丈关之战”损失惨重，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严重不满，再加上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张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重新北上。
回归后，张国焘的地位就变得十分微妙了。
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感觉被中央疏远的张国焘再也坐不住了。
“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过问政治了。”
曾经被权力遮住双眼的张国焘真会看破红尘，决心归隐？其实，中共中央早就了解到，此时的张已暗中多次联系国民党，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为了挽救他，周恩来还是苦口婆心的对其进行劝说。可张去意已决，反反复复，仍不回头。1938年4月17日上午，为表仁至义尽，周恩来与张国焘进行了最后的谈话。
周对张提供了三个选择：
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
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
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当场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条第三条考虑。
两日后，张在太平洋饭店留下一张纸条，并拨通了一个电话。纸条上写：“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张拨通电话的那头是国民党军统一号人物——戴笠。
从此，他与自己亲手缔造的共产党分道扬镳。
戴笠
张国焘“弃红投白”后，俨然成为国民党炙手可热的“宝贝”。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戴笠在武昌为其专门安排了一座豪华洋楼，并派武昌警察局局长负责其警卫工作。一时间，洋楼内电话不停、宾客不断，拜访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被捧到天上的张国焘忘乎所以，主动请缨，竟向戴笠提出要策反“自己的队伍”：八路军129师。
结果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失败。
戴笠大为恼火，撤销了张的一切职务和待遇。
自此之后，张国焘在国民党坐了整整十二年的冷板凳。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得意之时，门庭若市；失意之日，门可罗雀。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张国焘对这两句话的体会应是极为深刻的。
1950年，被国民党遗忘的张国焘心灰意冷，举家迁往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3年春，正在带领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建立新中国的中央政府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特殊信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那个写信的人。
张国焘在信中表达了想要回大陆的想法。
三个星期后，张收到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的回信：回来是可以的，我们欢迎。但要首先写一个承认自己错误的报告。
听到这个回复，张国焘沉默良久，从此，永不提再回大陆之事。
1979年12月3日凌晨，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病院。死时身边空无一人。
张国焘塑像
如今，张的塑像仍静静伫立于四川巴中红四方面军纪念园，倘若他能看到新中国今日之盛世，可会眼含热泪，想到当初傲立南湖渔船、一手创建中共的那位翩翩少年？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 已辨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 非凭成败论英雄
后人对他的评价，再贴切不过。
（四）
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坚守与忠诚，坚守是因为受到的诱惑还不够大，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还不够高。张国焘、龚楚、孔荷宠、李德胜、杨世珠......这句话看来在长征时应验了。
果真如此么？
如果这是真理，那么那条用年轻的忠骨与鲜血铺就的伟大征程又该作何解释？
在我们还在上大学的年纪，他们就扛起了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在我们还处于父母的爱护下时，他们就带着亲人的遗志奔向远方。
那批沉默的青年无一人交流时尚，切磋保养，他们想的只是如何能够让自己不拉后腿跟上前进的队伍，如何能为身边的战友省下哪怕一棵野菜的粮食；
那批沉默的青年和我们一样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向往，他们倒下去的瞬间，眼睛里一定闪过母亲善良的背影与儿时家中温暖的饭菜；
那批沉默的青年在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背叛和放弃，反而愈战愈勇，绝处逢生。
这便是人世间绝对的坚守与忠诚。
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踏上征途的那刻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死亡，他们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活不到鲜花遍地的那天，但他们仍然选择沉默的前进，并以不屈不挠的意志为我们打下今天的基业。即使亲眼目睹许多战友在沼泽中被活活吞噬留下几个气泡，即使亲眼目睹许多穿着单衣的同志在爬雪山时被活活冻成了冰雕，他们依然义无反顾。
因为举头三尺有人在看着——那些因饱受磨难而死去的爹娘、兄弟和同胞。
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精神。它单纯而可贵，通俗而崇高。
军队是有国界的，精神却是无国界的。长征不只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遗产，更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1936年12月，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多在英国出版了第一部介绍长征的外文书籍《神灵之手》，他在“自序”中写道:“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他把长征称作“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
美国军事史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将军在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反复经受的考验证明，他们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历史不是书本上干巴巴的墨印铅字，而是文字背后那一根根宁死不屈的民族脊梁，一场场流血牺牲的豪情悲壮。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蒋介石说：我军长途追缴，从中枢到边陲，从东南到西北，迢迢万里，军行所至，中央德威远播，诚为我国历史空前壮举。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也许只有那段岁月的亲身见证者，才能真正明白那群青年所历经的千辛万苦，所背负的民族希望，所开拓的万世太平。
但身为一代青年，我们心中应当有一个自己的答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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