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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演变中的大众传播：从迷思的建构到解构

南京大学胡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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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社科院关于大众传播的一个研究项目，它使我们可以从学术史的另一个维度重新观察到一些曾经被我们忽略的现象。这样一个课题希望对一些关键词在中国的流变作出分析和研判，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弥补了当前我们对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狭隘视野。其实学术史和思想史完全也可以从我们所说的一个概念，也就是理论体系的背后的知识社会学去探讨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成长。

我想简单谈一谈“大众传播”进入中国后相似的描述性定义和内涵的巨大变迁。当然在最后一点中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互联网群体传播兴起后，大众传播今天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尴尬的境地。准确地说，我觉得大众传播应该已经成为传播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完整范畴了。

一、相似的描述性定义

从郑北渭老师开始，也就是从1978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的刘海龙老师，正好是中国传播学的30年，他们对于大众传播的描述性定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认为大众传播是一种信息传递的现象或过程，其传播主体应当是专业的传播机构，渠道通常是现代传播技术，传播的受体应当是不确定的为数众多的社会个体。那么表面上看如果我要做30年来的演变，大家会发现没有任何变化，在国外似乎是接近100年都没有任何变化。事实上做学问是不能这么做的，原因是描述性定义最有意义的恰恰是这个词背后的一些内涵和意识形态。如果回到1978年的语境里，大家会发现很多的内涵和今天已经截然不同。

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对一个描述性定义坚定不移的信任会导致一些后果。它可能会掩盖一个概念发展的历史语境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并进而形成一个所谓客观描述的神话。因此，在这种一致性的背后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一，人们产生了许多幻觉：比如，大众传播被看作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或者是这一学科的学科特征。又比如，相对于宣传，大众传播是更为中性的信息传播。甚至还有人认为，传播主要指的就是大众传播，所以其意识形态被正当化和客观化了。其二，解释不清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传播学要和新闻学混为一淡。不厘清这些问题，其实传播学上面有很多理论问题就会受到遮蔽和掩盖，会受制于我们自己塑造起来的关于“大众传播”的神话，也就是标题中说的大众传播的迷思。、

二、作为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大众传播

其实在七八十年代，就是78年到82年之间，大众传播的含义非常明确，就是指资产阶级新闻事业。这个概念最大的捍卫者就是郑北渭教授和张隆栋教授，所以我非常奇怪，他们一个海派一个京派同时不约而同认为大众传播就是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张隆栋老师1982年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公众通讯工具’一词，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时各种宣传工具的通称，也是掩盖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的阶级性的，最流行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用的概念甚至叫“公共通讯工具”。通过我的考察，在施拉姆到来之前，中国所有关于大众传播的概念，由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给出的“群众共享交通”一直到张隆栋老师的“公共通讯”，他们都把“Mass”译为公共通讯。施拉姆走了以后，第一届中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突然“Mass Communication”这个词就成为了学界的共识。所以我们不知道1982年12月的那次会议，是多么有效的统一和洗脑了，帮助大家完成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的过程。但在其中，我认为施拉姆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施拉姆在社科院新闻所的座谈会上，就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大家知道在美国，施拉姆被看做新闻学取向的传播学开山鼻祖。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被提出来，并且在大家意识里渐渐具有了作为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大众传播概念，在对它加以批判和借鉴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后果。第一，有且只有我们会认为新闻传播学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的勾连就这样成为事实，所以后来呈现的一级学科就是这样。回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传播学的开端可以发现，它是跟多种学科交叉的结果，所以在不同的国家传播学和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关系远近亲疏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加拿大，传播学是跟政治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援引童兵老师的话，在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学也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学说”的批判标签。这个帽子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交，成为了攻击大众传播学、消灭大众传播学的最主流的言论。所以大家会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用大众传播学的概念时，我们的核心是想借它作为一种策略来刺激和影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带来的后果是不能承受的。

三、被科学化和神话的大众传播

所以到九十年代初，为了脱帽，当时的大众传播学者就开始把大众传播的定义界定为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行为和过程，把它看作是一种普世性的关于传播的科学研究。这里我不多做展开，我要说的是，通过这样一个进程大众传播在意识形态上快速中立化、客观化、科学化，然后大众传播学就变成了一种科学的神话，跨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一下进入到社会科学的语境中。这当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推动者就是首届传播学会的会长张国良，张国良老师要把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搬到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当中来的本土化主张就破除了当时思维的混潮。所以我们一个很吊诡的问题，把传播学的科学理论建立起来，把这种普世性价值观建立起来，却是在打着本土化研究旗号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

四、互联网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神话的解构

到了互联网群体传播出现后，大众传播的主导地位就开始接近终结。学者开始了对于大众传播神话的解构，大概是发生在社交媒体兴起后不久。在11年复旦开的会议上还谈到大众传播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历史范畴。今天，以事件为基础的群体扩散与以认同为基础的传播社区已经成为新的常态的传播方式。现在开始挖大众传播的老账，我们会发现大众传播的生成有它的意识形态的起点。大众传播之所以在美国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形成舆论共识的社会控制功能。而这些恰恰是作为今天互联网群体传播的一种参照或者说是一种对立面而呈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学者才是真正触摸到了大众传播的边界，于是大众传播的神话就开始出现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是在参照中重新发现大众传播的历史边界和意识形态局限。

所以如果回到今天对于大众传播概念的重新的理论思考，我提出我的结论，正是因为大众传播属于现代性的历史范畴，因此在现代性发生解体的时代，大众传播的式微是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大众传播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不是作为我们浸润其中的这样一个东西，去不断反思其历史局限性，这样才能摆脱在传播学上大众传播给我们建构的认识框架和思维定势，在传播学研究上出现柳暗花明的那一村。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考研，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上海大学新闻与传播，新传土拨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