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兴《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16】》
【16】大革命初期一些事
一九六六年的暑假是我自记事以来过得最舒服最潇洒最惬意的暑假，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暑假作业！虽然如此，但我总觉得每天忙忙叨叨，不得一点清闲。说是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假，但每天玩乐却是真。
兴化西里七号楼是邮电部系统的宿舍，其中一单元和二单元住的都是邮电部设计院一个单位的人。在和平北路小学上学的除了我以外还有陈曙光和刘丽华。在地坛小学上学的有汪波和张连贵。我们的岁数一般大，按理说应该多有交流。然而那时候的男女界限很严重，即便是小学四年级的小屁孩，谁也不愿意与女生说话交流后被扣上一顶臭流氓的帽子。
兴化西里八号楼是交通部系统的宿舍。高景汉张琪卲丹妮都在和平北路小学四年级，卲丹妮的哥哥邵旭军在五年级。在放暑假的岁月中，没事我就和陈曙光到八号楼找高景汉张琪和邵旭军玩耍。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后，和平里一带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化工部机关大楼、林业部机关大楼、劳动部机关大楼和北京化工学院（现为北京化工大学）。这是我与小伙伴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化工学院就不用说了，我没有想到化工部林业部和劳动部这三个部机关，竟然是大门敞开，任谁都可以进去。即便有人拦着询问，你只要说去看大字报，也会畅通无阻的。
我上面说的化工部林业部劳动部等三个部机关，都在和平里一带。原来的化工部大楼，现在是国家安监总局机关大楼；原来的林业部大楼，现在是国家林业局机关大楼；原来的劳动部机关，现在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大楼。当时我最喜欢逛荡的地方就是林业部和化工大院，因为这两个地方院落空间比较大。若干年后，恰恰就是这两个地方加上北京钢铁学院（现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保留了毛泽东站立挥手的巨大雕塑像，其他的雕塑像早就被拆除了。
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各种消息，不论真的或者假的，都通过四处游荡造反的红卫兵们嘴中说了出来。而红卫兵的嘴就是那些漫天飞舞的传单和小报。
某天上午我溜溜达达来到了位于北三环和平里路口北面的北京化工学院。刚进校门，就看见主楼楼顶上面站了三个穿着黄军装的红卫兵，他们大声嚷嚷着，不知道他们要做啥。突然间，我看见他们飞起一扬，形形色色的各式传单像雪花一样从天而降。楼下的人冲过去争抢传单，我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当我拾起来一张一读，一条醒目的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李敬原终于找到了》 。
李敬原是谁？看过《红岩》小说的人都知道，李敬原是这部小说中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外面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监狱里面的车耀先官比李敬原大许多。传单上面写：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彭真倒了以后中央任命李雪峰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就是小说《红岩》里江雪琴和许云峰的直接领导李敬原。江雪琴和许云峰被国民党匪徒残害之后，李敬原为了纪念他们俩人，就取了江雪琴的雪字和许云峰的峰字，改名字叫李雪峰。说心里话，当时我还真的相信了，但后来我知道这实际上是胡说八道。
五十多年前的红卫兵小报和传单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现象。造反需要造舆论。造舆论就要有手段。牛人们可以到《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或者《北京日报》那里去夺权。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变成红卫兵后，他们的舆论喉舌就是架在他们所在领地的大喇叭或者自己印制的小报和传单。北京化工学院印制的传单名称我还记得，叫《红卫兵战报》，具体是哪个红卫兵组织的，我就记不清楚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收集红卫兵的各类小报和传单。
红卫兵组织，在一九六六年八一八领袖接见之前，仅限于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比较活跃，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同类组织，但其热闹程度远远逊于北京和上海。领袖在北京八次接见了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才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磅礴洪流，渗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肌体的各个动脉和支脉之中。
