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芦花会唱歌（63）（之 费尽心思调到市里）

从进县运输公司的那天起，我就想着离开。

正如前面所写，母亲明里暗里帮我求人，我自己也毛遂自荐几个单位，均无功而返。社会上没有人脉关系，自身又没有打铁的过硬本领，若要攀上好单位，必定是蜀道之难。

不知不觉蹉跎了三四年，结婚之后，东方不亮西方亮，我把目光从县城投向市区。那是九十年代中期，人才市场按部就班  ，还没有放开搞活，有些夫妻长期跑调动，几十年仍然分居两地。

调动很难，我就把它当作摸彩，调不成又没有什么损失，万一就成功了呢？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母亲笑眯眯地说，她什么都不懂，也不能帮上忙，就是觉得有枣没枣打几竿 ，打得枣子吃甜枣，打不来枣子买麦糖。

对于常年蜗居村庄的母亲来说，县城是她去过最繁华的城市，市区有多大，自然无法想象。我在县城几年，都没有折腾出个名堂，去市里岂不是难上加难？

母亲不说这些丧气的话，更不会阻止我，而是无条件地支持我，她相信我无论怎样折腾，都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

再丑的女子，也有可能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我其貌不扬，同样有人居心叵测地意欲帮我调换单位，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没有半点虚与委蛇，当即拂袖而去。太阳底下，我一无所有，但我挺胸抬头，走得坦坦荡荡。

我的母亲善良又正直，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我，怎么可能为了三斗米做出腌臜之事?

“就是给我一缸金子，也不能说昧良心的话，做昧良心的事。”母亲经常这么说，邻居们也评价母亲脾气耿直，做人敞敞亮亮。

找工作经常碰壁受挫，母亲鼓励我，假如什么事情一做就成，不得所有人都跑向大城市，这农村旮旯里还有人毛吗？话糙理不糙，我噗嗤一口笑出声，于是越挫越勇，反复向市里的单位毛遂自荐。

机会终于来临，市里一家国营企业登报招聘，我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因为我看到招聘消息时，已超过截止日期两天。

经过一系列的考核与测试，我被国营单位录用，可是，办理调动手续时，县里不肯放人，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县里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怎么能说放就放？

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

母亲把手里的柴帘一推，弹弹身上的灰尘，就要去县里，我一把拉住她，你干嘛，你认识县里哪个啊？

母亲理直气壮地说，县里的那些好佬（方言:有权有势之人）我一个不认识，我就天天跪在县长面前，求他放你走，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就不相信没有讲理的地方。

母亲准备模仿淮剧《秦香莲》中“击鼓拦轿”的做法，此举自然无厘头，Z同志阻止了她，然后多次找相关部门据理力争，县里终于放行，我俩欣喜若狂。

然而，现实再一次叫人啼笑皆非，市政府不接受，给予的回复是：开什么玩笑，县里有什么权力把人从县调到市?干 部调动，必须经过市委审批。

我欲哭无泪，什么狗屁干部 ，当我像一根草，被扔在荒地自生自灭时，有谁把我当作正儿八经的干部？

Z同志已经归队，我独自垂头丧气地回到乡下，母亲一夜没睡，一根香烟接一根香烟地抽。我后来做了母亲，才真正地体会到孩子难过一分我必然难过十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坐渡船去了西河，中午时分回到了家，说是西河的董五给她写了二句半（方言:纸条），叫我找去他在市府上班的哥哥帮忙。

我不问母亲找董五的细节，拿着救命稻草一般直奔市 府，结果，周五哥哥连我面也没有见，直接让门卫回绝了我。

找不到可以帮助的人，但我又不想放弃，于是，我采取了最笨拙最直接的方式：给市府干部科写信，一天一封，我相信，总有一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信中，我把自己如何从偏远的农村考进县中，从县中考进南京交通学校，分配到县运输公司，以及半年拿一回工资等情况，一一实话实说。

三个多月，一百封信，我相信干部科被我感动到了，主动打电话到运输公司，同意将我调入市里，自此，我成了市里人。

1993年的深秋，我走在闹市区，一脚把路边的石子踢出去老远，有着范进中举的疯癫。

说起我的调动经历，我的那些同学和朋友难以置信，毫无人脉与关系，居然从县里调进市里，事情过后，我有时也觉得不可思议。

母亲的性格就是，认定的事一心门朝南，有枣没枣打几竿 ，打得枣子吃枣糖，打不来枣子买麦糖。

调动的事情上，我继承了母亲遇事死磕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