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理系列

关于《封锁》|| 伪访谈录

2019-11-02  本文已影响0人  小马饱力

我已不能停止胡思乱想。

                     ——小马饱力


Q:最近有在看故事吗?

A:    你说的故事指的是......小说?现在的小说越来越不像故事了(笑)。张爱玲写的东西挺不错,一点不过时,反而有点时髦。人们在没读过文本之前,往往对她有些误解,觉得心思仅仅放在男欢女爱上的多半是些表面文章。市面上言情小说那么多,张女士的细致深刻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料。

         她的散文比小说还要有趣,有很多巧妙的比喻让人哭笑不得。就算给你同样的配方,还是做不出她那样风格的菜,味道不对。这些作品放到现在几乎不用申请版权保护,一眼就能认出来是她。

Q:咱们有点跑题了......印象最深刻的是哪篇?

A:  有七篇关于上海的传奇。两篇《沉香屑》复杂,《倾城之恋》悲哀,《琉璃瓦》没太看懂......要不谈谈《封锁》吧,短小精悍,大家都挺忙的。

Q:正巧我也读过《封锁》(笑),故事里的事情好像不太可能在现实发生。 

A:   在地铁上邂逅心动女生(男生),搭讪并索要联系方式,聊着聊着变成男女朋友——在网恋如此普遍的今天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这篇故事的传奇性在于:在特殊的环境下,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真切的感情,甚至瞬间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他们说着骇人听闻的情话,女人为男人流泪——这种事情即使放到现在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情节越短,就显得越狗血、荒诞,这种效果想必是作者故意呈现的。

Q:用第三人称看起来很有戏剧性,可是难道你不认同宗桢与翠远之间的“爱情”是真实的?即使那只是前者用花言巧语骗来的一刻钟的欢愉。

A:   我不否认这种真实性,这向来也是作者的立足点。就算翠远从理性上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陌生男人“不很诚实,不很聪明”,学历不如自己,能猜到他的下一句话一定是“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能看穿他是无数平凡男人中的一个,她还是会奋不顾身地投入爱情的火焰中。《第一炉香》中的薇龙如此,《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也是如此——这几乎是张氏传奇的共性。我觉得如果用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上述文本,这会是个不错的出发点。

翠远觉得宗桢是一个“真的人”,宗桢觉得“对于这个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也就是说,在这段短暂的关系中,他们在幻想中撕掉了所有社会附加的“人设”,单纯地处在一种“爱”与“被爱”的关系中。在公众的眼光里,吴翠远是大学助教,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只缺嫁一个有钱老公;“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样式,惟恐唤起公众的注意......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借用张爱玲在《更衣记》中的话讲,“中国人不太赞成触目的女人”。然而在对方眼里,“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她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正在作为一个“女人”被欣赏,这恐怕是种肆无忌惮的快感与自由;对于宗桢而言,他也可以在偷欢中暂时忘掉父权社会要求他扮演的一切:父亲、家长、乘客、主顾、市民,去“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他化身成为一个单纯的男人。这就是他们之间产生爱情的原因,如果非得找一个的话。

Q:说到底还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A:   是的,叙事进行到这里其实已经不再受作者控制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分娩的过程——它在娘胎里就是悲剧,作者只是负责背负着痛苦赋予它生命。小说世界里又增添了一段不了了之的情缘。

首先,故事一开头的环境描写就是夸张而荒诞的,很有表现主义色彩。铁轨是“老长老长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这不就是永无休止而且令人绝望的日常生活的隐喻吗?行人、乘客、乞丐、司机各就其位,老夫老妻毫无新意地吵嘴——写得越是没有波折,就越发觉得不可理喻,毫无逻辑的现实生活,被“人畜无害”地组织了起来。直到“异常”出现——电车遇到封锁,人们被迫脱离了原本的生活轨道。文中的男欢女爱,也如同这种脱轨效应的投影:趁着天下大乱,咱们赶紧撒欢。其悲剧性是肯定的,因为生活总有一天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结婚的幻想只能以男主的叛逃潦草收场。当封锁结束,电车铃声响起的时候,(借用希区柯克的理论)小说向所有读者开了枪,它在第一幕里就已经上膛。

但当读者回过头来看,却发现只有宗桢与翠远短暂的爱情,才是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最“正常”的情感;他们在“异常”的电车里“异常”的所作所为,为社会道德所不容,却在不经意间还原了人最本质的模样。在这个福柯所言的疯人院里,“正常”和“异常”像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话语,自带某种灰色幽默的气质。读者也会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究竟是当叙事者的敌人,对男女主人公施予同情;还是作叙事者的帮凶,把这段传奇定义为历史的尘埃、荒诞的闹剧。小说是说谎的艺术:隐含作者借着叙事者之口说谎,以此来挑选合格的读者。一段言情故事因此不但具备了戏剧张力,更衍生出了价值判断,故而能够上升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

        想起了纳博科夫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至少在《封锁》中,我看到了故事、教育和魔法;至于张女士能否称得上大作家,得留给文学史作评判。

Q:小说结尾提到了乌壳虫,那是对现代人的隐喻吗——油油的,滑溜溜的却没什么思想?

A:    我看的版本没有这一段,张女士在后续收录《传奇》时改动过结尾,想必她自己也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吧(笑)。毕竟《封锁》本身是一个精致奇特的爱情故事,没必要借题发挥得太远。更何况这个爱情泡沫吹起的幻觉最大,破灭的时间最短,给人的痛苦最单刀直入,再添一个“乌壳虫”当结尾,未免太绝望了。

Q:借用原文的话:“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A:   再恰当不过。

Q: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吧,以后常来玩。

A:   你的访谈稿还能写得更详细一些(笑)。

Q:感谢建议,今天有些仓促,全靠你救了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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