红卫兵，原来是清华附几个学生的笔名，顾名思义就是保卫领袖的红色卫兵。有的名称单单叫红卫兵，有的叫领袖思想红卫兵，有的叫井冈山兵团（比如清华大学蒯大富的那个组织），还有的叫做领袖主义红卫兵。对于领袖主义这个提法，领袖是反对的，这可从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是就可以看出来。
这里有一个细节：周安排一千五百个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是，宋某的女儿宋彬彬给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领袖并没有拒绝，还顺便询问了她的名字。当他得知眼前的女孩叫宋彬彬时，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干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爱武嘛。于是，宋彬彬第二天就把名字改成宋爱武。不知道是不是女儿的这个举动把她的老爹气得够呛？此时，又有一个傻逼男孩走过来，拽起领袖的左胳膊，欲把另外一个红袖章戴到胳膊上。领袖低头一看上面写着领袖主义红卫兵时，领袖也没有给那个傻逼男孩好脸色，只是用手挣脱开来，转身离去。那位傻逼男孩欲哭无泪，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估计那个傻逼男孩的岁数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让他痛哭去吧！
收集红卫兵小报和传单，成为那个时期我之最爱。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总结出了小报传单的散发规矩。
规律之一：上午十点至十一点是红卫兵们密集散发小报传单的时间点。因为这些宣传品的印制时间大多安排在晚间或者夜间，白天红卫兵们忙着抄家批斗，他们的时间是在流动中度过，不可能静下心来撰写刻制和印刷。
规律之二：繁华地区的高层建筑是红卫兵们密集散发小报传单的区域。对于红卫兵们来说，站在高层建筑上总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从上面飞扬下去的小报传单，散播的面更大更广，更加吸引人们的眼球。当然，那个时候并没有多么高的建筑，三层五层也算比较高的建筑了。
规律三：每次大型批斗会前是红卫兵们密集散发小报传单的时间点。一九六六年夏季直到延伸到冬季那个时期，我经常光顾的地点之一就是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夏天的大型批斗会基本放在工人体育场，冬天的大型批斗会基本放在工人体育馆。中央文革的那帮人绝对不是傻子，如果夏天放在体育馆里还不给闷死了？毕竟那个时期体育馆里没有放冷气的空调。
总结出了规律就好办，也就走了方向。于是我的足迹遍布和平里周围的四方：北到北三环，南到北京站和天安门广场，东到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西到什刹海一带。
一九六六年夏天是我的收获季节，特别是领袖八一八之后又在北京分七次接见了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的小报传单在北京的各个地点漫天飞舞，特别是在北京的大学区，尤其是北大清华北航等地方。虽然北京的大学区距离和平里比较远，但红卫兵们有个习惯动作，他们也妄自菲薄，认为他们的区域是北京的外围且影响力不如城里的影响力大。所以，大学区的红卫兵们散发小报传单也选择我上面说的那个区域，毕竟王府井天安门都在我说的那个区域之中。所以，我收集的小报传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北京那几个很有名的大学红卫兵组织的。
截止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小学毕业时，我已经收集两大木箱的各型各类的小报传单。每当我有空余时间，我就会盘腿坐在两个大箱子旁边浏览着这些带走墨香味道的纸质宣传品，徜徉在文字的海洋中。不得不说，里面不乏有一些看后铭记不忘的激扬文字，当然也有一些凑文字的垃圾。我现在可以说，抱着这些小报传单呆上几个小时，那真是一种血液澎湃的高层享受。
然而让我叹息不止的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某年，估计是一九七三年，不知是什么事情触动，让我做出了违背常理的举动，我竟然一把火把这些收藏物给付之一炬。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某些人提出搞文革博物馆的提议时，都会刺激我脆弱的神经。如果我把这些红卫兵小报传单保留下来多好，那可是文革博物馆的第一手展品呀！写到此处，我的心又流血了。
