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上进的女同学-----追念宋敏文
追念宋敏文同学
贺盛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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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已经微微发黄的老照片，上面并排疏离地站着两个半大的男孩和女孩，瘦骨伶仃、营养不良的样子。女孩姿态端正，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男孩脑袋微偏，紧张中又一副不在乎的神态。两人胸佩大红花、身背大草帽，不像是先进模范，也不像是……反正不伦不类的。这照片上的男孩就是初中毕业时的我，女孩就是宋敏文同学。
事情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说起。1962年，我就读于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民办中学（后改名为大庆民中）。至今记忆深刻的有两点，一是校舍极其破旧，主要建筑是一座破庙，用竹夹壁隔成四间教室，为了节约资金，隔墙仅两米高，上面依然贯通一气。这有利于空气流动，而更有利于老师们坐在办公室里就知道哪个班的纪律出了问题；当然，也有利于学生们可以任意选择听哪个老师讲课。二是师生的结构奇特，老师大都是政治历史上多少有点红巴黑迹，学生也多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用当时通俗的话说叫“贤（闲）人教圣（剩）人”。
所以，宋敏文的母亲虽然只是卖副食品的职工，但在我们班里已经算是工人阶级了，宋敏文也就成了当然的领导阶级，从初二起就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初三又成为全班仅有的两个团员之一，在全班同学眼里，已经是红得发紫了。
我呢，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自然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加上本人调皮捣蛋，就成了班长重点管理的对象。偏偏我又自我感觉成绩比她好、鬼点子比她多、嘴巴比她会讲歪歪理，不服她的教育管理，所以，我与她之间的“阶级斗争”时有发生。凡是她在班上布置的任务，我无一例外地带头起哄唱反调，气得她直跺脚。她也不是省油的灯，时时刻刻监视着我的一言一行，就连上课，她警惕的目光盯在我身上的时间都比看黑板的多。我稍有不轨，她就会一本正经地发出威胁警告：“再闹我记名字了！”“今天再逃做清洁，我就告老师！”我岂可示弱，立即回击以“走狗！”“屁巴虫！”
有争斗也有缓和。我与宋敏文同在一个课外学习小组，是她主动要我去的，还封我当副小组长，专管给小组的同学讲题，地点就在她家里。
在家里的她似乎忘了班长的神圣职责，变成了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安排座位、准备开水，迎进送出忙个不停，脸上还挂着盈盈的笑容。作业完成后，大家就一起打扑克、下象棋、藏猫猫，在她家窜上跳下，高兴得一塌糊涂。有几次她还拿出珍藏的水果糖请客，每个同学一颗，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难得的慷慨了。我不得不对同学承认：“她还比较落教（够哥们）。”
但是，这短暂的和谐并不能改变“阶级立场”的对立，在她眼里，我依然是个捣蛋鬼；在我眼里，她永远是个“舔肥匠”。
时间就在这斗斗磨磨中过去了，转眼就快初中毕业。正值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对自己毕业后的志向表态。宋敏文照例第一个冲上讲台，慷慨激昂地宣布：“如果我没考上高中，就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我在下面悄悄咕哝：“提虚劲，挣表现！”
升学考试的结果是：我落榜了，因为出身；宋敏文也落榜了，因为成绩。
我毫不犹豫地去学校递交了到农村的申请书，却得知，第一个交申请书的是宋敏文。惊讶之余，我第一次对她有了敬意：凭她的条件，完全可以在城市里等待安排工作，但是她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就这样，我们班最听话的学生和最调皮的学生殊途同归，走到一条道上了：全校首批上山下乡的就我们俩。1965年8月的某日，学校王主任用120相机，以教室为背景，为我俩留下了这张难得的“千古一照”。
可惜，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同路”：我们谁也没能说服谁，结果她选择去了邻水县农村，我则去了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
开始她给我来过几封信，继续教育帮助我：要好好劳动，彻底与家庭划清界限，认真改造世界观，积极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云云。我很是感激，但无言以对。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只是听说她当上了林场的副场长（能在几十个知青中脱颖而出，个中滋味定可以写一本书了）。巍峨延绵的大巴山成了我俩之间不可逾越的屏障，我们渐行渐远，再次见面已经是本世纪初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路过重庆南岸区龙洞天商场，突然听见有人在喊我的旧名（文革中我改了名字）。回头一看， 街边路灯杆下坐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婆，对我张着嘴笑。我有些诧异，满脸的茫然。
“真的不认识我了呀？亏我们还是同学。”
我迅速翻开大脑里的花名册，进行了一次全面搜索，结果还是只能抱歉地摇摇头：“对不起，实在想不起来了。”
“其实我看见你多少回了，没有招呼你，就想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我来，结果你都是昂着头就过去了。我猜，要不主动招呼你，你永远也不会认出我来。我宋敏文呀！”
“啊！是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面前这个头戴白色厨师帽、胸前围着布围腰、腰弯背驼、连牙齿都没剩两颗的老太婆，就是曾与我并肩戴大红花合影、被别人误认为有特殊关系的女同学？
“我知道，我老得你都不敢认了。”她脸上有些失望的神情。
“哪里哪里，只是变化有点大。”我是无比尴尬。
“四十多年了，能不变吗？”她兴奋起来，滔滔地拉开了话闸，让我多少找回一些当年那一本正经的小干部模样。
“你这是……”我发现她的围腰下盖着什么。
“没啥子，卖点小东西。”她掀开围腰，露出一个小提篮，提篮里摆满针头棉线等小百货。
“你退休了？”
“退啥子休哟，下岗，第一批。”
“怎么会呢？你这样认真工作的人会下岗？”
“当知青的时候太拼命，弄得满身是病，成了个药罐罐。三天两头请病假，搞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干了，干脆打报告主动下岗。”
“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吃低保噻。老头子还有点工资，吃稀饭咸菜完全够了，比当知青的时候强多了。”
“那就干脆在家里养病算了，你这个摊摊买得了几个钱？”
“我那儿子是打乒乓的，现在已经进市队了。教练都说他有前途，要我们家长支持，争取进国家队。说倒是好事，就是要钱呀，学费、服装、伙食、乒乓拍，那样不要钱？我找一分就多一分，总比没得好。”她得意地叹着气，眼睛直放光。
后来，她组织了班上的同学们聚会，地点就在她家。十多个同学包饺子、下小面，热闹得一塌糊涂。她更是忙进忙出，招呼这个、照顾那个，浑然回到学生时代，她依然是班长。
此后我们再没见过面。当又从同学那里得知她的消息时，她已经离开人世两年了，去世时刚过六十岁。
我有些遗憾没能去给她送行，无论如何她也算是我一生中值得记忆的人。于是有了写点什么的冲动。可是左思右想，却下不了笔。
当年的母校没名气，教师没体面，学生没出息。宋敏文这一生也实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既无典型事迹，也无新闻价值，就算我咬断笔杆，记下的也只是鸡毛小事，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所以，寥寥几行就停笔了。
最近，几个家居外地的同学思乡心切，在网群里发起同学会，多方寻找失联同学。五十年天各一方，鱼雁不通，现在要全部统计联络，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象。但他们锲而不舍，上天入地，翻箱倒柜，其精神令我汗颜。
我突然悟到宋敏文和我和我的同学们虽然都是凡人，但我们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过共和国所遭受的所有苦难，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我们应份的责任，我们也为改革开放做出了无愧的贡献。一生平凡而无愧家国，无愧天地良心，虽与圣人并立不亦可乎？于是又提起笔来，用这点文字来追念宋敏文同学，追念我的中学时代，追念我那可怜的母校，并追念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2017年3
月1日 于悠游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