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重建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物质财富极速创造积累的同时，精神文化的建设却大大地滞后，甚至是大踏步地倒退了。这30多年间物质财富的创造付出了惨重的精神文化方面的代价。这样不和谐、不协调的社会发展模式，带来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物质财富的成果并未惠及大多数人，虽然人们总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部分人的生存境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甚至因为物质财富分配不公而带来的剥削感、压迫感，给大多数带来了更多的怨气、更大的压力。

由人们共同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平，导致贫富分化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固化，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日趋封闭，而且是占有优势的群体持续扩大其优势，弱势和劣势的群体处境更加艰难。由物质占有迥异而撕裂的社会阶层，拼凑成鲜明对比、尖锐对立的碎片化的社会现实。

孙立平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社会溃败，认为社会溃败比社会动荡更为可怕。社会动荡只是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而导致的不稳定的状态，其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而社会溃败是社会机体出现了病症，是整个社会的倒退和腐朽，最终结局只会是社会衰败。

社会溃败的直接原因，无非是公权力的腐败而由此产生的连锁腐败，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并逐渐渗透传染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个角落都逃避不了腐败的侵袭。社会溃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举国精神信仰在文革之后已在国人心中完全坍塌，虽然还名义上存在，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举国战略，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信仰的支撑、引导和调和，不可避免会走向物质崇拜、金钱至上、欲望无限。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按钮已经启动了，控制盒中飞出的东西的工具却不曾掌握。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如果仅仅是冠以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建设小康社会之类的政治口号，并在举国举措的情况下裹挟民众狂奔在物质财富创造的道路上，而不能从精神信仰、思想文化层面解决创造财富的终极意义，那么这种大规模财富创造的实践是非常危险的。物质财富分配极度不公是第一个危险，自然环境资源破坏是第二个危险，社会伦理道德沦丧是第三个危险，最终则导致社会的全面溃败。

在缺乏理性引导和良好制约的精神信仰关照下的极速财富创造，这样积累起来的大量社会财富是极其危险的。希特勒，苏共都曾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而他们创造的财富只是为了战争做准备，最终在战场上消耗掉。幸运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步入这样的绝境。而这也是现在可以谈谈社会重建的基础。

从本届政府执政以来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其政治智慧与执政能力确属史上一流。执政伊始以雷霆之势肃贪惩腐，这既是现实所迫不得不为之断腕之举，也是施展其政治抱负的必要举动。史上最严反腐这一箭的三雕，一是打击内部反对派，清除阻碍力量，二是安插嫡系人马，培养自己力量，三是安抚笼络民心，博得民众的赞誉与威望。目前来看，强力反腐的结果堪称完美。只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性、根本性因素没有得到解决，也几乎不可能在现有体制下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这是整个国家面临的困局。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立国之本的问题。美国之所以强大，他的立国之本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将自由与民主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才开始围绕实现自由与民主设计、规划、建设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自由与民主的起源，则是北美大陆早期清教徒移民历经艰险想要实现的追求。还是源于宗教的诉求，在宗教信仰之上进行升华，成为国家意志，立国之本。其后的资本主义精神恰好需要自由民主来得以更好实现，来获取市场和更多利润，就天然地融合起来，资本主义经济也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而后资本主义又深刻影响和形塑整个国家和社会。

我们要破当前面临的困局，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精神信仰的问题。这也是对执政党最大的考验，是高层智囊最大的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仅有中国梦，以及由此分解下来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创新创业，在根本上还是不够的。没有解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问题，发动的只是人势利、贪婪、狂妄的本性，没有从价值观、终极意义、人性关怀层面调和国家意志和个人生活的关系，还是一厢情愿地宣贯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大公无私，这其实已经与鼓吹经济发展相悖离了。商业社会的经济逻辑，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冷冰冰，毫无人性，国家意志下的经济建设，如何调和这其间的矛盾。即使是人们个体的经济发展，也不能完全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获取而投身于其中。

思考至此，社会重建的路径就清晰可见了。由精神信仰、思想文化的整合重构，发展创新出符合时代特征的价值观内核，并能产生具有强大引导作用和影响力的信仰和文化体系，再逐步以此为核心重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这是一个确立支点，撬动地球的过程。一旦找到这个支点，大功即告成一半。这个新的信仰体系，一定是深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土壤和古老的文明之中，一定是根植于当前社会的现实，一定是参照借鉴了截至当前所有其他国家的优秀思想的集大成者。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社会思潮由传统的贬低商业商人，转向重视商业，大力发展工商业，起到关键思想作用的就是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他将在传统观念里冲突的儒家的义与商业的利统一了起来，把算盘与论语连接在一起，由此影响了一大批“士魂商才”的诞生，这些兼具“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以及“商”的才干和务实的企业家，为日本的现代化，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