领袖纪念章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文革初期呈现出来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每一个朝鲜老百姓左胸挂着两枚像章，分别为金日成与金正日。五十年前的今天，我们的人民戴纪念章的举动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北京化工学院开始让伟大领袖挥挥手的塑像站立起来的时候，北京的人民（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不知道）也陷入争抢纪念章的漩涡之中。我的表哥是青云仪器厂的职工。青云仪器长是一家军工企业，大本营放在了北京，就在西北三环的北面，距离友谊宾馆不太远。但是生产厂家放在了汉中 —— 一个可以躲避美苏进攻的中国内地三线城市。文革爆发后，青云仪器厂的工人开始停工闹革命，顺便用制造飞机的铝材做了一批领袖纪念章。这批领袖纪念章可是凝聚了工人们的心血。我对比仍然记忆犹新。
纪念章有吃饭的小碗的碗口那么大，用蓝色的海水为底，中间是领袖的侧面像，下面是林彪的手迹：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领袖思想。在纪念章的后面，是纪念章的编号，据说一共做了一千枚，其编号自然是从一号到一千号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表哥的那枚纪念章是几号的了。由于纪念章太大，无法别在左胸，只能把它别在胸前了。
关于领袖像章，赵勃认为：他印象中最早的领袖像章出现在一九六六年的七八月份，是由国家统一发行的。一共有两种样式。一种直径在一公分左右红底金像，售价为二分钱。另一种直径大概一点五公分左右，也是红底金像。唯一不同的是，在在红底上围绕金像刻了一圈代表闪光的道道。售价贵了一两分钱，具体的他忘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在人民商场，也就是后来的隆福大厦购买的。由于当时购买的人很多，好像还是限量供应的。
赵勃认为：一九六六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北京虽然乱但运转还算正常。他上面提到的这两款像章就是在市场上唯一出售的，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前些年他还保留着，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去了。留给他的只有后悔与心疼！
我接着说我的像章经历。某个周日上午，表哥从青云仪器厂总部骑车到兴化西里的我家看望，同时向我展示了他的那枚令人骄傲无比的领袖像章。在我的要求之下，他同意让我佩戴至他离开为止。当然了，我欣喜若狂。
我记得那是夏天的七八月份，因为我穿着那时流行的海魂衫。表哥提议去安定门城楼上面逛一逛。我与俩弟弟便陪同表哥前往。硕大的纪念章在我与俩弟弟的胸膛上轮流换着戴。我们挺着小胸膛，迎接路人们那炙热的目光。因为我们从路人们的目光中，看到了惊愕与羡慕。
上午十点多，我们爬上了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的城楼群包括城楼与箭楼。箭楼挨着护城河，城楼在箭楼的南边，它们之间有围城相连，古时候可以在上面匹马或者坐轿子。
我们从城楼绕到了箭楼，极目远眺，向北方向可以看得很远很远，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高层建筑。北京一四二中学和化工部大楼算得上比较高的建筑了，毫无例外地映入我们的眼帘。绕过箭楼的十八路汽车和四路和八路电车，不时缓缓地从我们的脚下经过。
现在我想起来都心疼。如果当时领袖和周一声令下，禁止拆北京的古城楼，那么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了多么珍贵的历史遗产呀！当然其功绩也会彪炳千秋万代流传。可惜呀可惜，他们作为国家的管理者，确实是是失职的，连梁思成的眼光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在古文化古建筑的保护上，领袖和周都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民族的后悔药，是无法吃的。
当我们正在欣赏城楼远处的景色时，一个壮硕的男人走了过来。我注意到，他已经跟着我们有很长的时间了。把那个领袖纪念章给我。他用一只手指着我的胸前厉声喝道。另一之手背在身后，估计手里拿着凶器。
我们都愕然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表哥是属于那种纤弱的男孩，学习好画画好，但体育不好。如果他是孔武有力的男孩，这个男人也不会抢劫我们。表哥试图用嘴巴的功夫与他讲道理。然而，与狼打交道，不能用嘴巴，只能用武力。既然你是羸弱的一方，只能束手待毙任其抢劫了。
在表哥的命令之下，我小心翼翼地从胸前摘下了这枚稀有的像章。歹徒拿着像章扬长而去。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我看见他背后的那只手中，紧紧握着一把明晃晃的三棱刮刀。
歹徒拿了表哥的那枚领袖像章后就走了。自此，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练习武功，自作防身之用。
之后，领袖像的制作如澎湃之水任谁也挡不住。只要是有制作条件的单位，你就敞开了制作，谁都不敢阻止你，否则就要上升到对领袖的态度问题。生产塑料制品的工厂制作塑料像章；生产玻璃制品的工厂生产玻璃像章（不小心掉地下那就是政治错误有十足的风险）；生产编制制品的工厂生产编织像章；生产飞机的工厂制作铝制像章。就是离兴化西里不远的北郊木材厂也生产木头制作的像章。
