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14上:出生地
2017年6月17日 星期六 朝阳 热
早晨起得早，翻拍姐姐家的老照片。
妈妈的老照片
中间那张以天坛为背景的结婚纪念照并不是彩色的，爸爸妈妈胸前挂的光荣花虽然有颜色，但那可能是照相师傅用笔涂上去的，也许是妈妈自己涂的，甚至有可能是姐姐小时候涂的。
爸爸妈妈是54年结婚的，爸爸去世前说，他俩“争争吵吵过了61年”。
妈妈年轻时还算是高个，也算是比较漂亮。她现在驼背了，显得很矮。她是典型的老年缺钙。
我拿出我画的一中教师宿舍位置图请教姐姐（参见《W老师》）。姐姐说，她记得邻居是G叔叔。
问号的位置还没搞清楚呢
姐姐说，有一年的除夕夜，我家包好了饺子，放在盖帘上，初一早晨起来准备煮的时候，发现盖帘外圈的饺子都不见了，正在纳闷，邻居G叔叔过来拜年，并说有一件怪事，他家屋里的墙根处多出一堆饺子，大家仔细查看，原来是我们两家的隔墙下有个老鼠洞。饺子是被老鼠拖到他家去了，所以我家的邻居是G叔叔家。
补记：2018年一月末发布此文后，哥哥特别为我发来盖帘儿的照片，并加解说词：“盖帘儿！秸秆编的生活用具。六十年前由姥姥带给妈妈，妈妈从北票带到哈尔滨，又携至深圳，多次修补，至今完好。”
可是我还觉得是孙老师。因为我记得孙老师家是套间，里间没有火炕，只有床。外间也有一张床，我和孙大弟经常在外间的铁床上玩。
我家不仅有火炕，还是个南北通长的。姐姐说，由于炕超大，妈妈在炕的南侧（也就是炕梢）铺上了草垫子，不烧炕的时候，全家睡在草垫子上，烧炕的时候则睡在炕北侧（也就是炕头）的炕席上，直接感受火炕的温暖。姐姐还随口提起我就是在这个大炕上出生的。
其实我早就知道我是在家里出生的，而不是在医院或产院。以前，产妇都不是去医院生孩子，而是请接生婆到家里来帮助生产。
小时候听爸爸讲过，我出生的那个晚上，他半夜三更跑到接生婆家敲门，接生婆担心爸爸是拐骗妇女的坏人，让他在前面带路，她在后面远远地跟着。爸爸心急，走得快，走着走着，发现接生婆不见了，就原地等了一会儿，才见她又跟上来，她解释说她出来时，被爸爸催得急，没来得及小解，刚才实在忍不住，就蹲在地上解决了，反正夜深人静，前后左右都没人。爸爸给我讲这段故事时，我的脑海里想象的是在一片荒野中，只有我家一个孤零零的小房，妈妈在屋里焦急地等待着。
今天姐姐告诉我这一排被拆毁的教师宿舍竟然就是我的出生地，令我感慨不已。唉，可惜没有一张照片留下来，也许从来没有过一个快匣子的镜头聚焦过这排土坯房。那时候，拍照片都是要到照相馆去的，站在用水粉画的假天坛前，或是假长江大桥前，摄影师甚至从来都不屑于掩饰假布景的底边。
妈妈说，我出生后不久，爸爸就被动员结扎了。爸爸本来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私事，无奈县委专门安排了解放车，接送被结扎的人员。解放车的大箱没有棚，中间是一帮敲锣打鼓的人，刚刚被结扎过的男人们则扶着大厢挡板站在外圈，胸前都挂着光荣花，风风光光地在北票的街里和南山转了一大圈。爸爸说，虽然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但他一辈子没有犯过政治错误，从没被游过街，这是唯一的一次。
今天出发去鞍山。
买长途汽车票时，售票员看不懂护照上写的英文，问我要身份证，我说我没有身份证，只有护照。她很通融地直接卖票给我。
长途汽车票
姐姐一直送我到长途汽车站。
姐姐比我大九岁，爸爸妈妈忙着为革命工作时，都是姐姐负责照顾我。我上大学了、我工作了、我出国了、每次见到姐姐，姐姐还把我当小孩子，变着花样给我弄吃的。这次她又买了很多青菜、鲜肉和水果，冰箱里塞得满满的，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走了。而我每次走，姐姐送站时都掉眼泪，一百个不放心，她好像忘了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已经会照顾自己了。
空调大客车很大，乘客不多，我占了靠窗的两个座位，带座套的软座椅很舒服。
一路也没搞清楚，座位牌上面的V和P代表的是哪两个字。
大客车里所有的厚窗帘都拉上了，此时正是早晨八九点钟，车里却显得很暗，乘客们都闭着眼睛睡觉。我一点儿都不困，兴奋地扒着窗帘往外面看。
辽西大旱，地里的庄稼大都没长出来，有几根刚冒头的幼苗也都干枯了，只剩下一道道干透了的垄沟。
大客车连续开了两个多小时后，在一处高速公路服务站停下来。服务站里有饭店，有商店，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很大很干净的厕所！
一身轻松后的我在服务站里各处转来转去，比较商品价格，等想起要回到大客车上时，发现停车场上多了很多外表相似的大客车，我用了好几分钟才找到我该乘的车，车门已经关了，全车的人都在等一个缺心眼儿的人呢。
司机和穿着空姐服装的美女乘务员、以及全车的乘客们，都没有指责我。我感觉非常不好意思，把脸藏在厚窗帘后面，看着窗外。
窗外的蓝天逐渐变得灰黄，空气中弥漫着小时候常见、但只是近些年才知道名字的东西––“雾霾”。我知道钢城鞍山快到了。
吕文新
2017年9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2018年1月修改并插入吕革新提供的盖帘儿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