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几年前，父亲还高大威猛、无所不能。可现在的他，每天都佝偻着腰坐在轮椅上，活动空间只有客厅和卧室那几十平米。

从去年夏天出院回到哥家，父亲已经200多天没出过家门。他每天轱辘着轮椅，去客厅看电视，去餐厅吃饭，去卧室睡觉，去卫生间如厕。

在我眼里，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但他说，活着就这点好，能知道很多事。

知道很多事，对我没有任何诱惑力，但对父亲来说，却是他活着的动力。每次通电话，把他想知道的问题挨个问完后，他就会毫无征兆也完全不讲求过渡地聊起国家大事。今天，上一句还在聊着哥的眼疾，下一句就是:乌KUO兰给二十多个国家打电话了……

父亲张嘴闭嘴妹国O罗斯，常常为妹果的行径生气，常常期盼着台湾回归，我对政治无感也无知，给父亲去电话前，要么得翻翻时政，以便通话时不至于冷场尴尬；要么得做好心理建设，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父亲是个极认真的人。他每次主动给我电话，都把事先要问的问题列在纸上，他说话时不允许我插嘴转移话题，怕打断了他的思路。

前些年他在自己家，窗台上摆满了一摞摞的记事本，分门别类记载他眼里的要事。比如，他每月几号取的退休金，金额是多少，数额必然是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再比如，某天几点几分侄女来过电话，讲了哪些内容。

他常吃的药的说明书，按纸张大小摞在一起，用夹子夹住，上面有他用笔画的波浪线或做的其它标记，他对每一种药物那拗口的化学名称及每粒药的含量，都如数家珍。

父亲不仅认真，做事也板正。想起小时候在农村，我对一度父亲锁着的抽屉充满好奇，每次看他从里面拿东西后，都是着急忙慌的赶紧锁上，我以为里面藏有啥宝贝。我试图趁父亲不在家，偷偷打开抽屉，一直未能如愿，因为父亲把钥匙看得太紧。

其实，那个抽屉里的东西没啥稀奇，要说有啥不同，那就是里面的各类东西像拼积木一样，摆得严丝合缝。

父亲是他那个年代农村不多见的师范生肄业生。因造化弄人，他空有一肚子学问，却种了一辈子地。

上小学的某个夏日清晨，我被说话声吵醒。一个陌生男人坐在天井的板凳上，他看起来比父亲年轻几岁，穿戴也比父亲讲究。父亲热络又客气地跟他聊着天。

随后一段时间，父亲经常往县城跑，回来时神色有时高兴有时落寞。

再过几年，才听父亲说起，当年那个来我家的男人是他师范学校的校友，现在在某中学当老师。当年师范学校因故解散，若干年后，一道政策下来，毕业照上所有的学生都被安排了工作，老婆孩子都跟着农转非，吃上了国家粮。

虽然现在大家都争着往农村跑，但当年，能脱离农村吃上国家粮，是天大的喜事。遗憾的是，父亲去教育部门跑了多趟，依然没有脱离农村。原因是，父亲的档案上，写着“参军”二字。

这真是冤枉。父亲体弱，即使想参军，体检也通不过。上师范时，因头疼厉害，就请假回家治病，说是治病，但根本没钱买药，只能在家养着。父亲养病期间，学校因故解散，解散前，给所有的学生照了大合影，算作交代。

他那已经被安排当了老师的校友，多年后听说还遗漏了父亲，替父亲惋惜，这才一路打听到了我家。怎奈事情过去多年，经事的领导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一直在家养病的父亲，因缺席大合影和档案上记载的“参军”，被历史永久地遗忘在农村。

据父亲多方求证，参军的是档案上挨着他的另一名同学。工作人员的粗心，成了父亲转非路上的绊脚石。

父亲郁闷一段时间后，接受了现实，继续安分守己地耕种那几亩地，但偶尔，也会呆呆地发愣。

父亲之前有过几次跳离农门的机会。一次是让他做民办老师，一次是干哥退休，让他接班去镇信用社任职，这两次机会，都被他头上被莫名戴上的“中农”帽子破坏。

说来可笑，爷爷早逝，父亲穷得连病都没钱治，又高又帅的他，因贫困娶了我那长得矮小又大字不识一个的妈，居然阴差阳错，被配给了一个“中农”的豪华身份。

有学问还是有用的，后来父亲做了村会计，账目弄得清清爽爽，毫厘不差。镇上的领导只上过小学，工作有点力不从心，年底报表和总结等，总是找父亲代笔。

这期间，隔壁乡镇的领导曾慕名来到我家，请父亲去镇上任职秘书。那时上班的工资很低，我那不识字的母亲，看着嗷嗷待哺的我们兄妹四人，想想她一个女人无法招架的几亩地，觉得还是种地让我们吃饱肚子最上算，就拼命阻拦。面对几次三番上门的领导，母亲甚至英明地建议父亲去东北躲避一阵。最终，父亲没去东北，也没去镇上做秘书。

人的命，天注定。父亲挣扎半生，没有走出农村那片土地。如今的他，数病缠身，已顾不上为他的命运苦恼，八十岁的他，唯一的追求就是活着，活着看天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