我在和平里菜市场亲眼看见一哥们儿胸前戴着犹如缸底那样大的像章，只不过这枚像章不是别上的，而是吊在脖子上的。我还听说有的人为了表示对领袖的热爱，甚至把像章别在左胸的肉上，鲜血淋淋惨不忍睹。只不过我没有看到过，只是听说。最规范的像章佩戴法就是周的那种佩戴法。上面是一个条形佩戴物，上面是领袖的笔迹：为人民服务。下面是红五星，里面是领袖的侧身头像。据说这套组合的称呼叫军星和军条，是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统一制作的。文革中曾经流行过林彪像章和林彪语录，周的像章和语录从来没有流行过。是呀，党史中原来的部下领袖和林彪都成为他的上级，站住他的位置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指望周的像章和语录流行开来？那是不现实的。
物极必反。自从表哥的那枚领袖像章被抢之后，我像发疯一样收集像章。经过半个世纪萃集，本人的收藏量已经不小了。我想发财，如果一枚能够拍卖一百万，那我就成了亿万富翁。呵呵，大家不要信，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梦是美好的，但梦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只是中国梦中的一个小小的梦而已！
宋某穷的女儿宋彬彬，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在天安门城楼上给领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对于红卫兵这个新生组织来说，这在当时的一件特别大的事件，因为关系到领袖本人对于红卫兵组织的态度。好在领袖没有拒绝戴红卫兵袖章，似乎也表明他对于红卫兵组织是持支持态度的。
第二天的《北京日报》大字套红登载领袖的照片。虽然当时家里生活比较艰难，但我还是说服父母订了一份报纸，我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赶时髦。我注意到领袖戴的红卫兵袖章是红底黑字。若干年后我看了一个材料，说是领袖当时戴的袖章两头没有连上，只是一块红布，上面印制了红卫兵三个字，而不是后来的那种圆筒型。
红卫兵的红袖章，是文革初期特别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一个时代标志。因为领袖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北京的红卫兵。
红卫兵正式出现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是清华附中的几个人发起的。这几个孩子认为领袖是红司令，我们是保卫红司令的卫兵，于是他们写大字报的笔名就是红卫兵。不知咋回事，他们几个到了圆明园，在圆明园的废墟之上提议成立红卫兵，而且获得大家的通过。之后，他们中的一个善于作假的人把领袖题词的笔迹摘抄了几个字组成了红卫兵三个字。据这个人回忆，红字是红旗杂志的红，衛字是卫生部的卫，兵字他记不清楚从哪里拼凑出来的。他的三个字组合真是天衣无缝，就连聪明的周和江都没有看出来，以为还是领袖的亲笔题字呢！那个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
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放暑假后，我戴的第一个红袖章就是黑字袖章。那个时候在红卫兵界有个说法，左臂戴黑字红底袖章的是老红卫兵，简称老兵，而戴黄字红底袖章是新加入红卫兵的人，在气势上矮老兵一头。我的的确确不是老兵，但我参加的那个组织的领导却标新立异，故意用黑字镌刻红卫兵三个字，以显示这个组织大与众不同。该组织的创立者就是我前边提到了和平北路小学六年级的那个男生，名震遐迩的刘青。
刘青创立红卫兵组织之后，我与林晓林高景汉张琪陈曙光一起加入进去。大致时间是在八月上旬，也就是领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的一段时间。因为八一八接见之后，全国立马形成了大串联的高潮，刘青组织我们出去串联，说去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大家一起登上宝塔山饮入延河水。那时候确实很向往。若干年之后我到延安看到了脏兮兮的延河水，庆幸幸亏没有饮入延河水。如果饮入了，不拉肚子才怪！所以，根据上述情节，我判定我们几个人加入刘青那个红卫兵组织的时间是八月上旬。
我戴的第二个红卫兵袖章是井冈山兵团这个组织的袖章。那是刘青改旗易帜，他的组织被地坛二小的一个叫大冬瓜人重组了。据说井冈山兵团是当时东城区的一个联盟组织，具有一定的实力。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换袖章时我还挺失落。领袖支持的是红卫兵组织，没想到，到头来我又变成了井冈山兵团的一员。刘青的一番话打消了我们的顾虑，让我们茅塞顿开。刘青说道：井冈山兵团也是红卫兵组织。目前北京城内最牛的红卫兵组织就是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虽然我们这个井冈山兵团不是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但别人还以为我们的组织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一个分支呢？于是，我在小学的五年级阶段，成为以大冬瓜为首的井冈山兵团的光荣一员。
