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下）丨当代保尔4-21

第二十一回　当代保尔 黄晓菊探问价值观  张海迪身残志且坚

一、团中央的崛起

1、“发现”王兆国

1980年7月21日，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段君毅，接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来的电话，说邓小平同志在四川调研后，将前往湖北和河南，让段君毅和河南省委有所准备。

段君毅接到电话后，于当天和河南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一起前往湖北“接驾”。同一天，湖北省委向二汽转达了首长提出的要求，只要两位领导陪同，希望有年轻干部。

7月22日，邓小平由陈丕显陪同，到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由于段君毅曾长期担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主管过二汽，对二汽也比较熟悉。当听到王兆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照样抓生产，并抵制贴大字报时，邓小平非常感兴趣，并询问了王兆国的具体情况。

出生于1941年7月的王兆国，1968年哈工大毕业分配到二汽下属车桥厂担任技术员。先后任总厂团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车厢厂党委第一书记等。1979年被提拔为总厂副厂长。

在参观完二汽回武汉的路途上，邓小平对陈丕显说：“二汽领导中的青年干部不少，有个副厂长，还有一个分厂的副书记（即叶炎章），一个38岁，一个32岁，又有多年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

8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第二汽车制造厂年富力强的懂行副厂长—王兆国上任一年抓管理生产创新水平》为题，对湖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的的新闻予以转载。

1982年，胡耀邦再次视察第二汽车制造厂，身边陪同的同样是王兆国。当年年，王兆国被调到北京，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兼团校校长。

2、李源潮入职团中央

在胡耀邦任青年团第一书记的当年，对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名单上报党中央时，毛泽东圈定了胡耀邦。同时调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自此，陈丕显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23年之久。陈丕显培养了不少年轻干部。

1982年9月，陈丕显当选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调中央工作；李源潮在1983年4月被调到上海市团委，1983年12月调到团中央。在1983年底召开的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和宋德福被增补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学校部部长李克强则被增补為书记处候补书记。

这一年，李源潮33岁。从复旦毕业到担任上海团市委副书记，李源潮只用了15个月；从上海团市委副书记升到团市委书记，只用了一个月；而从上海晋升团中央书记处的时间更短，才不到七个月。

3、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1978年12月，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央副主席。这时，他已经73岁。他对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产生了极大的担忧。

当时，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被清除出干部队伍，一大批老干部恢复工作。各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多数是大革命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大多是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起。

1981年初，时任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主动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李鹏接任。李鹏当时52岁，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但刘澜波的提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组织部门的同意，刘澜波为此向陈云反映。

陈云嘱咐胡耀邦："有个人你们要注意选进中央委员会，就是电力工业部部长李鹏，在延安是个小孩子，李硕勋的儿子，后来到苏联学习，刘澜波最近又和我说，要培养他。”过了一个月，李鹏得到组织部门的任命，随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82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强调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要有意识地培养40岁以下的人。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即席讲话说：去年12 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

会后不久，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新进中央委员会210人。在新一届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

9月13日，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中委。这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依次步入大厅，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唱名，向邓小平等介绍情况。

这39位同志中，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当时只有39岁。

不久，胡锦涛这位39岁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就从西部的甘肃被调到团中央，于1982至1985年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王兆国的助手。

二、“潘晓讨论”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编辑同志：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讲述了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后，潘晓最后这样写道：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刊有“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不少青年在来信中说，他们读着读着，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中国青年报》随即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为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和为别人等各种源泉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其实，潘晓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潘祎合起来的笔名。

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这一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依然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甚至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

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黄晓菊在电视上露面说："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这句话一时广为传播。

三、“当代保尔”

1980年下半年《中国青年》杂志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虽说已近尾声，但人生观的结论，仍未破解。当时的青年，普通都有一种委屈彷徨的情绪。

“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爬起来。” 张海迪，用言行回答了那个时代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她对生命的执着，让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的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典型，并她获得了“当代保尔”的赞誉。

1、发现

宋熙文是新华社山东分社第一位报道张海迪的记者，他的消息来源是山东画报记者李霞。

李霞有一位同事的爱人，与张海迪的父亲在莘县机关共事，听说过张海迪，小名叫玲玲，是一个身体残疾、但相当好学的青年，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并学会了针灸，热心地为乡亲们治病。

一次李霞到莘县采访，住在县城的招待所，听到服务员对玲玲的议论，说她发烧住院了，病得不轻。李霞当时就很好奇，这个女孩的病情竟然如此牵动人心。于是，李霞决定去采访一下。

当时是1981年10月，恰逢张海迪昏迷了五天五夜。张海迪自从5岁时患上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一直病痛不断，这一次，是因为她长年大量服用止痛药，药物中毒导致间歇性呼吸停止，濒临死亡边缘。李霞的采访因故无法进行。

半个月后，山东省引黄济津工程潘家闸起闸仪式在东阿县举行，记者们聚到一起，李霞谈起了玲玲，同车的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表示了兴趣，于是，在起闸仪式结束后，他们停留在了聊城。两人经过商量，李霞先到玲玲家了解情况。