我曾经戴过的那两个袖章，即红卫兵袖章和井冈山兵团袖章，没有保留下来。这是我感觉特别遗憾的事。我估计高景汉张琪林晓林也没有保留五十年前的文革文物吧！
大冬瓜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姓什么我记不清楚，但他名字的后两个字好像叫卫东。我与他有过两三次近距离接触，均是陪同刘青到地坛北门的和平里二小去觐见的。据说大冬瓜家境贫困，曾经在地坛公园与一位武林高人学过武艺，会些三猫两爪的功夫。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在安定门大街与和平里一带比较有名（当然是恶名）。趁文革爆发的契机，他拉起了杆子占山为王，成为和平里一带的一股造反势力。
我参加大冬瓜井冈山兵团印象最深的一次行动，是到安定门内第六人民医院执行一次救援任务，后面我还要提及。红卫兵袖章情节，是我五十年后仍能回忆起且记忆深刻的情节。毕竟我曾经戴着它，冲杀在文革的第一线。我想等我三十年后去阴曹地府的时候，我让我儿子做一个红卫兵袖章，我戴着它进入天堂或者地狱，以圆我的一个红卫兵情节梦！
说完了标语小报、领袖像章和红卫兵袖章后，我还想说一说人们的吃与穿。当然我所描绘的是我在一九六六年暑假期间的所见所闻，因为这段时间的吃穿，特别能体现文革的特征。
一个时代的政治运动肯定会打上一个时代的烙印。文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运动。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唯一能够与其媲美的，是斯老大搞的那次肃反运动。前苏联的肃反死了多少人？中国的文革又死了多少人？其实百度一下很简单，一百即明。在此我就不赘述了。
先说那时候的吃。从解放到文革前，中国人虽然吃的不好但应该说有的吃。胡适在从南京飞台湾之前告诉他的同事和学生三句话，这是大陆解放前一些知识分子选择去向的标准。去苏俄，又吃的，没自由；去美国，有吃的，有自由；留大陆，没吃的，没自由。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我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某个阶段。我觉得胡适说得不对。
关于自由的话题太沉重。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即便要自由，也应该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自由。由于话题敏感，咱就不说了。我只想驳斥胡适的话：解放后到文革爆发前的那段时间，我和我的家人的确有吃的，虽然吃的不好但我们没有被饿死。
家里的粮票按人口发放，这是绝对不用愁的。关键是不够吃，原因在于家里四个孩子中有三个是如狼似虎的男孩子，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弟弟。为了吃饱，妈妈就用细粮票去换粗粮票：一斤细粮票可以换一斤二两至一斤半的粗粮。细粮票可以买米和白面，粗粮票可以买棒子面和高粱米。那时肚子里没有油水，除了节假日家里基本不吃肉。
为了把粗糙的棒子面送进肚子里，我就到蒋宅口的马路边买一角钱一堆的辣椒。择菜并洗干净后炒上一大锅，多放些盐和酱油。窝头就着辣椒吃起来挺香。特别说一句，那时候没有转基因，所以地上长出来的辣椒比现在的辣椒辣多了。
文革爆发那个时候虽然家里有的吃，但确实吃不好也吃不饱，所以我的个头在小时候长个儿的时候没有撑起来，一米六九的个头让我羞耻到现在。
我再说说穿的话题。领袖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暑假期间，北京兴起了穿军装的风潮。老兵们偏好五五式的军装，军队改装后的战备绿是老兵们的第二选择。由于那个时候天气太热，老兵们多穿一件黄军装和黄军裤，不戴军帽也不扎军用皮带。但是他们肯定不穿短裤，也很少穿凉鞋，老兵中的女孩子绝对不穿裙子，哪怕当时的天气多么燥热。
而我家，则与普天下的老百姓一样，家里没有军装，只有补丁落补丁的大裤衩和当时实行的海魂衫。家里我是老大，所以我占便宜，妈妈给我买新衣服，我穿小了或者穿旧了就给大弟弟。大弟弟穿破了就给小弟弟。我最小的弟弟是穿着破衣服长大的。真的难为他了。
那时候的电影对我产生的影响特别大。我的穿着刻意按照我的想象并比照电影中的人物来修正自己的穿衣理念。我曾经看过《地道战》。影片中的游击队长高传宝喜欢把一件衣服披在身上，显得特别有别样味道。当我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梁音扮演的一排长用笛子指挥骑马奔来的一班长。我发现一班长脚下登着一双高筒马靴，也显得特别有气派。这才是威武的男人呀！
于是我照猫画虎。我把我唯一的一件秋天的长袖衣服找出来，我把爸爸冬天穿的高腰黑皮棉靴找出来。大热天的，我顶着火辣辣的焦灼太阳，把秋天的那件长袖衣服披在身上，穿着大棉鞋，在楼前楼后和兴化西里楼区中到处转悠，哪里人多我就去哪里显摆自己的穿着，不知被多少个女孩子白过眼，不知被多少个大妈大婶骂过神经病。我脸上的汗珠如山泉一样滴滴流下来，湿透了我的内衣，我的脚上都是汗水。然而，我照例乐此不疲地转悠，似乎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乐趣。这身行头，我可是穿了一周的时间，差点弄一个虚脱。