见到玲玲，李霞感觉她并不像一个残疾人，精神状态甚至比健全人还要好。宋熙文通过李霞的转述，判断这个人物很特殊，值得写一篇报道。宋熙文就和李霞再一次去到莘县。

去之前，按照工作习惯，宋熙文先给莘县县委宣传部打了个电话。宣传部的人说，玲玲就是他们副部长张坦夫的女儿。当晚，宋熙文和张海迪的父亲取得了联系。几天后，他终于见到了玲玲。

后来，宋熙文在县城里采访了十天，翻阅了张海迪的日记书信，访问她的朋友、父母，并与张海迪本人谈了两天。

“世上既有苦水，也有美酒，就看你怎样去追求。只要你能昂起头，苦水也能化美酒。”在翻阅瘫痪姑娘玲玲的日记时，宋熙文发现了这首小诗，觉得颇有几分哲理，就决定用在稿子的开头。并摘出“只要你能昂起头”一句，作为了文章的标题。

交稿后没几天，新华社就在12月28日播发了这条通讯，题目改为《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全文1100余字。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也进行了转载，并放在了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

稿子发出后的第二天，在当地就议论开了，张海迪也陆续地收到信件，有时，一天能收到二三十封。

当时，巢湖油泵油嘴厂里的一名计量工王佐良，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张海迪的报道，提笔给千里之外的张海迪写下第一封信，其间又数度千里迢迢赴莘县看望张海迪。书信来往多次后，王佐良向张海迪表达了爱意，经人撮合，两人于1982年7月23日成婚。

2、申报

1982年12月20日，共青团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对这一届团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寄予厚望。外电也报道：中国新的红星将在这一届团代表大会上升起。

团代会一结束，新一届团中央领导班子就认真地讨论“共青团工作如何打开新局面”的问题。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国和主管团的宣传工作的常务书记胡锦涛认为，“突破口”是要选择一个好的青年典型。于是，团中央宣传部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现有宣传和组织青年学习的先进典型中，选择适合在全国推出和宣传的青年典型。

1983年1月7日至2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团委都有一名书记或副书记参加，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魏久明分别找了各地团省委书记了解青年先进典型的情况。山东团省委副书记林廷生给他讲了张海迪的事迹。

他讲的有两件事打动了他：一是张海迪的事迹在聊城一带传颂，她生病时，很多人守护着她，说她是“好人”、“好闺女”；二是她被授予山东省“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后，在济南市给3000名大学生作了一场事迹报告，多次获得学生们热烈的掌声，报告讲完后，大学生层层围着她要求签名。

那几年的大学生，可是让中南海伤透了脑筋，他们居然还有能为之折服的人！这天晚上，他回到机关查阅了内参和《人民日报》上的报道，感到张海迪的事迹确实感人。

“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张海迪，符合时代特点，符合青年需求，符合“四有”要求。于是，魏久明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汇报。最后，团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选择张海迪作为青年先进典型，向全国青年推出。同时，团中央迅速决定了张海迪的进京事宜。

3、宣传

1983年2月24日，张海迪被共青团中央接到首都，被安排在城西中央团校院里的万年青宾馆。当天，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和其他几位书记就去看望了张海迪。随后，安排了大夫为她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身体检查。

按照预定日程，1983年2月28日下午，团中央的常务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了首都新闻单位听取张海迪同志事迹介绍会。

张海迪与团中央请来的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见面，面对着闪光灯、聚光灯、摄像机、录音话筒以及几十双审视的眼睛，她娓娓而叙，侃侃而谈、介绍自己成长经历与事迹，随后又即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张海迪穿着乳白高领毛衣，外套一件西服上装。刚开口流露出一丝拘谨惶惑，很快就消散了，显得自信而从容，会场始而鸦雀无声，继则泪光闪烁，终于掌声如潮。记者们很快被感动了。全国范围内对张海迪的集中宣传就此展开。

3月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以及张海迪的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

3月3日。《中国青年报》整版配图发表了雷抒雁的长诗《第五根弦上的强音》“

“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这是当时盛传的讽刺语,。3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等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手迹。

3月5日，首都各界举行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20周年大会，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做八十年代的新雷锋》的报告。万里、习仲勋、王震等领导人会前接见了张海迪；

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命名大会，王震、陈丕显等人出席并讲话；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向命运挑战》；

3月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张海迪、朱伯儒事迹万人报告会；

3月11日。首都8000青年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听张海迪作报告；

3月17日晚。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向全国播放张海迪报告实况录像。

5月9日，中共中央批复团中央、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的报告》。

5月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为张海迪的题词公开发表。当晚，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号召全国各族青少年，特别是团员和团干部要站在学习活动的前列，以张海迪为榜样，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

6月初，张海迪开始在北京、山东等地进行巡回演讲。

6月18日，“张海迪事迹”展览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学习张海迪活动在全国形成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